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承载民族尊严：回望文山州那次更名，读懂多民族的时代温度！

地名与民族称谓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文字符号，它根植于漫长的族群迁徙、地方治理沿革，更映照出一个时代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价值取向。在我国西南边疆云南的东南部，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静静伫立在滇东南的崇山之间，这片土地北接滇中腹地，南毗邻国境线，多族群在此世代交错聚居，千百年来不同族群的文化彼此交融，共同塑造了这片土地的社会底色。

战国古木铜鼓

今天我们口中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这个我们已经无比熟悉的官方名称，并不是自建制之初就固定下来，1965年国务院的批复，完成了一次关键的名称规范调整，把“僮”替换为“壮”，这次一字改动，不仅仅是行政区划名称的文字修改，背后串联起新中国民族识别工作、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落地、边疆社会治理的一整套宏大历史脉络。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区位示意图

在不少网络传播文本当中，会把这次更名时间记作1965年9月20日，但依据国务院原始批复档案、文山州政府地方志、云南地方史学研究成果，国务院正式批复文件的成文日期为1965年10月12日，这也是全国范围内统一将“僮族”调整为“壮族”的官方时间节点，广西僮族自治区也在同一份批复文件当中同步完成更名，这是全国统一部署的民族称谓规范工作，并非文山一地单独发生的行政变动。

富宁壮族坡芽歌书

我认为，想要读懂这次更名，不能孤立盯着1965年这一个时间切片，必须把视线向前回溯，看清民国至建国初期滇东南复杂的族群称谓现状，理解民族识别的艰难过程，再去审视一字修改背后的历史深意，才不会把厚重的边疆民族史简化成一次简单的改字事件。

文山地区的多民族格局，拥有极其久远的历史根基。早在旧石器时代，西畴人就在这片山地生息繁衍，先秦时期句町部族在此建立地方方国，西汉元鼎六年，中央王朝在此设置句町县，正式纳入中原王朝的郡县治理体系，开启了中央治理与地方族群社会长期互动的历史进程。历经唐宋羁縻制度，元明土司统治，清代大规模改土归流，大量汉族人口陆续迁入滇东南，壮、苗、彝、瑶等本土世居民族，与外来移民长期杂处。漫长的古代社会当中，封建王朝官方文献对地方族群的记录，大量使用他称，同一族群内部，因为地域分支不同，又分化出大量地方性自称。

就后来识别为壮族的群体而言，在文山境内分布着布依、布雅依、布傣等诸多支系，民间俗称侬人、沙人、土僚，不同地域叫法各不相同，没有统一固定的现代民族名称，在旧时代的部分文书当中，还曾经使用过带有歧视色彩的异体字来记录这一族群，族群称谓混乱，是西南很多少数民族聚居区共同面对的历史遗留问题。民国时期，虽然现代民族观念已经传入国内，但是受限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国家并没有条件开展系统性民族识别，族群称谓依旧延续传统旧俗，没有完成规范化整理。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同纲领》明确确立民族区域自治作为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制度，各民族一律平等成为国家民族工作的核心原则，开展系统性民族识别工作，厘清各个族群的族属边界，统一规范民族称谓，就成为落实民族平等政策的前置基础工作。我认为民族识别不是坐在书斋里面翻阅古籍完成的纸面划分，它是一场扎根田野、充分尊重本民族群众意愿的社会实践。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开始，中央、云南省先后组织多支由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学者组成的调查组，深入滇东南各个村寨开展实地调研，文山地委也在1956至1957年间组织三轮实地走访，走访各个支系的普通群众、民族代表人物，比对语言、生活习俗、经济生产模式、历史记忆、宗教信仰等多维度的材料，充分听取当地族群内部的意见，经过反复协商论证，确认文山境内侬人、沙人、土僚等众多支系，属于同一个民族共同体，在当时的文字记录当中统一定名为僮族。这一过程，充分体现新中国民族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族称的确立，不能只依靠古籍考据，更要尊重族群内部的自我认同。

