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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开以来,我们认识了企业产权问题;宪法对国有企业、私有企业的产权一视同仁,一律保护。改开,不管是对内改革,还是对外开放,都要兴办企业,都有产权问题,企业的产权归属谁,各占多大的比例。对内改革、搞活,对外开放,内资、外资都来投资,有的还是合资,都要兴办企业,就有产权问题。不维护好企业产权,改开的成果不能巩固。
有人认为,产权问题很简单,谁投资属于谁。但在实践中问题就没有这么简单了。改开初期,对内、对外的政策不明确,兴办的企业产权不明确。有的出资少而占股多,有的出资多而占股少。独资企业产权容易明确,而合资企业的产权形成就比较复杂。
有的合资企业兴办的时候,政策不明确,早期有一些做法,现在看有问题;过去允许的做法,现在不允许了;企业利润多了,地方就会要多分,分配意见就不一致。
有的地方追究改开初期政策不明确的问题,把过去的做法用现在的标准来衡量,对一些企业严查严罚,有的对问题追究很多年,一些企业为此人心惶惶。对过去的问题应该宜粗不宜细,既往不咎,放眼未来。
法学里有一条被称为现代法治基石的原则,法不溯及既往。即不能用后来的法律追究过去的问题,如果昨天的合法事,现在变成不合法、违法,还有谁敢长期投资?因此全世界法制成熟的国家,都把法不溯及既往视为底线。它保护的不仅仅是一家公司的资产,而是市场经济最宝贵的资产——信用。
企业产权要靠信用来保障。资本总是流向有信用的企业、市场,因为资本相信信用才能保障产权,合同能够兑现,规则不会朝令夕改。资本害怕的不是风险,而是政策多变的不确定性。风险可以计算,不确定性无法计算。一旦规则失去稳定性,企业就不会扩大投资、产权,资本就会寻找、转移新的目的地。
现在世界产业链、供应链、资本流向都在发生深刻变化,真正吸引财富的,不一定是成本最低的地方,而一定是规则最稳定、信用最可靠、产权制度最明晰的地方。说到底,保护过去合法的行为,就是保护今天市场的信心,更是在保护明天整个社会的发展,因为一个能够随意翻旧账的社会,没有人敢长期规划未来,而一个让规则保持稳定,信用保持可靠的社会,才能不断吸引资本、人才和创新。
未来的大国竞争,比拼的不只是科技、制造业和金融实力,更重要的是制度信用。谁能给市场稳定的预期,谁就能赢得长期资本;谁能守住规则的边界,谁就能守住未来的发展。真正决定投资成败的从来不是消息,而是趋势,真正赚到大钱的人,也不是知道得最多的人,而是最先看懂趋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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