88年我娶了大队离过婚的女会计，洞房夜她关灯说：我有个秘密要说

结婚那天是腊月十八，天冷得厉害，屋檐下的冰凌挂了一尺多长，在日头底下晶晶亮地往下滴水。我穿了一身藏青的中山装，口袋里揣着两盒大前门，见人就递烟。院子里摆了六桌，都是本家亲戚和村里的老少爷们。酒是散装的粮食酒，用大陶盆盛着，上头漂着几粒枸杞。

新娘子叫周玉英，是大队的会计，今年二十九，比我大四岁。她离过婚，没有孩子。光这一条，就够村里人嚼半年舌根。可我不在乎。

人是我娘托媒婆陈婶去说的。陈婶回来的时候，我娘正蹲在灶前添柴，锅里炖着一只老母鸡。陈婶说玉英应了，也没提什么要求，就说想踏踏实实过日子。我娘听完，手里的柴火棍子在地上戳了又戳，半晌没说话。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我爹走得早，我娘一个人把我和我弟拉扯大。我弟去年考上省城的师范，家里就剩我们娘俩。我二十六了还打着光棍，在砖窑厂抡了五年大锹，黑得像块炭。村里同龄人的孩子都会满村跑了。我娘嘴上不说，夜里我起夜的时候，常看见她屋里的灯亮到后半夜。

玉英是城里下放的知识青年，后来在公社里当了会计，一直没回去。她男人是公社供销社的，前年跟她离了婚，据说是男人外头有人了。离婚在当年是泼天大的事，玉英硬是挺了过来，照常上班，照常算账。我见过她几次，在公社的院子里，她穿着藏蓝的涤卡上衣，头发在脑后拢成一个髻，面容白净，腰板笔直。

有一回，砖窑厂发工钱，我去信用社存钱，正碰上她在柜台前头核对账目。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跟炒豆子似的。我站在后头等，她把一摞账本翻来覆去对了三遍，最后签上字，抬头看见我，笑了一下，问：“存钱啊？”

我当时紧张，支吾了一声，她也就不多问，起身让我。我至今记得她身上有股淡淡的肥皂味，干净得像是刚浆洗过的白布。

结婚前我娘跟我交底：“儿啊，娘知道你委屈，可咱家这条件，能娶上玉英这样的，是烧了高香。她是离过婚，可人家有工作，有文化，嫁给你不图啥。你要是心里过不去，现在反悔还来得及。”

我摇头，说：“娘，我不委屈。我稀罕她。”

我娘看我一眼，背过身去擦眼睛。

新婚夜闹洞房的人散了之后，已经快十一点了。红烛点着，满屋子的喜气还没有散尽，地上落了花生、红枣、桂圆籽。我送走最后一拨人，站在院子里透了口气。天冷，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心里却热腾腾的。我抽了根烟，把大前门抽到烟屁股才回屋。

玉英坐在炕沿上，大红棉袄还没脱，手搭在膝上。见我进来，她抬头看了我一眼，眼里有光，又很快低下去。我走过去，挨着她坐下，手不知道往哪儿放。

屋里静得能听见炉子里煤块塌下去的声音。

过了好一会儿，她开口说：“把灯关了吧。”声音很轻，像一片落在水里的叶子。

我起身去拉灯绳，屋里黑下来，只有炉火从铁皮缝里透出暗红的光。我回到炕上，正要把手搭上她的肩，她轻轻推开我，说：“先别急。我有个秘密要说。”

我的心紧了一下，还是“嗯”了一声。

她没有马上说话，黑暗中她的呼吸有些急促，过了大约半袋烟的工夫，她才开口：

“我离过婚，这个你知道。可真正的原因是，我不能生孩子。”

我的脑子里“嗡”了一下，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敲了一记。

她继续说：“跟他结婚四年，一直没怀上。我们去县医院查了，是我的问题。他家里天天逼，他也不再回家，后来就跟供销社的女售货员好上了，跟我提离婚。我什么都没要，净身出户。本来不打算再嫁，怕害了别人。可你娘托陈婶来，陈婶把你夸得像朵花，我寻思着，还是得当面把这事说清楚，不能坑了你。”

她的手在黑暗中微微发抖。我摸索着，把她的手抓过来，攥在掌心。她的手凉得像块铁。

我一时说不上是什么滋味，只觉得胸口堵得厉害。想说什么，喉咙却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

