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福师大郑叶昕：同居与家暴的关联，更多源于“谁在同居”而非“同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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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崔思瞻

责编：曾静雯

编者按：

婚前同居，常常被看作是婚姻的“试验场”。但一个让人不安的问题是：同居过的伴侣，婚后会不会更容易发生暴力冲突？既有研究大多将这种风险简单归因于同居经历本身，却很少追问：究竟是同居导致了婚姻不幸，还是那些选择同居的人，本身就背负着更复杂的家庭过往或情感经历？当“80后”“90后”逐渐成为婚恋主力，社会观念已发生巨变，我们是否还在用旧有的眼光看待“同居效应”？

本期专访福建师范大学郑叶昕副教授，她最新发表于《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的研究《基于北京已婚女性调查数据，跳出将同居简单等同为“风险因子”的传统思路，创新性地将分析视角延伸至个体早年家庭创伤、复杂情感经历等多重时间线索，试图厘清婚前同居与婚后亲密伴侣暴力之间的复杂因果路径。研究发现，二者的关联并非源于同居本身，而更多与早年家庭创伤、复杂情感经历有关；不过这种关联在80后、90后及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中，已明显减弱甚至消失。

这一系列发现不仅挑战了“同居即风险”的简化论断，更揭示了同居效应得以发挥或消解所依赖的深层社会条件，即女性自主选择是否获得充分的社会支持。该研究为理解当代中国婚姻变迁中的个体能动性与结构性约束，提供了重要的经验锚点。

郑叶昕

郑叶昕，中国人民大学博士，曾赴新加坡国立大学开展为期一年的联合培养，现为福建师范大学副教授。她的学术训练贯穿人口学、社会学与社会保障，长期关注当代中国家庭正在经历的真实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婚前同居，单身人口规模持续扩大，婚育观念在一代人之间悄然转型。她尤其关注这些变迁背后的社会分层与性别意涵，擅长运用定量研究方法，结合大规模调查数据与多层次分析模型，探索宏观社会变迁如何嵌入微观个体的生命历程与家庭决策。研究成果发表于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中国人口科学、中国青年研究、妇女研究论丛等国内外人口学与家庭研究领域的重要期刊，在当代中国婚姻家庭变迁与社会分层研究领域受到学界关注。

一、学术路径与关键选择

专访部：在您的学术道路中，您在何时确定了婚姻家庭这一研究方向？有没有哪位老师的指导、哪次调研的启发让您确定了具体的研究主题？

郑叶昕：每个婚姻家庭研究者可能都有其独特的成长轨迹。对我而言，这一历程更像是不断的“connecting the dots”：对于婚姻家庭的兴趣并非一蹴而就，更多是根植于个人的学术兴趣，以及良师益友的不断启发。计迎春老师是我进入婚姻家庭研究领域的领路人。她注重对我们学术能力的培养，除分享学术前沿外，还会启发式地引导我们将论文中的内容与现实生活的现象进行勾连、解读。在这过程中，我开始有意识地观察与反思周遭世界。婚姻家庭看似日常，却能深刻影响个体生命，并折射性别、代际与社会变迁动态，因此逐渐成为我持续关注的领域。

博士期间，李婷老师的指导让我看到社会研究方法的多元可能。她强调研究方法与议题的适配，并帮助我们把对婚姻家庭研究的种种想象落地，转化为具体研究。我逐渐感受到人口学在连接宏观与微观、描述与解释新兴现象方面的独特价值。李婷老师常鼓励学生们追求生活中的“有趣”，这也培养了大家的学术旨趣。大家多依循自身兴趣，深入各类议题，运用微观模拟、文化图式分析、自然语言处理等方法，研究家庭代际结构、婚恋观与互联网中文化议程等议题，展现了婚姻家庭研究的丰富想象力。这也促使我思考：在技术快速迭代的当下，社会科学研究如何更好地回应公众关切？带着这一问题，我继续开展了博士后研究，在吴愈晓老师的指导下进一步学习和探索。

专访部：您在博士期间去新加坡国立大学联合培养了一年。这段经历对您理解中国的婚姻家庭最大的改变是什么？是看问题的角度变了，还是学到了具体的方法？

郑叶昕：新加坡国立大学汇聚了许多优秀的社会学、人口学学者，也营造了开放、友好且具有国际视野的学术环境。这段学习经历对我影响很大。在研究上，我有机会看到世界各国学者如何从多个维度研究婚姻家庭问题，这帮助我跳出原有的视野与思维框架，尝试将中国的婚姻家庭议题放在更广阔的比较视野中理解。在个人成长上，与优秀学者的接触让我有机会感受他们的为人处世与工作方式，也帮助当时临近毕业、正在思考人生选择的我进一步辨识自己的热情所在。

