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妻子同意丁克,北京男子去做了结扎,直到62岁体检,医生皱眉
徐建国早上六点二十三分出门去体检中心的时候,北京十一月的天刚蒙蒙亮,楼下的银杏树叶子黄透了,薄薄一层铺在人行道上,被早起的清洁工扫成一堆一堆的,还没来得及装车。他踩着一双旧跑鞋从那堆叶子旁边绕过去,脚下沙沙的,空气里有一股干冷的、混着落叶和汽车尾气的味道。他紧了紧羽绒服的拉链,把脖子缩进立起来的领子里,往地铁站的方向走。
他是坐十号线转六号线去的体检中心,地铁上人不算多,找了个角落站着,手扶着一根冰凉的金属立柱。车厢里的灯光白得有些刺眼,玻璃上倒映着他的脸——头发花白了,额头的皱纹像一道道浅浅的沟壑,眼袋松弛地挂在眼眶下面,不笑的时候嘴角也微微往下垂着。他盯着那个倒影看了几秒就移开目光了,不太爱看自己现在的样子。老了就是老了,不必对着镜子一遍一遍地确认。
体检中心在一栋灰白色的写字楼里面,他按了七楼,电梯里还有几个跟他岁数差不多的老人,都是来做年度体检的。有人手里攥着体检单,有人拎着装了水杯的布袋,有人低声抱怨排队要排到什么时候。徐建国没说话,站在角落里等着电梯一层一层地往上爬。门开了他跟着人群走出去,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浓得呛人,他捂了一下鼻子又放下来,从口袋里掏出预约码到前台登记。
量血压、抽血、心电图、胸片、B超,一项一项地排过来。前面几项都还顺利,护士拿着他的单子写了些他看不太懂的数据,告诉他血压正常,心率正常,血脂稍微高一点但问题不大。他点点头,继续往下一项走。
B超室在走廊尽头,门口坐了五六个人在等。他找了个空位坐下来,掏出手机翻了一下,没什么新消息。老伴李秀芝昨晚给他发了条微信说"明天体检完了给我说一声",他回了个"好",然后就再没别的了。夫妻俩的对话现在基本就是这个节奏,干干净净的,像晒干了的水渍,留下一个浅浅的印子但摸上去是平的。
他跟李秀芝结婚三十九年了。一九八四年领的证,那时候两个人都在北京的国营厂里上班,他做机修,她做检验,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不到一百块钱,住的是单位分的筒子楼,一间屋子半间厨房。后来厂子黄了,两个人出来各自找活干,他跑过销售、干过物业、在私企做了十几年行政,最后在五十岁那年内退回家。李秀芝比他强一些,在一家连锁超市干了二十年到退休,现在每个月拿三千多块钱的退休金。
他们没有孩子。这事儿在徐建国的生活里像一条深埋在地下的河,地面上看不到什么痕迹,但你往下挖一挖,那条河一直在那儿流着,从他们结婚的第三年开始,一直流到现在。三十六年了。
叫到他的号了他进了B超室,躺上检查床,按照医生的指示把上衣撩起来露出腹部。探头涂了耦合剂贴上来的时候凉得他一哆嗦,医生是个三十多岁的男的,戴着口罩只露出一双眼睛,操作很熟练,探头在他腹部来回滑着,偶尔停下来在某一个位置多停留几秒钟,然后继续滑动。
徐建国躺着看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排吸顶灯,其中一盏灭了一个灯管,剩下的那根在嗡嗡地闪。他数着那根闪灯管的频率,一下、两下、三下,数到第七下的时候医生手里的探头停住了,停在他小腹偏左的位置,来回比划了两趟,然后"嗯"了一声。
那一声"嗯"跟前面所有的"嗯"都不太一样。前面的都是顺滑的、习惯性的、像呼吸一样的随口感叹,而这一声是从鼻腔里挤出来的,带着一种短促的、需要被确认的停顿。徐建国虽然不懂医学,但他在体检中心躺了将近二十年了,从四十岁开始每年做一次,他听得出来医生"嗯"声里那些细微的差别。这一个,是有内容的。
他偏过头想看看屏幕,但角度不对,只看见一片模糊的灰白影像。医生又探了一趟,探头在他小腹的那个位置压了压,轻微的压迫感从皮肤表面渗进去,传来一阵酸胀。
"你做过输精管结扎?"医生问。