在完成族属识别的基础之上，建立民族自治地方的工作逐步推进。1950年，文山专区正式设立，承接滇东南的行政管理，这是后续自治州建制的行政基础。1958年4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撤销文山专区，正式成立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是云南八个自治州当中最后完成建制的自治地方，标志着滇东南边疆正式以制度形式保障当地壮族、苗族以及各世居民族当家作主的权利。

彼时的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壮族、苗族人口在全州少数民族人口当中占比极高，同时境内还生活着汉、彝、瑶、回等多个世居民族，自治州的设立，兼顾主体聚居民族与多民族杂居的现实，既保障主要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也兼顾辖区内所有族群的共同利益。

这里需要客观看待，五十年代选择“僮”作为民族汉字称谓，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阶段性选择，并不是某一个人的主观失误。当时调研团队在众多历史用字当中选用“僮”字，是为了摒弃旧时代带有侮辱性的异体字，找到读音匹配的汉字用来记录族称，但是随着全国范围的使用推广，这个汉字本身自带的问题逐步暴露出来。

首先是读音混乱，“僮”属于多音字，既可以读zhuàng，也可以读tóng，也就是书僮的僮，全国各地文书、口头传播当中经常出现读音混淆，同一个民族称谓，不同地区读出来两个读音，给公文传播、教育普及、日常交流带来现实障碍。

其次，从文字本义来看，“僮”在古代典籍当中，本义指代年少仆役，带有旧社会身份等级的印记，尽管建国初期使用的时候剥离了旧有的贬义，但是汉字本身携带的历史语义很难彻底抹除，在各族群众日常使用当中，这个文字自带的历史意象，慢慢引发大家的讨论。随着民族平等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自尊心不断提升，不少民族代表提出，希望能够更换一个读音一致，语义更加积极正向的汉字作为民族正式称谓。

我认为，这不是简单的文字审美问题，本质上是已经成为国家主人的少数民族群体，对自身民族称谓尊严的诉求，这也是后来推动更名最核心的内在动因，外部的文字缺陷，叠加本民族群众的现实诉求，共同促成1965年的这次全国性称谓调整。

1965年，经过充分征求广西、云南、广东等壮族聚居地区的民族代表意见，国务院形成正式批复文件，10月12日正式下发批复，明确将“僮族”统一修改为“壮族”，取健壮、茁壮、蓬勃兴盛的美好寓意，同步要求全国所有带有“僮族”字样的自治地方名称全部随之修改，广西僮族自治区同步更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远在云南边疆的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也按照这份国务院批复，正式更名为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自此这一名称稳定沿用至今。

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更名不是云南文山单独出台的地方性政策，而是全国统一的民族称谓规范行动，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部分网络资料会出现日期记载偏差，一些地方内部筹备、传达落实的时间和中央批复成文日期存在时间差，部分地方宣传材料把内部工作部署时间记作批复时间，于是出现了1965年9月20日这个流传较广的说法，但是从正史档案、国务院原始批复文本、文山州官方地方志的口径，官方法定生效时间为1965年10月12日，在做历史叙事的时候，应当区分政策内部酝酿传达时间与中央正式批复生效时间，这也是史学研究处理档案史料的基本素养。

很多人会疑惑，仅仅改动一个汉字，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实际意义，在我看来，它的价值远远超出文字层面。第一，它解决了现实行政与社会生活的麻烦，消除多音字带来的读音混乱，学校课本、政府公文、地图出版物有了统一规范用字，降低边疆地区文化教育普及的成本。第二，它完成了民族称谓的去污名化，彻底切断旧时代等级制度留在民族名称上的历史残留，用寓意蓬勃向上的“壮”字，赋予这个民族名称崭新的时代内涵，这是国家制度层面对民族平等、民族尊严的具象化落实。

