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天停火形同虚设，加沙断水又断电，数十万人仍挤帐篷睡不好

加沙停火300多天后：没有自来水，也没有电，日常生活仍如炼狱。“人们都说已经停火了，但我感受不到停火的存在。”36岁的易卜拉欣·甘杜尔如此形容他在加沙的炼狱般生活。

甘杜尔曾经历过无数可怕的事情。在以色列入侵最激烈的时期，他的弟弟去领取一袋面粉，地点是现已不复存在的“加沙人道主义基金会”。这个由美国和以色列绕开联合国分发援助的私营军事化组织，成了他弟弟和其他130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命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他的尸体躺在地上，狗正在撕咬他。我把他扛起来，送去了医院。”他回忆道，“家人为他下葬时，我没能参加。我从那里逃开了，因为我无法面对这一切。”安葬后，他沿着海边公路回家。路上满是平民、老人、妇女和孩子。突然，一次爆炸将他掀翻在地，他当场失去知觉。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失去了半条腿和手上的4根手指。

如今，他无工可做，只能在网上乞求经济援助，并盼望能尽快获得医疗转运。然而，这样的机会可能还要等待10年。甘杜尔说，他已经两个月没见到自己的一个女儿了，因为他靠一条腿行动艰难，也拿不出3谢克尔的路费，不到1欧元或1美元。“有一次，我宁愿走很长一段路，也不坐车。有时候我甚至故意避开大路，不想让别人看见，因为那些怜悯的目光让我感到羞耻。”

他坐在代尔拜拉赫的帐篷里说这些话。由于恐惧和以军的军事命令，他和几乎全部200万加沙居民一样被迫流离失所，从北部故乡贾巴利亚来到这里。那个曾经的难民营如今只存在于地图上，而加沙53%的土地已落入以军控制。

他觉得自己像“一个什么都要靠母亲帮忙的小孩子”，常常无缘无故对家人发火。“有时候我会让他们把帐篷关上，让我一个人待几个小时，等我平静下来。”他说，自己尚未痊愈的残肢一旦流脓，就会感到害怕。“我会试着清理、挤压，但过一阵子又会感染，尽管我一直在吃药、接受治疗。”

这就是加沙在停火300多天后的生活。以色列减少了轰炸，停止了无休止的强制迁移——几乎所有加沙人都至少经历过10次——也允许更多卡车进入加沙。但对当地民众来说，变化并不大。

加沙依然没有电，人们只能用废墟里捡来的木头做饭，条件稍好的人则用小型煤气罐。这里也没有自来水，排队从人道组织的水罐车接水，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数十万人依然住在帐篷里，等待那场被承诺的重建。它像戈多一样迟迟不来。内塔尼亚胡政府阻止重建，以此作为集体惩罚，向哈马斯施压。停火还带来了另一个结果：国际社会的关注进一步减弱，对改善现状的介入也更少了。

即便如此，一种奇怪的“正常感”还是出现了，仿佛生命的本能比灰色废墟中的贫困更顽强。这个星期五，成千上万的流离失所者挤满加沙城海滩，下海洗澡、取水。如今以色列不再轰炸沿海区域，恐惧也有所消散。孩子们开始重新上课，哪怕课堂设在帐篷里。书商穆罕默德·萨阿德把自己徒手从废墟中救出的书籍摆在地上出售，那家书店此前已在轰炸中毁坏。苏海勒·阿布·沙维什则用装运人道援助物资的木箱木板，修理乌德琴和其他弦乐器。

不过，持续而猛烈的轰炸虽然已成过去，天空依然意味着危险；地面同样如此，只要靠近以军控制区，不论是否知情，都可能出事。根据加沙卫生部门的数据，自上周五以来，已有2人死于以军火力，另有14人受伤。在停火的10个月里，加沙已有1262具遗体被抬出。与此同时，加沙武装组织没有向以色列发射过一枚火箭弹，只有一次个别发射，甚至没有飞越边界。

生存斗争也没有结束。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说，仅上周就有290户家庭再次经历流离失所的痛苦，或失去财产。这些遭遇来自仍在塑造200万加沙人日常生活的种种困境。如今，他们被挤压在加沙40%的区域内，也就是哈马斯实际管辖的部分，而这里本就是全球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