徐建国愣了一下。三十多年了,除了他自己和李秀芝,几乎没有人再提过这件事。在他日常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他都不太想得起自己做过那个手术。它像一枚被遗忘在抽屉最里层的旧图章,用完了就搁在那儿,标签都褪了色。偶尔体检的时候医生会问一句,他答一句,然后这事儿就过去了,像例行公事一样干净利落。
"对。"他说,"三十多年了。"
医生的手又在那儿停了几秒,然后把探头拿起来擦了擦递回支架上,拿过旁边的记录本写了几个字。口罩遮着表情看不清楚,但徐建国注意到医生的眉头皱了一下——是那种很轻微的、几乎算不上皱眉的蹙起,如果他没一直盯着医生的眼睛大概就错过了。
"怎么了吗?"他坐起来,把衣服拉下来盖住肚子。
医生合上记录本看了他一眼,那一眼比之前的任何一眼都长,像是隔着空气称了称什么重量。然后他说:"徐先生,B超结果等完整报告出来再跟您讲,您先去把剩下的项目做完。建议您挂一个泌尿外科的号,回头拿着B超结果过去让专科大夫看看。"
徐建国坐在床沿上系纽扣,手指捏着扣子塞进扣眼的时候微微滞了一下。他嗯了一声站起来说了声谢谢,拉开门走了出去。
出B超室之后他在走廊里站了几秒钟,做了一个很深的呼吸。走廊两边的墙壁是淡绿色的,漆面磨得很薄了,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水泥底色。旁边一个护士推着器械车经过,轮子碾过地砖发出细密的嘎啦声。他侧身让了让,然后继续往前走,去做剩下的项目。
但接下来的项目他做得有些心不在焉。眼科测视力的时候他看了三遍才认全那排E字的朝向;耳鼻喉科检查的时候医生让他张开嘴说"啊",他张了嘴但没出声;外科大夫让他活动肩关节,他抬了抬胳膊说没问题。他的心不在场,飘在那个B超探头最后停住的位置上,小腹偏左,那个地方隐隐地还残留着一点被压过的酸胀感。
整个体检做完将近十一点了。他换了衣服从更衣室出来,在电梯口等电梯的时候掏出手机给李秀芝发了条消息:"做完了,中午回去吃饭。"发完之后又补了一条:"你先吃,不用等我。"
回到家的时候李秀芝正在厨房里切菜,听见开门声头也没回地问了一句"结果怎么样"。他换了拖鞋走进客厅,外套挂在衣帽架上,说:"都正常,就是血脂高一点点。"
李秀芝把切好的土豆丝收进盘子里,擦干净案板,然后转过身来看了他一眼。她今年六十一了,短发齐耳,里面掺的白头发比去年多了不少,但眼神还是尖的。她看着他走过来坐到沙发上,像是在用目光扫描他脸上有没有藏着什么不对劲的东西。但她没追问,只是说:"那就行,中午吃炸酱面,我酱已经炸好了。"
"嗯。"他靠在沙发上拿起遥控器开了电视,随便拨了一个新闻频道。播音员的声音平稳地播报着某条无关紧要的国内要闻,他的眼睛看着屏幕但一个字都没进脑子。他在想那个B超医生的眉头。皱了一下,就那么一下,像在一层平静的水面上投了一颗极小的石子,涟漪荡开的幅度可以忽略不计,但水底有东西动了。
那天下午他按照医生的建议在网上挂了一个泌尿外科的号,三天后。挂完号他也没跟李秀芝提这件事,只说了一句"体检报告后天才能拿",李秀芝在阳台上晾衣服,隔着玻璃门应了一声"哦"。
三天的等待他表面上一切如常。早上起来去公园溜达一圈,顺路买了早点回来,白天看看书看看电视,下午下楼在小区里转一圈,傍晚帮李秀芝择菜。日子跟平时一模一样,规律得像一只老旧的座钟,秒针咔嗒咔嗒地走着,每一格都踩在固定的位置上。但只有他自己知道,那些正常的表面底下有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在动,像一只在箱子底层扑腾的飞蛾,隔着箱板你能感觉到它在动,但不知道它要往哪个方向撞。
第三天他去了医院。泌尿外科的诊室在三楼,走廊上坐了不少人,他排队等了快四十分钟才轮到自己。进去的时候接诊的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医生,姓周,戴着银框眼镜,接过他的B超报告看了两分钟。
周医生把报告放在桌面上,手指在上面轻轻点了一下,然后抬头看着他,那个眼神跟B超室里那个年轻医生的一模一样——隔着一层空气称量着什么。"徐先生,"他说,"您当年做结扎的时候是在哪个医院做的?"