过了很久，我说：“我知道了。”

她等了一会儿，见我没有下文，把手慢慢从我手里往外抽。我攥得更紧了，说：“玉英，你听我说。”

她不动了。

“我娶你，不为生孩子，就为跟你过日子。你是个好女人，我打心眼里敬你、稀罕你。孩子的事，能生就生，不能生，也不碍事。我娘那里，我去说。”

她没说话，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吸了吸鼻子，声音有些哑：“你娘就你一个儿子。”

我说：“还有我弟呢。传宗接代的事，让他去。你跟着我，我要让你过上好日子。”

她的肩膀一抖一抖地动了起来，我知道她在哭，但强忍着不出声。我伸出胳膊，把她搂进怀里，她身子僵了一下，慢慢地软下来。她的眼泪渗进我的衣服里，热乎乎的。那一夜，我们就这样坐着，把一辈子的账都算了个明白。

婚后的日子，没有我预想的那么艰难，但也绝不是一帆风顺。玉英在公社上班，每天早出晚归。我在砖窑厂抡大锹，一天下来浑身跟散了架似的。回到家，她有时已经做好了饭，等我。有时候我回得早，就把饭做好，等她。我们的日子像门前那条小河，不紧不慢地流着，没有大波大浪，却自有它的味道。

最难的是我娘那一关。

玉英不能生育的事，我是在婚后第三天跟我娘说的。那天早上，玉英去上班了，我娘在院子里晾衣服，我走过去，鼓足勇气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

我娘手里的湿衣服“啪嗒”一声掉进盆里，水花溅了我一裤腿。她转过头，盯着我，眼神像一把刀子：“你说啥？”

“玉英不能生育。”

我娘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嘴唇哆嗦了好一阵，才挤出一句话：“她……她这是骗婚！”

我赶紧说：“娘，她没骗婚。结婚前她就跟我说了，是我愿意的。”

我娘往后退了一步，扶着晾衣绳，像是站不住了。我怕她摔倒，上前扶她，被她一把推开。

“你愿意？你拿什么愿意？你是老赵家的长子，你爹走得早，我拼死拼活把你拉扯大，就盼着你有后！你倒好，娶个下不了蛋的母鸡回来，你让我怎么对得起你爹的在天之灵？”

我娘的哭骂声惊动了隔壁。我压着嗓子说：“娘，你小声点，让人听见。”

“我就是要让人听见！我憋屈！我老婆子一辈子的心血，白费了！”

我只觉得心口一阵阵地疼，知道她一时接受不了。我站在那里让她骂，等她骂累了，坐在地上哭，我才把她扶起来，说：“娘，你听我说。玉英是个好女人，她不是故意的。我娶她，看中的是她这个人。你要是心里有气，冲我来。”

我娘抬起泪眼看着我，嘴唇动了动，什么也没说，站起来踉踉跄跄地回屋了。

从那天起，我娘和玉英之间就有了隔阂。玉英早晨起来做饭，我娘不吃，说嫌恶心。玉英给她端水，我娘不接，说受不起。玉英也不恼，该做什么做什么，只是话少了，笑容也少了。

我知道玉英心里苦。有一天夜里，我翻身起来，发现她被窝空了。我披上衣服出去找，看见她蹲在院子里，一个人，脸埋在膝盖里哭。风从山上刮下来，把院子里的梧桐树吹得哗啦啦响。我走过去，蹲在她旁边，把她抱住。

她说：“大庆，我要不搬去公社住吧。你娘见了我心里难受。”

我说：“不行。这儿是你的家。我娘心里有坎，总会过去的。你走了，这个家就散了。”

她靠在我怀里，好半天才“嗯”了一声。

那之后，我做了个决定。我在砖窑厂跟厂长说，除了白天上班，晚上再加一班。厂长说你这身子骨受不了。我说年轻人有的是力气。其实我想的是，多攒点钱。我想，没有孩子，我们就得把日子过得比有孩子的人更好。我想给玉英盖三间大瓦房，让她住得亮亮堂堂的。

玉英知道了，死活不让我加夜班，说人不是铁打的。我不听，她就坐在桌前算账，说：“我一个月工资四十八块，你一个月六十二块，加上夜班费也就多十几块。为了这十几块钱把身子熬坏了，不值当。”

