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和王安石：政敌也可以是君子

公元1067年，不到二十岁的宋神宗赵顼坐上龙椅，抬头一看——国库空了。

年轻的皇帝想干点大事。他找来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王安石，又找来写了半辈子史书的司马光。一个说“得变法，得开源”，一个说“得节流，得守祖宗规矩”。

两个人吵得不可开交。

但你大概想不到，就在几年之前，这两个人还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一

宋仁宗嘉祐年间，王安石应包拯之邀入京做群牧司判官，跟司马光、吕公著、韩维成了同事。四个人关系好到什么程度呢？史料记载是“同在从班，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简单说就是天天混在一起，别人根本插不进来。

当时的人管他们叫“嘉祐四友”。

等等，我想想——王安石这个人吧，脾气是真犟。有一次包拯设宴请大家喝酒，司马光不爱喝但碍于面子勉强喝了两口，王安石呢？从头到尾一滴不沾，包公也拿他没办法。这人还不爱洗澡，身上甚至能长出虱子来，朋友们只能强行拉他去洗，换了他的脏衣服他穿上就走，根本没发现衣服被换过。

就这样一个人，司马光居然还跟他玩得好。王安石写了首《烘虱》诗，司马光还专门写了首《和王介甫烘虱》来和。这俩人，也算是臭味相投了。

1061年，司马光的堂兄去世，墓表就是请王安石写的。同年王安石给司马光升职写诏书，夸他“操行修洁，博知经术”“行义信于朝廷，文学称于天下”。司马光对王安石的评价更高：“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才高而学富，难进而易退，远近之士，识与不识，咸谓介甫不起则已，起则太平可立致，生民咸被其泽矣！”

翻译一下就是：王安石这哥们儿太牛了，不出山则已，一出山天下太平。

谁能想到，后来这俩人会成为北宋政坛上最大的死对头。

二

问题的根子出在钱上。

宋神宗即位后发现，朝廷是真没钱了。司马光分析过原因：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还得给契丹和西夏年年送岁贡。他主张节流——少花钱。王安石的主张正相反——得开源，得多收钱。

神宗选择了王安石。

变法开始了。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一条接一条推出来。司马光一开始倒也没全反对，直到青苗法出来。青苗法说白了就是官府在青黄不接的时候给农民放贷，收点利息。想法挺好，但到了地方上全变了味儿——变成了强行摊派。司马光曾在京城近郊做了个试验，让百姓自愿借贷青苗钱，结果没一户肯借。

司马光急了。他写了封四千多字的长信给王安石，劝他收手。

这封信就是著名的《与王介甫书》。信中司马光说：“光不才，不足以辱介甫为友，然自接侍以来十有余年，屡尝同僚，亦不可谓之无一日之雅也。”先叙旧情，再说正事。他指责王安石“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说新法搞得“士大夫在朝廷及自四方来者，莫不非议介甫，如出一口；下至闾阎细民、小吏走卒，亦窃窃怨叹”。

王安石回了一封信，就是那篇入选中学课本的《答司马谏议书》。信里说“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所操之术异故也”——咱俩好这么久，但走的道儿不一样。然后逐条批驳，最后撂下一句“如曰今日当一切不事事，守前所为而已，则非某之所敢知”。

书信往返了三次。王安石“大惭欲怒，则不敢答书，但言道不同而已”。

道不同，不相为谋。

三

但有意思的是——这俩人虽然政治上水火不容，对彼此的人品却从没说过一个不字。

有一次宋神宗问王安石：你觉得司马光这人怎么样？王安石竖起大拇指，说他是世间少有的忠臣。反过来问司马光，司马光的回答如出一辙。

王安石推行变法时用了吕惠卿、曾布、蔡京这些人——后来证明人品都有大问题。司马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私底下找到王安石说：“介甫啊，你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啊？”王安石不以为意：“新法初行，先用有才干的，等法成了再换德才兼备的。”司马光摇头：“君子难进易退，小人易进难退。你现在让他们得势，以后想除掉他们？晚了！”

王安石没听进去。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了——吕惠卿在王安石罢相后翻脸不认人，差点把王安石整死。蔡京更是成了北宋灭亡的罪魁祸首之一。

司马光说的，全应验了。

就算这样，司马光也从没在背后对王安石使过绊子。王安石也始终认为司马光“实为君子也”。

1084年，王安石变法失败，退居老家，两年后郁郁而终。司马光在朝中听到消息，潸然泪下。他上书朝廷，建议给王安石厚葬，理由是——不能让那些势利小人借机诋毁他。

一个是变法的急先锋，一个是反对的旗手。朝堂上争得你死我活，私下里却互相敬重。王安石夸司马光是“国之栋梁”，司马光说王安石“没有私心”。

他们争的是国事，敬的是人品。

现在回头看，这种“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尊重你这个人”的风度，在今天的舆论场里，好像越来越稀罕了。打开手机，满屏都是站队、拉踩、人身攻击。你支持A，你就是B的敌人；你质疑C，你就是D的同伙。

司马光和王安石要是活在今天，大概会被网友骂成“伪君子”吧。

可恰恰是他们，让我看到了政治对手之间最体面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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