徐建国想了想:"不记得了。快三十七年了,那时候在一家区级医院做的。"
"术后有复查过吗?"
"做了,头一年查了两次精子活力,都是零。后来就没查过了。"
周医生摘下眼镜用拇指和食指捏了捏鼻梁骨,然后又戴上。"徐先生,"他的语气不重,但每个字都踩得很稳,"您B超显示右侧附睾头部有一个囊性结构,大小约两厘米。这个本身不算什么大问题,附睾囊肿很常见。但您左侧输精管吻合口的影像……怎么说呢,不太典型。"
徐建国的后背离开椅背直了起来,两只手搁在膝盖上微微蜷着。"什么叫不太典型?"
周医生斟酌了一下措辞,最后说:"结扎手术是把输精管切断然后两端分别结扎。正常情况下这么多年过去了,结扎端会有相应的组织改变。但您左侧的结扎端……我们看到的影像更像是不完全结扎,就是说当年的结扎可能没有完全闭合,或者后期存在了某种程度的再通。"
"再通?"
"就是输精管两端的通道在某种情况下恢复了连通。这种情况临床上确实有过报道,几率不高,但不是没有。"
徐建国坐在椅子上没动。诊室里的空调吹着微微的风,从他后背掠过去,凉意顺着脊椎一路蔓延到后脑。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问:"那意思是说……"
周医生把报告往他面前推了推:"从影像学的角度判断,您左侧输精管存在再通的可能。具体需要做精液分析才能确认。如果您愿意的话,我这边给您开一个检查单,您去留个样本。"
徐建国接过那张单子,看了一眼上面的字就折起来放进口袋里。他说好,谢谢周医生,然后站起来走出了诊室。走廊上排队的人还在继续排着,他穿过那些人往检验科的方向走,脚步是稳的,每一步都踩在地砖上发出沉闷的脚步声。但他的脑子跟脚步不在一个频率上——脑子里转着一个东西,转得他太阳穴发胀。
再通。复通。不典型。不完全结扎。那些词在他的意识里盘旋着,像一圈圈的烟雾慢慢凝结成某种形状。三十七年前他在那家区级医院的泌尿科躺下,打了局麻,盖着消毒布,他能感觉到医生在下面操作但看不到。那时候的技术手段跟现在不能比,手术过程不像现在这样规范精细。也许那时候的结扎就是没有完全扎死,也许就是那么一根细如发丝的通道保留了,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下,一直通着。
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个无法生育的男人。三十六年,他一直是这么以为的。
徐建国站在检验科门口,手里攥着那张检查单,站了好一会儿才进去。他把单子交给窗口里的护士,护士给了他一个带盖子的取样杯,告诉他洗手间在走廊尽头。他端着那个小小的塑料杯子走进洗手间,关上门,靠在门板上闭了一会儿眼睛。
洗手间里很安静,只有某个隔间里有人冲了水的声音从水管里传过来,闷闷的。他睁开眼看着自己手里的杯子,透明的塑料壁上印着一行小小的编号。他翻来覆去地看了那个杯子两圈,然后把它放在洗手台上,拧开水龙头洗了手。
那天回家他什么也没说。李秀芝看他回来脸色不太对问了一句"怎么了",他说"没事,医生让做个小化验,等结果"。李秀芝说"那你脸色怎么这么差",他说"可能是没吃午饭饿了"。李秀芝就赶紧去厨房给他热了碗饭,端过来搁在桌上看着他吃。他低头扒饭,一粒一粒的米饭在嘴里嚼了又嚼,吞下去的时候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梗着。
精液分析的结果要等三天。那三天里徐建国每天晚上都睡得不好,躺在床上听着窗外偶尔经过的车声和李秀芝平稳的呼吸声,脑子里翻来覆去地转着一些他以为早就关上了门的房间。那扇门上挂着一把锁,钥匙他亲手扔了,但此刻他发现那把锁也许没锁上,门只是虚掩着,里面透出一线光来。他不确定自己要不要推开它。