我说：“我想多攒点。”

她说：“日子不是靠熬命过的。大庆，你要真为我好，就平平安安地回来。”

我看着她的眼睛，心里一酸，说：“好，我不去了。”

后来我才知道，那阵子她也在背地里省钱。她把早饭从两个白面馍换成一个，就着咸菜喝口开水。我是在一个月后偶然发现的。那天我翻她记账的本子，上面一笔一笔记着支出，伙食费那一栏，每个月都少得可怜。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轻描淡写地说：“我胃不好，吃不了太多。”

我打开橱柜，看见半袋子白面原封不动，半袋子小米也满满的。我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我站在灶前，看着自己吃了一个月的白面馍，心里跟刀割一样。

那天晚上，我没有吃饭。我蒸了一大锅白面馍，端到桌上，把玉英叫过来坐下。我跟她说：“玉英，你听好了。我赵大庆娶了你，就是要跟你一起过好日子的。你要是再背着我省嘴里的粮，我就把这锅馍全扔到粪坑里。”

她看着我，眼圈红了，说：“我……我就是想给家里省点。”

“省什么省！没孩子，我们俩就更得吃好的、穿好的，把日子过舒坦了。你要是不吃，我也不吃。”

说完我拿起一个馍，掰成两半，递了一半到她嘴边。她愣了一会儿，接过去，小口小口地咬着，眼泪掉在馍上。

从那天起，我们再没为省粮的事红过脸。但我娘对玉英的态度，依旧没有松动。

过了年，开春的时候，我弟放假回来了。他叫赵大成，比我小五岁，在省城师范读大一。他回来那天，我娘高兴得跟过年似的，杀了一只鸡，炖了一大锅。吃饭的时候，我娘一个劲儿往我弟碗里夹肉，玉英坐在旁边，端着碗，默默地吃咸菜。我弟看了，把碗里的鸡腿夹给玉英，说：“嫂子，你吃。”

玉英忙推辞：“大成，你吃，你在外头上学辛苦。”

我弟说：“嫂子，你在家操持，比我还辛苦。听我哥说，你为了省钱，连早饭都不好好吃。你要是不吃这个鸡腿，我以后都不好意思回家了。”

我娘的脸色不太好看，筷子在碗里戳了几下，没说话。玉英看了我娘一眼，把鸡腿放回我弟碗里，说：“娘，你看大成，会疼人了。”

我弟又把鸡腿夹到我娘碗里，说：“娘，你尝尝，嫂子炖的鸡，可香了。”

我娘没说话，闷头扒饭，可我看得出来，她吃鸡腿的时候，脸色缓和了些。

我弟在家住了十来天。他回来，家里有了些生气。他爱说爱笑，脑子活络，跟玉英也说得来。俩人常常坐在院子里，聊省城的事，聊公社的事，有时候还下两盘象棋。我娘在屋里做针线，听着外头的笑声，脸上的表情复杂得很。

有一天晚上，我弟跑来找我，说：“哥，有件事我得跟你说。”

我们哥俩坐在村后头的晒谷场上，没有灯，只有满天的星星。我弟说：“娘跟我说了，嫂子不能生育。她让我劝你离婚，再找一个。”

我心头一紧，问：“你怎么说？”

我弟笑了笑：“我说，嫂子是我见过最好的女人。我哥能娶到她，是福气。孩子的事，我来给赵家传后。再说，这都什么年代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那套早过时了。我读了这么些年书，要是连这点道理都拎不清，书就白读了。”

我看着这个比我小五岁的弟弟，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暖意。他长大了。

“哥，你踏实跟嫂子过。娘那边，我会慢慢劝。她就是心里有个老观念，不是真的讨厌嫂子。你多体谅体谅她，她也不容易。”

我点头：“我知道。”

我弟回学校那天，玉英给他装了一袋子白面馍，还有两瓶咸菜。我娘站在门口，一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小路尽头，才转身回屋。

玉英把门前的土扫得干干净净。我走过去，说：“大成懂事了。”

她“嗯”了一声，眼睛有些湿润。

日子一天天过去。一九八九年秋天，公社改制，玉英这个会计的岗位也面临重新安排。她每天心事重重的，晚上趴在桌上算账，算来算去，眉头越皱越紧。我问她怎么了，她说上面的账目有些对不上，有人想在这节骨眼上动手脚，把她推到前面顶锅。

