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外斯瓦希里语三兄弟：一个娶酋长女儿，一个在义乌做外贸，一个教老外

一、

那本《斯瓦希里语汉语词典》还躺在我北京出租屋的书架上，书脊裂了一条缝，扉页上写着一行字：2016级斯语班。

前两天阿正在群里发来一张照片，他办公室墙上挂着的，居然也是同一版词典。配文就两个字：专业。

小吴跟了一条：我现在看见斯瓦希里语单词就条件反射地算汇率。

我盯着手机看了半天，回了一句：我们仨，大概把全国会说这门语言的人，活成了三种完全不同的样本。

那是2020年夏天，北京外国语大学，斯瓦希里语专业。我们宿舍三个人最后一次坐在西院食堂，一人点了一份麻辣香锅，谁也没说话。窗外就是魏公村，那条街我们走了四年。

那年毕业，整个行业像是被一场大水冲过。出国项目冻结，外派岗位停招，班里有同学签好的央企offer被无限期延期。我们三个端着麻辣香锅，像端着三杯壮行酒。

一个说要去非洲，一个说要去义乌，还有一个，也就是我，说先在北京待着看看。

当时我们都觉得对方疯了。

二、

先说填志愿那会儿的事。

斯瓦希里语，全中国能把它说得利索的，加起来未必有一万人。北外是少数开设这个专业的学校，每年就招二十来个人。

我填志愿那年，亲戚们听到“斯瓦希里语”四个字，反应出奇一致：“这是去哪学的？”“非洲吧？”“毕业以后是不是要修铁路？”

我妈还专门去问了隔壁邻居家上大学的姐姐。人家说，斯瓦希里语是东非通用语，是坦桑尼亚、肯尼亚、乌干达这些国家的官方语言之一，用得着，但用得上的人少。

我妈听完更慌了：“那不就是毕业即失业吗。”

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报这个专业，纯粹是因为高二看了一部关于东非动物大迁徙的纪录片，觉得那片草原太震撼了。分数刚好够北外提前批，稀里糊涂就填了。

阿正完全不一样。他是自己选的，义无反顾那种。他爸在兰州菜市场摆摊，他妈帮人看店，家里没人懂什么语言专业。但他高一看了BBC的《塞伦盖蒂》，立志要去非洲，谁也拦不住。

小吴是三个人里最“正常”的那个。第一志愿填的是英语高翻，分数差了一点，被调剂到斯瓦希里语。他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还在群里问：“这个专业将来能干啥？能转专业吗？”

后来他才发现，被调剂到的这个冷门专业，阴差阳错成了他的生意敲门砖。

大一第一节课，老师是个从坦桑尼亚回来的中年男人，头发花白。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词：Jambo。

“这是斯瓦希里语的‘你好’。”他说，“你们从今天起，就是这个国家里少数会说这句话的人。”

那时候我们坐在教室里，觉得自己挺牛的。全中国十四亿人，我们会说一门大部分人听都没听过的语言，这不就是稀缺吗。

后来才明白，稀缺和稀缺不一样。有时候你是金子，有时候你只是镶了金边的石头。

三、

先说说阿正。

阿正，兰州人，我们宿舍胆子最大的一个。毕业那年，疫情正严重，他偏要往非洲跑。家里死活不同意，他连签证都办好了才通知父母。

他先去的是坦桑尼亚，在中资企业驻当地项目上做翻译。那是他大三交换过的地方，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印度洋边的那个城市。他熟悉那里的街道、市场和语言。

阿正的项目在达累斯萨拉姆郊外，做的是基础设施相关的工程。白天跑现场，晚上整理资料，工资不低，到手大概一年二十五六万，外加驻外补贴。这在2020年，算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但他跟我们说，最值钱的不是工资，是他在当地认识了一个姑娘。

姑娘叫娜塔莉，是他在大学社团活动时认识的。她爸爸是部族的一位长老，按当地习俗，算是“酋长”那一类的人物。阿正第一次跟我们提的时候，小吴在群里回了一句：“你这不是去搞工程的，是去当驸马的。”

阿正认真地说：别闹，我是认真的。

2022年，阿正在达累斯萨拉姆办了婚礼。按当地习俗，婚礼办了三天。他爸妈从兰州飞过去，在婚礼上哭成一团。他妈妈跟我说，不是嫌媳妇不好，是觉得太远了——从兰州到坦桑尼亚，光飞机就要坐十几个小时，中间还要转机。

结婚之后，阿正从中资企业辞了职，和岳父家一起做木材和腰果生意。他是会说当地语言的中国人，又是长老的女婿，在那边做生意，比一般外国人顺当太多。

好的年份，一年能挣四十万出头；差的年份，也就二十五六万。但非洲物价低，房子是一层一层盖的——先盖一层住着，攒够钱再加第二层，院子里种了几棵芒果树，日子过得悠哉。

代价也不是没有。他中过一次疟疾，拉了一个月肚子，瘦了十几斤；跟家里视频，常常说着说着信号就断了。他爸妈至今还是担心，每次打电话都要问一句“啥时候回来”。

阿正的回答永远是：“过两年，过两年。”