三十七年前他做结扎的时候,李秀芝坐在医院走廊的长椅上等他。出来之后他小腹那儿还有点麻,走路不太利索,李秀芝扶着他的胳膊把他弄回家的。那天晚上她做了很丰盛的一顿饭,还开了一瓶啤酒递给他,说"喝点庆祝一下"。他接过啤酒喝了一口,泡沫从嘴角溢出来,她笑着拿纸巾替他擦了。
她笑的时候很释然。那是他认识她以来最放松的一个笑容,像背了很久的包袱终于卸下来了。他们说好了不要孩子,从结婚第一年就谈过的,两个人都是坚定的。李秀芝原生家庭不好,上面有五个兄弟姐妹,她从小穿的都是哥哥姐姐剩下来的衣服,过生日唯一的礼物就是一枚煮鸡蛋。她说过她不想让任何一个孩子再过那种日子,也不想让自己再过那种日子。徐建国也认同,他从小跟着祖父母长大,父母常年在外地工作,跟"家"这个词之间的关系一直拧着。两个拧着的人凑在一起,觉得把拧的那根绳子剪断也许就顺了。
所以他们剪了。一剪子下去,干净利落。之后的日子确实顺了很多,两个人把精力全放在工作和生活上,攒够了钱买了房、换了车、每年出门旅游一两趟。朋友们都羡慕他们自由自在,说"你们两口子真潇洒"。别人为了孩子的教育焦头烂额的时候他们在北海划船,别人为了孩子的婚事砸锅卖铁的时候他们在三亚晒太阳。一切都是按计划走的,每一步都踩在当初画好的那个圈里面。
但此刻,那张精液分析报告单就躺在他的手机相册里,他从医院回来拍了照一直没删。上面的结论写得清清楚楚——精子浓度、活动率、正常形态百分比,每一项都远远超过了诊断标准。报告最后一行的结论是:未检出异常,具备正常生育能力。
他盯着那一行字看了几十遍。每一个字他都认识,每一个标点他都懂,但连在一起成的那句话却像一个他读不懂的句子。"具备正常生育能力",这几个字在他的生活里只存在于别人的故事中。他是那个做了结扎、无法生育的男人,这是他的身份标签之一,跟他的名字、年龄、籍贯一样牢靠。现在这张报告在告诉他,他贴了几十年的那个标签是错的。
他开始追溯时间线。三十七年前他做了结扎手术,医生说需要三个月后复查确认精子清零。他确实去复查了,结果也是好的。但他只复查了那一次就再没去过,因为之后的生活太顺了,没有任何迹象需要让他去怀疑那个手术的效果。他从来没怀疑过。
可如果那一次复查之后他的输精管又复通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这三十多年来他其实一直具备生育能力,只是他跟他妻子都以为没有。意味着他们每一次安全期里的亲密,每一次自以为万无一失的放纵,理论上都有可能创造出他以为永远不会有的那个孩子。
那个孩子没有出现过。三十六年,一个都没有。
徐建国从床上坐起来,靠着床头,双手搭在被子上。旁边的李秀芝翻了个身,嘴里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什么又睡过去了。他伸手把床头灯拧开一小截,昏黄的光晕里他看着自己搭在被子上的两只手,手背上已经出现了老人斑,浅褐色的,一粒一粒的。他年轻的时候这双手有力气、有准头、能做精细的机修活,也能在深夜的火车上把她稳稳地护在怀里。现在它们老了,皮肤松弛了,关节处微微肿大,指节变形了。
这双手从来没能抱过自己的孩子。他此刻想的是这么一个事,在他六十二岁的某个深夜,坐在北京的暖气房里,忽然意识到那扇他以为永远锁着的门其实没有锁。他没有推开门,是因为他以为门锁着。而李秀芝也以为门锁着。
但门为什么没锁?是谁的错?手术医生的技术问题,还是他自己的身体发生了某种医学上难以解释的修复?或者更简单——也许那天复查之后医生告诉他"清零了",但那是当时技术条件下有限的检测手段得出的结论,只能说明被截断的那个时间点上他是无菌的,却无法保证永远无菌。他想去恨什么人,但他发现没有什么具体的人可以恨。那个做手术的医生早就退休甚至可能不在了,三十七年前的医院病历早就销毁了。而且就算找到那个人又能怎样,对方只是在有限的条件里做了一件当时认为正确的事情,谁能预见到几十年后会出现精液分析这样精细的技术?