其中一部分损失来自以色列的袭击，另一部分则来自火灾——几乎总是因为人们不得不在极其狭小的空间里生火做饭。还有一些家庭受影响，是因为以军再次移动黄色混凝土路障，进一步侵占了停火协议所约定的范围。谁若越过这些障碍，就可能付出生命代价。

在这样的贫困与困境中，35岁的阿马尼·阿尤里正努力抚养3个女儿，分别4岁、6岁和8岁。她的丈夫在2023年12月、也就是入侵初期丧生。当时他在加沙城的阿赫利医院附近，以色列空袭了毗邻的基督教公墓，两块弹片“直接击中了他的心脏部位”，她带着女儿们说。

从那以后，她在代尔拜拉赫的日常，就是设法给孩子们弄到“最基本的东西”：水、食物、衣服，以及让她们能够继续接受教育所需的用品。这个已被摧毁的教育体系，正在勉强恢复。“所有事情都得我自己去找，还得想办法弄到钱或援助来维持。”她无奈地说。

比如水。联合国数据显示，加沙90%的人口在获取饮用、洗澡和清洁用水时，都会遭遇“频繁且不可预测的中断”。在一些家庭里，孩子只要稍微有力气提动水桶，就会被派去打水。阿尤里的女儿们还做不到，而水罐车也不到她们所在的区域，于是一位邻居允许她们取用经过淡化处理的地中海海水。她们用这些水洗漱、清理帐篷，或者煮沸后饮用。

“我们的生活发生了180度转变。以前我们坐在家里的窗边，吹着风扇，什么都不缺。现在我们住在帐篷里，只能四处寻找最基本的东西。我的丈夫原本是一名护士，他去世后，我们失去了唯一的收入来源。我一度陷入非常艰难的心理状态，但我努力让自己坚强，因为女儿们需要我，生活也必须继续。”阿尤里说。

“这场战争里，我失去的不只是丈夫，还有其他亲人，比如一个兄弟。这是我经历过最痛苦的事情之一。每当我们勉强承受住失去一个人的痛苦，接下来的打击又会比前一次更难承受。”

在种种匮乏中，这位寡妇最怀念的，竟是一扇门，就像她那座如今已毁的房子里曾经有过的门。它能给人一种安全感，尤其是对孩子们而言。而帐篷带来的则是“日复一日的折磨”：炎热、跳蚤、蚊子，甚至老鼠。老鼠几个月来一直让人恐惧，因为它们会在孩子睡觉时咬伤四肢，也助长了疾病传播。这个星期六，气温达到32摄氏度。

“有时候我们还会看到以前从没见过的虫子。我们只能用一些简单办法驱赶它们，比如在帐篷周围，或者我女儿们睡觉的地方附近撒盐，因为我怕它们咬到孩子。”她说。到了夜里，帐篷里唯一的照明就是手机手电筒，而她的兄弟每天早晨会去公共太阳能板那里给手机充电。

因此，阿尤里觉得，自从2025年10月宣布停火以来，她的生活“并没有改变”。“轰炸的强度和恐惧感确实减弱了，但痛苦还在。真正的安全依然没有到来，袭击也还在继续。对我来说，战争并没有真正结束。只有当这一切彻底结束，真正的安全到来时，我们才会觉得终于可以休息了。”到那时，她会完成自己原本正在攻读的硕士学位——她说，这也是丈夫生前希望她做到的。

市场上的商品比停火前多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以色列称自己正在履行协议，允许每天600辆卡车进入加沙。但增长最明显的，其实是私营部门卡车的数量，它们让商人和中间商在一个被封闭的市场中获利。

根据加沙商会的数据，上周进入加沙的私营部门卡车中，有264辆、约占30%，装载的是非必需品。只有10辆运送的是动物饲料或医疗设备。加沙人经常抱怨，摊位上充斥着糖果和手机，而以色列仍在阻止人道组织运入那些被其认定为武装组织可能“双重用途”的物资。与此同时，这些物品却通过私人渠道进入了加沙，比如帐篷支架和发电机。

作者：塞汉·坦蒂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