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画鉴定到文人画史：真正发现笔墨承载的东方审美

中国书画鉴定是一门承载着“判优劣、辨真伪、明是非”学术旨归的特殊学问，而文人画研究则涉及笔墨与中国文化史、美术史理论的思考。近日，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举行的《江南文人画史》首发式与上海书画出版社主办的《书画鉴定十论》首发式先后在上海图书馆与上海书展现场举行，这两本书的著者都是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凌利中，前者是理论性构建与思考，后者则是入职上博二十余年来在古书画鉴定领域的探索实践。

凌利中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当下的博物馆工作者，既要辨真伪，也需要明是非，既以完整图文证据链来支撑每一条鉴定结论。此外，审美始终是鉴定不可替代的核心。古书画的核心价值是笔墨承载的东方审美，鉴定的一切方法、文献、工具，终究是为读懂笔墨、分辨真伪、还原作品真实身份服务。”

《书画鉴定十论》新书首发式在上海书展现场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江南文人画史》首发式现场，左起：凌利中、顾村言、施锜

《江南文人画史》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全书分上下两篇。上篇脱胎于2002年凌利中与了庐先生合作的《文人画史新论》，承续了庐的文人画思想体系，建立发展分期框架；下篇汇集作者近十年“海上三部曲”研究成果，立足环太湖流域，通过对隐没画家与存世作品的深度考辨，重新发现和确立上海这片土地在江南文人画史上的重要地位。该首发式近日在上海图书馆举行，凌利中与澎湃新闻艺术评论主编顾村言、华师大教授施錡在上海图书馆东馆围绕该书展开对谈。“中国画史上的‘江南’其实更多的指向文化的概念，笔墨与审美是文人画的核心之一，文人笔墨更是中国历代文人心性与心迹的见证，灯灯相传，其中一直存在着那种士人风骨与追求生命的大自在之境，这或许是最可贵的。”顾村言在《江南文人画史》首发式现场说。

“《江南文人画史》其实可以与《书画鉴定十论》对比读，前者突出理论性，其中最特别的价值，在于补上了上海这片土地在两千年书画人文链条中缺失的一环。” 凌利中说，他还透露了年底上博即将举办的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大音希声”多件重磅展品，包括将与八大山人作品对展的南宋郑思肖著名的《墨兰图》，以及来自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的八大山人祖父朱多炡信札墨迹。

南宋郑思肖《墨兰图》

《江南文人画史》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真伪”问题是鉴定的核心与关键

凌利中的书画鉴定之路始于少年时代对绘画的热爱。1993年考入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国画系。本科毕业时，上大美院成立美术史论专业，他因之也成了该校首届美术学专业的研究生。这段兼顾绘画基础与文史理论的历程，为他日后的工作奠定了基础。

凌利中进入上海博物馆工作后，拜入鉴定家钟银兰门下。他感受到在中国古代书画的研究与展示中，“真伪”问题是核心与关键，是第一位要解决的问题，这也是钟银兰教给凌利中的“第一课”。“我当时刚刚美院毕业，花40元买了一本恽寿平画册，里面有一开册页我特别喜欢，还专门临摹过。我把这本书拿给钟老师看，她说封面就不太对。‘对不对’背后涉及的就是书画艺术的评价问题、真伪问题。这件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书画艺术的欣赏因人而异，但一定存在一个通行的审美标准和尺度，即鉴定也讲究’正脉’的。”凌利中回忆道。

钟银兰与凌利中于波士顿美术馆观摩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图》卷（前排钟银兰、后排左一杨妍、中凌利中、右一史耀华Joe Scheier-Dolberg，王伊悠摄影；2006.6.12

谈及了钟银兰对他的影响，凌利中说，“最主要的不是如何找材料、研究画家生平和绘画特色、考据方法等，而是聊书画好坏的审美标准在哪里”。其间，他也请益知名画家了庐先生，与了庐先生对书画的理解一致，都认为理解文人画的内涵，是完整认识中国画的关键。