他的问题是另一个——他这一生,本来有机会有另外一个版本。那个版本里他跟李秀芝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发现自己怀了孕,惊慌失措地商量了三天最后决定生下来,然后他们的人生轨迹就会拐向另一条河流。他不会记得现在这条河里每一个渡口的风景,但那条河里的他会记得另外一些东西。
天快亮的时候他终于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一会儿,醒过来的时候李秀芝已经不在床上了。客厅里传来电视机早间新闻的声音和她摆碗筷的细碎响动。他从床上起来洗了把脸,站在卫生间镜子前面看着自己的脸。花白的头发、松弛的眼袋、嘴角那两道往下垂的纹路,六十二岁的脸。他对着镜子咧了咧嘴想做个正常表情,肌肉动了但眼睛没跟上。
吃早饭的时候李秀芝坐在对面,一手端着粥碗一手拿手机在看视频。她偶尔夹一筷子咸菜放进嘴里嚼着,嚼完了又夹一筷子,完全没有抬头看他。他坐在对面喝粥,粥熬得很稠,米粒已经化开了。他喝着喝着忽然说了一句:"秀芝,我那个检查结果出来了。"
李秀芝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嘴里还嚼着半口咸菜。"咋说的?"
他看着她的眼睛,那双眼睛正对着他,等着他说下面的话。他忽然觉得自己要说的事像一块滚烫的石头放在舌头上,烫得他口腔发麻。"那个……"他张了张嘴,声音有些涩,"医生说,我的结扎可能没做好,输精管后来复通了。我现在……是有生育能力的。"
李秀芝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中,筷尖上夹着的一小块腐乳颤巍巍地晃了一下。她看着他,眼睛眨了眨又眨了眨,像是在等他接下去说"我开玩笑的"。但他没有。他就坐在餐桌对面看着她,两个人之间隔着一碗粥的距离。
腐乳掉回了碟子里,啪嗒一声。她把筷子搁在碗沿上,两只手在桌面上平放着,手背朝上。她开口的时候声音很平,平得像一层被熨斗熨过的布:"什么时候知道的?"
"B超那天大夫就怀疑了。后来做了精液分析,昨天拿的结果。"
"为什么不前天告诉我?"
徐建国低下头看着自己碗里的粥。粥面上凝了一层薄薄的米油,上面浮着几粒没熬开的米粒。"我怕……我也不知道怕什么。怕你觉得我在找借口,怕你不知道怎么接。"
李秀芝站起来把他的碗端走了,送去厨房里放着。他听见水龙头哗哗地响了两声又关了,然后是她走回来坐下的声音。她没有回自己的座位,而是走到他身边拉了一把椅子挨着他坐下来。他偏过头看见她的侧脸,她的表情读不太懂,说不清楚是释然还是震动或者是别的什么,但那双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动,像深水里缓慢游动的鱼。
"你这些年……"她开口了,声音比刚才低了一些,"有没有后悔过?"
徐建国扭过身子正面看着她。他们两个并排坐着,肩膀之间隔了一个拳头的距离。这个距离他们保持了将近四十年,彼此都习惯了这个空隙的存在,觉得刚刚好。"我说不上后悔。当年那个决定是咱们俩一起做的,谁也没逼谁。我这辈子跟你在过一块儿,没觉得少了什么。但昨天看见那张报告的时候,我忽然想了一件事。"
"什么事?"