我说：“那不行，这又不是你的错，凭什么你顶？”

她摇摇头：“有些事说不清楚。我要是不签，就是对抗上级；签了，出了事就得我担着。”

我虽然不懂那些门道，但我知道一个理：不能让她被人欺负。

我找到我那个在县里当科长的老同学，打听了一下情况。老同学说，这起账目的事牵涉到公社的副书记，想找人垫背。玉英只是个会计，无权无势，最容易被推出去。

我回来跟玉英说，让她把账目一笔一笔都抄下来，保留好证据。她有些犹豫，说这是原则问题，不能走偏门。

我说：“这怎么是偏门？这是保护你自己。他们要坑你，你就得提前防备。你没做亏心事，就不用怕。把证据留好，真要闹起来，咱去县里、去市里，我不信这天底下没有讲理的地方。”

她看着我，眼里有了光。那天晚上，她把三年来的所有账本都翻出来，连夜对了一遍，把有疑问的地方全都抄在一个本子上，锁进嫁妆箱的最底层。

后来，事情果然闹了起来。副书记找她谈话，让她在几张单据上签字，她没答应。第二天，上面就来了人，把她的办公桌翻了，账本抱走。玉英被停职了。那阵子，她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人也瘦了一圈。我每天从砖窑厂回来，不管多累，都去公社门口等她，然后陪她走那五里山路回家。

有一天，下着大雨，我到了公社门口，没看见她。传达室的老头说她被叫到县里问话了。我二话没说，借了辆自行车，顶着雨往县里骑。雨大得跟瓢泼似的，豆大的雨点打在身上生疼。骑到半路，车链子断了，我推着车跑了十几里地，最后在一家招待所找到了她。

她看见我的时候，愣了一下，然后扑过来抱住我。她浑身冰凉，头发贴在脸上，嘴唇发白。我把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身上，说：“走，回家。”

她摇摇头，说：“他们不让我走，说问题还没说清楚。”

我说：“那咱就等着，哪儿也不去。我陪你。”

我们在招待所坐了一夜。玉英靠在我肩上，慢慢地说：“大庆，要是我丢了工作，你会不会嫌我拖累你？”

我说：“胡说什么呢。工作丢了就丢了，再找。实在不行，我养你。我要让你知道，你嫁给我，不亏。”

她笑了笑，眼睛湿湿的：“我知道。从我嫁给你那天起，我就知道。”

天快亮的时候，她靠着我的胳膊睡着了。我看着窗外渐渐发白的天色，心里盘算着，如果这关过不去，我就去跑运输。村里有辆旧拖拉机，我可以学了开。日子总得往前过。

后来，事情有了转机。我那个老同学帮忙把玉英整理的证据递到了县纪委。没过多久，那个副书记被撤了职，玉英恢复了工作。她回到公社那天，传达室的老头都竖起大拇指，说：“周会计，你硬气。”

玉英笑了笑，没说话。

经过这件事，我娘的态度终于有了些变化。有一天晚上，玉英下班回来，看见桌上放着一碗热乎乎的红糖鸡蛋。我娘坐在炕上纳鞋底，头也不抬地说：“吃了吧，补补身子。”

玉英愣住了，站在那里不敢动。我推了她一下：“娘给你做的，快趁热吃。”

她端着碗，坐到我娘身边，轻轻叫了声：“娘。”

我娘“嗯”了一声，说：“别光叫，吃。”

玉英低着头，一口一口把鸡蛋吃完。我娘始终没有抬头，手里的针线活也没停，可我看得见，她的针脚乱了。

那天夜里，玉英在被窝里哭了。她说：“大庆，你娘总算认我了。”

我说：“她早就认了，就是拉不下脸。你慢慢看，往后会越来越好。”

果然，过了几天，我娘蒸了馒头，特意多蒸了几个，给玉英留的。她说：“食堂的饭没油水，你带着去，中午热热吃。”玉英接过来，笑着说：“谢谢娘。”我娘板着脸：“谢什么，一家人还说两家话。”