了庐与凌利中，2001年

他说，在库房看作品时，不仅看一级作品，还看二级、三级作品，从此有了一把衡量作品水平的标尺，以致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准确判断作品的高度。“研究艺术史，不是仅仅沉湎于考据、文献，更是一种艺术享受，源于自身对艺术之魅的嗜好。拥有艺术审美的敏感度，能够使研究者发现作品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深入研究。”

如何判优劣、辨真伪、明是非

判优劣、辨真伪、明是非，是从事古书画欣赏与研究的首要任务，它不仅是建构美术史的基础，更是契合了艺术史的研究需要。凌利中告诉澎湃新闻，《书画鉴定十论》是基于过往前辈总结的古书画鉴定“判优劣、辨真伪、明是非”三大目标，书中案例以“作者考”为主，以“明是非”为落脚点的系统性方法论。据悉，全书516页、30万字，以20例经典鉴研个案构为“十论”，并附以成果发表以来的最新发现十则。

上海博物馆编、凌利中著《书画鉴定十论》，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

他认为，老一辈鉴定家成长于文物抢救年代，大量古代书画集中涌入公立博物馆，拥有近距离批量过目历代真迹的时代机遇，眼光敏锐、论断果决，但受限于鉴定时间与文献查阅条件，考证多止步到“辨真伪”这一步。而对新一代博物馆工作者来说，不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这也牵出了他所认为的第三个标准“明是非”——以完整图文证据链来支撑每一条鉴定结论。

谈及鉴定流派，他并不认可常规所说的美术创作出身、文献考据出身、书画经营出身的 “流派论”。他将鉴定比作行医断案，每件作品流传背景、留存证据各不相同，需因地制宜综合运用笔墨、印章、材质、文献等多重方法，不存在单一万能的鉴定体系。

2021年，凌利中向知名鉴定家傅熹年师汇报《万年长春——上海历代书画艺术特集》中关于本书“案例四”和“案例六”中元李升《淀湖送别图》卷、明马愈《畿甸观风图》卷两件作品的最新研究（朱绍良摄）

从《烟江叠嶂图》到《木芙蓉图》的研究

《书画鉴定十论》中有多项研究成果引发学界关注，其中包括作者首次对两岸故宫分藏的两件董其昌名品——故宫博物院藏《林和靖诗意图》轴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烟江叠嶂图》卷进行系统辨伪，考定两件作品实为清代收藏家高士奇所作。

明 董其昌《烟江叠嶂图》卷，上海博物馆藏

明 董其昌（改定清高士奇）《烟江叠嶂图》卷，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董其昌是文人画史上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人物。他的影响不仅波及赵左、沈士充等松江籍画家，更不限于一时一地，或一家一派。随之发生的，便是其书画赝品之空前泛滥现象，为继文徵明后最多的一位，故称“滥董”。凌利中说，耗时最久的案例为高士奇摹董其昌《烟江叠嶂图》，用了十八年。该案例为传世董氏书画的双包现象，分藏上博、台北故宫博物院两本《烟江叠嶂图》卷。钟银兰曾撰文考辨，认为上博本为真，杨臣彬亦认可“台北本”赝品说。凌利中从笔性、书画功力、流传过程诸方面分析，认定台北本当系清初摹本（曾经高士奇收藏），而“上博本”为其母本真迹。通过对王鸿绪《横云山人集》的文献查阅，推测“台北本”应为高士奇摹本，后对高氏书法绘画风格的比较分析，认为应定名为：清高士奇《摹董文敏烟江叠嶂图》卷。

