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81年1月的一封加急电报，从兰州军区一路辗转送到沈阳军区医院。拆开后，只写了十四个字：“一切安好，无须挂念，仍在戈壁驻训。”胡静皱眉，院门外北风呜咽，病床上的罗舜初却摆手示意不用读给他听——他早已猜到是小儿子的来信。
罗炜彬是最小的孩子，1954年生，比哥哥姐姐晚到来近十年。可他没享过“老来子”的优待。三岁那年，父亲带他去八一公园看老战士演示钻木取火，回程却只给他半块窝窝头。身边的警卫有些不忍，但老将军一句“当年红军也只能吃这么多”把话堵了回去。
严格从幼儿园开始。部队幼儿园条件好，专供军属。可罗舜初硬把儿子送到街道办的平民园。“一起排队，一起喝粥，别让他觉得谁欠他什么。”这话当着家属处干部说的，谁也不好再劝。
1968年，全国大办工农业学，初三学生早早下乡。罗炜彬在家庭情况登记栏里只写“胡静，干部”，对父亲的名字避而不提。两年后，他服从分配去了辽宁西部山区筑路。工地条件艰苦，白天抡十磅大锤，晚上住石棉瓦工棚。第一月工资六十三元，他给母亲寄了五十。
一次爆破作业，巨石砸断右脚小趾。工友背他回沈阳。门刚推开，罗舜初先拱手感谢，再问：“医生给你多少天假？”罗炜彬回答：“二十天。”将军翻出一本《珍宝岛英雄事迹》，递过去：“十天够了。回去帮烧水，少闲着。”十小时后，年轻人拄拐回到工地。
1971年春征兵。罗炜彬心里痒，却不敢开口。警卫班长偷偷同意替他报名，手续照章办理，没人走后门。批准名单下来，去处是国防科委在西北戈壁的新组建测绘团。月薪降到六元。
消息传到医院，罗舜初听完沉下脸。院领导以为他舍不得小儿子吃苦，赶紧解释：那团条件极苦，风沙大，水要定量领。老将军却摇头：“我生气的不是去戈壁，而是你们背着我。”
到部队第三年，罗炜彬跟随分队徒步穿越巴丹吉林沙漠，测试火箭靶场坐标。昼夜温差四十度，水罐冻成冰柱。队友嘴唇皲裂，他拿随身盥洗水给大家润口。有意思的是，同年国庆他获嘉奖，家书仍只写一句：“已吃咸菜，勿念。”
1976年8月，他第一次探亲。列车进沈阳站已近午夜。因为信封字迹潦草，他把“皇姑区六段”读成“六所”，拖着行李转了三个钟头才摸到家门。开门后父亲冷冷一句：“连家都找不到，还配当兵？”说完却悄悄把桌上唯一的红烧肉推到他面前。
转年，上级曾三次提议把罗炜彬调回内地，理由是罗舜初重病住院。将军每次都回绝：“组织需要你在哪儿，你就在哪儿。”甚至把秘书与国防科委的电话抢过来，亲口说“不办”。
1981年春，病情恶化。胡静依旧上班，只晚间来医院换班。大儿女各自工作繁忙，也被叮嘱“别耽误单位”。3月17日清晨，将军安静离世。
同日深夜，乌鲁木齐南站。刚结束夜间射击测试的罗炜彬接到电报，来不及脱迷彩服就直奔机场。抵沈后，父亲已停放太平间三天。白灯下，他发出一句嘶哑的自语：“您从没疼过我，可我知道您一直在教我。”随后俯身，额头紧贴父亲胸前。
老一辈革命家对子女的严苛，并非刻意为难，而是希望通过亲身体验，让他们把“普通人”四个字刻进骨子。后来罗炜彬转业，仍留在西北，从技术员做到副厂长，每次有人提起“罗将军的儿子”，他总摆摆手：“那是他的荣誉，我的履历从工地那块断脚趾的石头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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