日子眼看着往好处走，可老天爷偏偏不让人消停。

一九九零年夏天，我娘在院子里洗衣裳，起身的时候突然栽倒在地。我正好回来，赶紧把她背到公社卫生院。医生说是脑血栓，得赶紧送到县医院。玉英请了假，陪我把我娘送到了县里。住院的钱不够，玉英二话没说，把她的嫁妆箱里的一个银镯子卖了，凑了医药费。

我娘在病床上躺了二十天，玉英白天回公社上班，晚上就到医院守夜。她给我娘擦身子、喂饭、翻身、换衣裳，样样都干。我娘起初不说话，后来慢慢会跟她说两句了。

有一天晚上，我娘拉着玉英的手，说：“英啊，娘以前对不住你。”

玉英摇头：“娘，你说什么呢。你是我娘，我伺候你是应该的。”

我娘的眼睛湿润了，说：“我算看透了，亲闺女都未必能这样。你比亲闺女还亲。咱赵家能娶到你，是祖上积德了。”

我站在病房门口，听见这话，鼻子一酸，悄悄退了出去。

我娘出院后，半边身子不太利索，走路要拄拐。玉英把家里家外全包了，还要上班，还要照顾我娘。我白天在砖窑厂上工，晚上回来帮她。我娘心疼我们，总说：“你们别管我，我自己能行。”可她的身子，离不了人。

有时候，玉英累得坐在灶前烧着火就睡着了。我不忍心叫醒她，把饭做好，再轻轻把她抱到床上。她醒过来，说：“我怎么睡着了？还没给你做饭。”我说：“饭好了，起来吃。”她揉揉眼睛，笑了。

那一年，我娘过了六十大寿。我们请了亲戚，摆了三桌。我娘坐在中间，穿了玉英亲手做的新衣裳，红光满面。吃饭的时候，她拉着玉英的手，说：“我这辈子，最对不住的就是我这个儿媳妇。她对我的好，我死了都还不清。”

玉英说：“娘，快别这么说。你长命百岁，我们一家人都好好的。”

我弟也从省城赶了回来。他师范毕业了，分配到了县里的中学教书。酒桌上，他给我和玉英敬酒，说：“哥，嫂子，这些年辛苦你们了。特别是嫂子，你为这个家做的，我都记着。”

玉英笑：“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那天晚上，我喝多了，趴在桌上哭了。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哭，可能是想起了这几年的不容易，也可能是高兴。玉英把我扶回屋，给我脱了鞋，用热毛巾给我擦脸。我拉着她的手，含糊地说：“玉英，我爱你。”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眼睛红红的：“我知道。睡吧。”

我是在第二天早上醒来，看见她坐在炕边，手里拿着一件纳了一半的鞋底。阳光从窗户里照进来，落在她的脸上。她的眼角已经有了细细的纹路，可我觉得，她比结婚那天还好看。

日子就这么过着，不紧不慢。我后来从砖窑厂出来，跟着村里的运输队跑车。考了驾照，开上了大货车，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块钱，比在砖窑厂强多了。玉英还在公社当会计，她账算得好，后来调到乡政府，还是管钱。我们攒了钱，把老房子翻新了，盖了五间大瓦房，还买了个黑白电视机。每天晚上，我娘坐在炕上看电视，玉英在旁边做针线，我坐在地上擦车零件。屋里的灯光昏黄而温暖。

有时候，夜里躺在炕上，玉英会问我：“大庆，你后悔吗？”

我说：“后悔什么？”

“后悔娶了我。没有孩子，你这一辈子的香火就断了。”

我把她搂过来，说：“我这一辈子，最大的福气就是娶了你。孩子算个球。你比我见过的所有女人都好。我赵大庆要是有下辈子，还娶你。”

她就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像挂在树梢上的月亮。

一九九五年，我娘的病又犯了，这一次，她再也没有醒过来。她走的时候，很安详。玉英和我弟守在她床边。她最后拉着玉英的手，气若游丝地说：“英儿，下辈子……你还做我儿媳妇。”

玉英泣不成声，点头：“娘，下辈子，我还做你儿媳妇。”

我娘走后，玉英大病了一场。那几天，她高烧不退，迷迷糊糊说胡话。我守在她床边，三天三夜没合眼。医生说可能是过度劳累，加上悲伤过度，身体垮了。

她醒过来那天，看见我趴在床边睡着了，手摸着我的头，把我摸醒了。我抬头看她，她眼里有泪，说：“大庆，你瘦了。”