"我在想如果当年没做这个手术,咱们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可能还是不会要孩子,毕竟那是咱们一起做的决定。但那得是"不要",而不是"要不"。咱们因为没有要,跟因为不能要,是两码事。"
李秀芝沉默了一会儿,伸手拿过他放在桌面上的手机翻到了那张报告照片,从头看到尾。她把手机还给他,两只手收回去搁在膝盖上。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手背上,那些跟徐建国手上一样的老人斑也被照亮了,一粒一粒地凸着。
"我现在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她说,"但我不怪你。"
"你怪我什么?"
"我谁都不怪。"她转过头看着他,嘴唇微微弯了一下,弧度很浅但确实是个笑的模样。"三十七年了,咱们把这个选择用了几十年。管它是结扎结得好还是不好,管它是"要不"还是"不能要",日子咱们过了,是咱们一起过的。"
徐建国伸出手去握住了她的手。两只同样布满了老人斑的手叠在一起,掌心相贴,温度均衡。他就那么握了好一会儿,窗外的阳光一点一点地挪着位置,从桌面挪到他手背上挪到她手背上,暖洋洋的。他忽然说了一句:"你说咱们现在这个岁数,要是真有孩子,都该三十多岁了。"
"可不嘛。"李秀芝接了一句,"快跟楼下小王差不多大了。"
"小王他闺女上初中了。那咱们这个要是真生下来,咱俩得六十多的时候送他上初中。"
李秀芝笑了一声,这回的弧度大了些:"那可够呛,他体育课跑一百米,我在看台上扶着栏杆怕自己摔了。"
徐建国也笑了。两个人就那么并排坐着笑了好一会儿,笑得肩膀微微抖着,晨光落在两个人花白的头发上,把银色的发丝照得近乎透明。笑声慢慢淡下去之后屋子里安静了一会儿,安静得能听见暖气管道里水流经过的咕噜声。
"不过,"李秀芝忽然说,"要是真有那么一个孩子,可能也挺好的。"
徐建国握着她手的手指微微紧了紧,没接话。他不需要接话。有些话两个人心里都清楚,不一定非要说出来。三十七年是一个很长的时间刻度,长到足以让所有可能性都沉淀下来,变成河底一层又一层细细的沙。他们在这条河上漂了这么久,已经不在乎那些沙底下埋着什么了。但今天他们发现河底有一块石头是他们从来没留意过的,形状跟周围的不太一样。他们看了看它,没有把它翻过来看底下压着什么,只是确认了它的存在,然后继续往前漂。
午饭李秀芝做了他爱吃的红烧带鱼,炖得酥烂,连骨头都能嚼碎了咽。吃完饭徐建国把那张精液分析报告从手机里删了,又翻了翻相册确定没有备份,然后锁了屏靠在沙发上闭着眼。李秀芝在旁边织毛线,织的是他一件旧毛衣的袖口,松了两针她正拆了重新来。两个人各做各的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几句天气、菜价、楼下新开的那家包子铺,跟过去三千多个寻常的日子一模一样。
但在那层寻常的底下有一小块东西轻轻地挪了一个位置。不大,不重,不影响整个结构,但它确实是挪了。徐建国闭着眼的时候嘴角一直是微微上扬的。他想明白了一件事——他这辈子确实缺了一些东西,那些东西是真实存在的缺憾,他不必为此羞愧也不必假装它们不存在。但那些缺憾之外的东西也是真实存在的,每一件都实实在在地摆在那儿,是他自己走过去拿起来放进口袋里的。
他半睡半醒之间,鼻尖嗅到厨房里残留的炸带鱼的油香,耳朵听见李秀芝织毛线的针偶尔碰在一起的细小声响,后背靠着沙发垫子被体温捂热了的那一块地方正妥帖地托着他的肩胛骨。他感觉自己的意识正在下沉,像一粒沙子慢慢落进一杯静置了很久的水里,穿过所有的悬浮物直直地落到杯底,在玻璃上轻轻磕了一下,然后就不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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