两卷《烟江叠嶂图》细节对比

清 王鸿绪《横云山人集》

在对上博藏董其昌《各体古诗十九首》卷（简称“上博本”）的鉴定中，凌利中先从文字内容对比“上博本”与日本学者古原宏伸编《董其昌书画》中刊载的董其昌《仿各家书古诗十九首》册（简称“册页本”），分析两本的差异，得出“册页本”为真迹；“上博本”则与董其昌一贯的书风相去甚远。之后，他进一步分析，将“上博本”与宋珏传世诸体书迹进行对比，得出结论：“上博本”系明代书画家宋珏于1610至1632年间所临，经清初书家郑簠珍藏、周亮工鉴赏著录，其品名应定为《宋珏临董其昌〈各体古诗十九首〉卷》。

明 董其昌（改定宋珏），《各体古诗十九首》卷（局部），上海博物馆藏

除了对董其昌的研究成果外，凌利中还经八年考证，还原元代顾园《丹山纪行图》卷为六百年前的“纪游山水”；并确认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王渊《水墨木芙蓉图》页为真迹等。

其中，上博藏《丹山纪行图》卷由过云楼捐赠给上博，被全国书画鉴定小组定为明代顾琳《丹山纪行图》卷，但凌利中经过再次鉴定，认为该作品有着元代气息，最后得出结论：原定为明顾琳《丹山纪行图》卷，应为元顾园《丹山纪行图》卷，作于洪武辛亥（1371），作者时年51岁，是目前仅见顾氏传世真迹。

元 顾园，《丹山纪行图》卷，上海博物馆藏

对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木芙蓉图》的鉴定考证则是值得称道的海外案例。该图由弗利尔于1911年在上海购自庞莱臣，在入藏弗利尔美术馆百余年间，包括高居翰在内均认为非王渊真迹，并定名为清代无款《木芙蓉图》。凌利中在弗利尔美术馆访学期间，认为该作品笔墨纸张、风格气息全属元代，遂展开了鉴考，发现该画与北京故宫藏王渊《墨牡丹图》卷、大英博物馆藏《水墨栀子图》轴之格式和画风都一致，皆有黄玠、赵希孔、王务道的题跋，且有相同钤印。通过考证三件作品的题跋者、王渊的生平和交友圈，断为真迹无疑，并考得该画创作年份，为王渊中晚年作品。如今，该馆现已修改定名，标为元代王渊《水墨木芙蓉图》，并添加入弗利尔美术馆官网的宋元书画板块。

元 王渊《木芙蓉图》页，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藏

审美是书画鉴定的核心

在博物馆体系中，书画研究者的职称被定为 “研究馆员”，兼具文物鉴定、学术研究、公众传播三重职责。凌利中坦言，鉴定不只是在库房把关的内部工作，更包含面向公众展览、出版的职责。“若展厅陈列、出版物封面使用伪作，便是向大众传递错误的美术史认知，误导行业者与普通观者。”其撰写《书画鉴定十论》初衷正是源于此。

董其昌与高士奇书法对比

他说，“书画鉴定从来不是美术史的后勤辅助工作，而是美术史研究的前置标尺，没有可靠鉴定，所有美术史叙事都可能建立在伪作之上，偏离历史真实。书画鉴定与美术史研究，不能并列为二事，前者既是后者的出发点，也是后者的终点。”他还认为，新一代博物馆鉴定人虽缺少前辈独有的批量过目机缘，却拥有数字化档案、AI图像比对等现代工具，能够跨地域整合分散文献与实物证据，有条件完成“明是非”这一步的鉴定考证。

元 李升，《淀湖送别图》卷，上海博物馆藏

“工具永远只是辅助，无法替代人积累的审美悟性。AI技术可以完成图像比对、文字检索等，却无法替代人来分辨笔墨气韵及视觉感知。为此，审美始终是鉴定不可替代的核心：古书画的核心价值是笔墨承载的东方审美，鉴定的一切方法、文献、工具，终究是为读懂笔墨、分辨真伪、还原作品真实身份服务，永远不能舍本逐末。”他说。

澎湃新闻记者 陆林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