第三，全国统一族称用字，进一步强化分布在不同省区的壮族群体之间的共同体认同，不管是广西，还是云南文山，亦或是广东部分聚居区域，拥有完全一致的法定民族名称，在制度层面巩固民族共同体意识。当然我们也不能做过度化解读，文字的修改，不能直接消解千百年积累的全部历史文化差异，文山本地壮族各个支系，依旧保留各自的方言、习俗、民间信仰，统一族称是制度层面的规范，并不抹杀支系内部多姿多彩的文化多样性，这也是新中国民族工作当中，统一性与多样性兼顾的体现。

回望整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历史，从民族识别田野调查，到1958年成立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再到1965年国务院批复更名，这前后七年多的时间链条，完整展现出一套完整的治理逻辑：先深入田野识别族群，尊重群众意愿确立族称，落地民族区域自治建制，再根据社会发展和群众诉求，迭代优化称谓规范。

整个流程当中，政策的调整始终不是自上而下单方面强制推行，而是把少数民族群众的意见作为重要参考依据。我认为这恰恰是这段历史最值得后世去读懂的地方，民族工作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静态条文，而是要跟随社会现实的变化，倾听各族群众的心声，不断完善细节。

把视线拉到更名之后的数十年岁月，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带着这个新的名字，走过跌宕的时代历程。六十年代后期，地方行政机构经历时代变动，后来又恢复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建制，名称始终没有再发生改动。这片地处边境的土地，经历过戍边卫国的艰苦岁月，孕育老山精神，也经历改革开放、脱贫攻坚，西畴精神从石漠化的大山当中走向全国。十一个世居民族在这片土地上继续共生共居，铜鼓文化、坡芽歌书、壮剧、苗族芦笙文化，各民族的文化交相辉映。

当年那一个汉字的改动，慢慢沉淀进地方的历史底色，今天我们翻看文山州的地图、政府文件、地方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已经成为大众习以为常的固定称谓，很多年轻一代甚至已经不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僮族”这一写法。但史学研究的价值，就是把已经隐入日常的历史细节打捞出来，告诉后人，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名称，并不是天然如此，它来自一代学人的田野奔波，来自各族代表的充分协商，来自国家对于民族平等原则的具体实践。

当下网络空间当中，关于民族史、地方史的碎片化信息大量传播，就像文山更名这件事，不同自媒体、地方网文流传着不一样的时间版本，有的记载9月20日，有的记载10月，普通读者很容易混淆史实。我认为面对地方史，我们应当建立一种史料辨析意识，优先采信政府地方志、档案文献、主流史学研究成果，区分政策酝酿传达时间和中央正式批复生效时间，不能把网络流传说法直接当作正史。

民间记忆、地方口传材料有它的史料价值，可以作为补充参考，但当它和官方档案出现冲突的时候，档案史料应当作为叙事的基准。同时我们也要避免两种极端化解读，既不要把这次更名简单理解为一次无关紧要的文字小游戏，也不要无限放大这一个事件，把所有民族平等的成果全部归结于一次改字。一字之变是时代的缩影，而各民族平等团结，边疆社会的发展进步，是无数政策落地、一代代人共同奋斗叠加出来的结果。

站在今天回望这段六十多年前的往事，我们能够读懂一个道理，对一个民族的尊重，最基础的起点，就是尊重它的名字。族称、地名，每一个文字背后，装着族群的集体记忆，装着边疆土地的过往。从文山僮族苗族自治州到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这一字跨越，连接起旧时代的历史遗留，连接起新中国民族识别的宏大实践，也连接起滇东南边疆多民族共同走向现代社会的历程。

时至今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这个名称依旧在使用，它不仅仅是一个行政区划符号，更是一份历史的见证，见证着多民族国家当中，各民族互相尊重、平等共处的历史实践。当我们再读到这段历史，不应当只记住一个简单的更名时间点，更应当透过文字表象，看见背后那片崇山之中，一代代各族群众真实的生活与诉求，看见制度条文落地到边疆村寨的完整过程。历史从来不是冰冷的档案日期，档案批复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是边疆大地上生生不息的多民族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