2024年，他儿子出生。他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孩子抱在娜塔莉怀里，皮肤黑黑的，眼睛大大地看着镜头。配文四个字：中非友谊。

我们问孩子叫什么。他说，大名叫阿朗，中间名是当地一个词，意思是“草原上的风”。我跟小吴说，这名字好听。他说，好听是其次，主要是有文化融合的气息。

今年年初，阿正在群里说，达累斯萨拉姆郊外的地价涨了，他打算把房子翻新一下，再加一层。小吴发了个“羡慕”的表情包。我说，你这是要在非洲当地主啊。

他说：“算是吧。咱这专业，在非洲就是香饽饽。”

四、

再说小吴。

小吴，河南周口人，爸妈在镇子上开了十几年五金店，从小对生意耳濡目染。宿舍里最会算账的人：点外卖要比三家的满减，买衣服要等双十一，连喝奶茶都要算清楚每毫升多少钱。

他是被调剂到斯瓦希里语的，大一就琢磨转专业，后来想通了：转专业要降级，何必呢。既然已经在这了，不如看看这门语言到底能干啥。

大三那年，他跟着学校去义乌调研。义乌国际商贸城，密密麻麻的档口，一半以上在跟非洲做生意。他站在商贸城的大厅里，听旁边一个老板用蹩脚的英语跟非洲客户比划价格，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我会斯瓦希里语，我还能吃亏？

毕业之后，他直接去了义乌。在一家做非洲市场的外贸公司当业务员，底薪五千，全靠提成。头半年，他几乎天天凌晨三点才睡——非洲跟中国有时差，客户白天才上班，他要半夜跟人家聊订单。

很多同事熬不住走了，他熬住了。因为他是少有能跟客户用母语聊天的业务员。肯尼亚的客户说一句“bei ya mzigo ni ngapi”——这批货多少钱，他张口就答。客户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合同签得格外爽快。

干了三年，小吴攒了些客户，自己出来单干。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就在义乌，专做小商品出口东非：假发、五金、日用百货、厨房用品，什么好卖卖什么。

好的年份，一年到手能有五十万；差的年份，三十万出头。中间起伏大，他头发白得也快。今年才二十八岁，鬓角已经有不少白发。他自嘲说：这是义乌特产，跟非洲客户聊天聊的。

去年他在义乌买了房，首付家里帮衬了大半，月供占到手收入的一半。他说自己每月还完贷款，卡的余额都懒得看。

有一次他去肯尼亚出差，见一个长期客户。见面寒暄，客户用英语跟他聊，他用斯瓦希里语回了一句“Habari za asubuhi”——早上好。

客户瞪大眼睛，用斯瓦希里语问：“你怎么会这个？”他说：“我大学专业，就是你们的母语。”那天晚上，客户请他吃了当地一家很贵的烤肉。

小吴在群里跟我们说这事，感慨了一句：“斯瓦希里语是敲门砖，但进了门，算账才是命。”他没有换行业。

他也没法换行业。他的供应商、客户、合作伙伴，全都连着东非那条线。用他的话说：这辈子怕是脱不开非洲了。

话是这么说，但每次聊起收入，他还是我们三个人里最高的那个。我偶尔开玩笑说，你一个人顶我仨。他说，那是你不知道我熬了多少个凌晨三点。

五、

最后说说我。

我是三个人里最没出息的那个。山东人，爸妈都是中学老师，从小教育我要稳定、要体面。填志愿那年，我偏偏填了个谁都没听过的斯瓦希里语，我爸妈气得一个星期没跟我说话。

2020年毕业，我考研没考上，考外交部没过初试，投了一百二十多份简历，大厂、国企、媒体、教育机构，全投了个遍。那一年就业市场是什么情况，经历过的都懂：很多公司直接停招，面试聊得好好的，第二天说岗位冻结了。

最后，我进了一家对外汉语培训机构，教外国人学中文。地点在北京魏公村附近，离母校不远，也算是一种缘分。

头两年特别难。课时费按小时算，没有底薪，一个月下来到手也就八千出头。房租在回龙观租了个单间，一个月三千二，通勤单程一个小时。每天上完课回家，倒在床上就睡，第二天接着教。

我妈打电话来，第一句永远是“你那个工作有编制吗”。我答不上来。她说，你看看人家谁谁谁，进了银行，一年十几万。我说，我教外国人，也是传播中华文化。她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

说实话，头两年我也怀疑过自己。三个室友，一个在非洲娶了酋长的女儿，一个在义乌开公司当老板，就我，在出租屋里备课，教老外说“你好”“谢谢”“不客气”。

转折发生在2022年。我考下了国际中文教师资格证，开始接一些比较稳定的课程。其中有个学员，是某非洲国家驻华使馆的工作人员，金发，不，黑发，皮肤黝黑，中文基础不错，想提高口语。

第一节课，他问我：“老师，你之前学的是什么专业？”我说，斯瓦希里语。他当场愣住了：“你说斯瓦希里语？”然后他用斯瓦希里语说了一句“Jambo”。我反应过来，也用斯瓦希里语回了一句“Habari yako”。他哈哈大笑，回头跟同事说：“我的中文老师会我们家乡话。”

那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