我说：“你吓死我了。”

她笑了，声音虚弱：“我没事。我还要陪你过到八十岁呢。”

我握着她的手，把脸埋在她掌心，眼泪涌了出来。

我弟结婚那天，玉英忙前忙后，操持得妥妥帖帖。我弟妹是个小学老师，人长得周正，性子也好。婚礼上，我弟妹给玉英敬茶，说：“嫂子，大成跟我说了，这些年家里全靠你。你是我们赵家的大功臣。”

玉英笑着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弟和我弟妹后来生了一儿一女，我娘在地下也瞑目了。每逢年节，他们带着孩子回来，玉英乐得合不拢嘴，给孩子们包红包，买新衣裳。孩子们围着她叫“大妈”，她高兴得像自己当了奶奶一样。

有一次，我弟妹悄悄跟我说：“哥，嫂子要是不嫌弃，等两个孩子大些了，让一个过继给你们？”

我把这话告诉玉英，她愣了一下，然后摇头：“人家的孩子，怎么能要。你弟他们自己还要呢。再说，我们俩，够了。”

我说：“你真不想要个孩子？”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年轻的时候想，后来不想了。这辈子能跟你踏踏实实过，我就知足了。”

二零零三年，乡政府精简机构，玉英办了内退。她忙了半辈子，终于清闲下来。我们在院子里种了菜，养了鸡。每天早起，她扫院子，我劈柴，然后坐在大枣树底下喝茶。夏天的时候，太阳从树叶缝里漏下来，一地碎金子似的光斑。

“大庆，等我们老了，回村里住，把房子翻修一下，种满花。”她说。

“好。”

“你开车，我算账，咱们去远点的地方看看。我还没见过海呢。”

“好。我带你去看海。”

二零零八年，我六十四岁，玉英六十八。那年冬天，她查出了乳腺癌。

我拿到诊断书的时候，手抖得拿不住那张薄薄的纸。玉英倒是平静，说：“该来的总会来。”

我说：“治，花多少钱都治。”

她摇头：“大庆，我们攒的钱，不多了。”

“把房子卖了，也得治。”

她看着我，眼里的光暗了暗：“都这把年纪了，算了。”

我吼她：“算什么算！你说过要陪我活到八十岁的！你不能说话不算数！”

她低着头，不说话了。

那天晚上，我们并排躺在炕上，谁也没有开口。月光从窗户里洒进来，落在她的白发上。我侧过头看她，她也转过头看我。我们相视一笑，眼里都有泪光。

“大庆，这些年，你后悔吗？”她又问。

我握住她的手，还是那句话：“下辈子，还娶你。”

手术那天，我在手术室外等了六个小时。我弟和我弟妹都来了，劝我别紧张。可我的手心里全是汗。我想起很多年前，她蹲在院子里哭的那个夜晚，想起她端着红糖鸡蛋坐在我娘身边叫“娘”的样子，想起她算盘打得噼啪响，想起她在大雨里扑进我怀里。

手术很成功。她醒过来第一句话是：“大庆，我没食言吧？”

我攥着她的手，使劲点头。

康复期很长。我每天给她熬粥、炖汤，扶着她去院子里散步。她走不动了，我就背着她。她趴在我背上，轻声说：“大庆，我这辈子，值了。”

我说：“还没完呢。等你好了，我带你去看海。”

她笑了，气声微弱：“好。看海。”

二零零九年开春，她身体好些了，我借了辆车，带她去了青岛。她这辈子头一回见到大海，站在沙滩上，海风吹起她的围巾。她仰起脸，笑得像个孩子。

“大庆，这海真大呀。”

我站在她身边，说：“嗯，真大。”

她转过头看我，眼角的皱纹被海风抚平了些：“谢谢你。”

“谢什么。”

“谢谢你当年不嫌弃我。”

我把她揽进怀里，轻声说：“我赵大庆这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娶了你周玉英。下辈子，我还去公社门口等你，看你算账，听你把算盘拨得噼啪响。”

她靠在我怀里，笑着流泪，说：“好。下辈子，我把那个秘密，第一个告诉你。”

海风很大，浪花一层一层地涌上来，打湿了我们的鞋。

我们没有孩子。

可我们拥有了彼此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