我的许多研究是在穆峥老师的指导下开展的。她的研究富有个人色彩，极具同理心与洞察力，即便是做定量研究，也能从中感受到敏锐的问题意识和扎实细腻的阐释，呈现出一种具有反思性的“定性思维”；王森浒老师是引导我走上学术道路的另一位重要老师。我们因对青年工作与家庭的共同关注而结缘。王老师对学术充满热情，不断探索研究方法的创新运用，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对青年学者的包容与支持。这段学习经历对我而言弥足珍贵。与大家的交流让我感受到学术的魅力，也正是在老师们的指导与支持下，我才有机会继续在学术道路上探索和耕耘。

二、问题、数据与方法

专访部：这篇研究婚前同居与婚内暴力关系的论文，最初的提问是如何产生的？是读文献或报告时的发现，还是现实生活中的观察带来的启发？

郑叶昕：这一研究设想更多源于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反思。我们一直很关注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以下简称IPV）问题，而李婷老师参与开展的北京市家庭状况调查则为相关研究提供了实证基础。在访学期间，我围绕“中国婚姻模式的变迁”议题梳理了若干希望继续推进的议题，其中包括婚前同居与IPV。穆峥老师由此提出，能否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考察。随着同居日益成为一种多样化的亲密关系形态，从同居经历切入，或许能为理解IPV提供新的视角。

专访部：这项研究用的是2020年北京家庭生活与健康调查的数据，样本只覆盖了维持第一段婚姻的已婚女性。能不能讲讲，在选择和处理这批数据时，遇到过哪些让您觉得棘手的地方？

郑叶昕：北京市家庭状况调查的一大优势在于，它采用了严格的抽样设计、使用较为完整的修订版冲突策略量表（以下简称CTS2），并同时记录女性自报的施暴与受暴经历。CTS2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能够系统测量亲密伴侣暴力的具体行为，是目前应用最广泛的评估工具之一。但正如该量表共同开发者Sherry Hamby后来所反思的，CTS2较难涵盖强制绑架、虐待乃至暴力致死等严重、通常由男性主导的暴力形式，也难以充分呈现暴力背后的动机、权力关系等具体情境，因此在解释暴力类型和所谓“性别对称性”时仍有局限。

为了用好这份来之不易的数据，我们系统梳理了有关CTS2测量局限的讨论，在研究中决定扬长避短、交叉验证，审慎地解释结果。Hardesty和Ogolsky于2020年发表于《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的综述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我们也注意到，在中国语境下，轻微心理攻击或躯体暴力的含义较为复杂：“打是亲，骂是爱”等日常观念可能会模糊情绪表达与暴力行为的界限；即便确有言语攻击或轻微冲突，也未必意味着行为者拥有更多权力，有时可能只是弱势一方表达不满的有限方式。

为此，我们依据CST2的分类标准，将心理攻击、躯体暴力和身体伤害分别划分为轻度与重度，以避免将日常争执与严重暴力混为一谈。六类IPV之间的相关性也支持了这一细分：随着暴力程度由轻到重、由心理攻击发展至躯体暴力和身体伤害，多种暴力形式更容易同时出现，复合产生更严重的伤害。回归结果进一步表明，婚前同居主要与重度心理攻击、重度躯体暴力以及轻重度伤害相关，这也强化了本研究聚焦严重IPV的意义。

此外，在颇具争议的性别议题上，我们对比了女性自报的施暴与受暴经历。结果显示，随着暴力严重程度的提高，IPV中的性别不对称性也更加明显：尽管女性实施心理攻击和轻度身体攻击的可能性高于男性，但在造成身体伤害的严重暴力中，女性作为受害者的比例明显更高。我们同时比较了暴力的发生比例与发生频次，后者进一步显示了女性在严重暴力中的不利处境。不过，鉴于CTS2在性别议题上的争议与局限，我们主动缩减了有关性别对称性的讨论，不据此严格判断冲突由哪一方发起。正文主要聚焦女性报告的受暴经历，并将女性报告的施暴经历作为稳健性检验。

关于单一报告者的自陈测量可能带来的误差，一种回应是每种测量都有自身的局限。诚如Hardesty和Ogolsky所指出，尽管人们通常认为同时伴侣双方的数据可能会相较单一报告者研究具有优势，但伴侣双方报告的一致性普遍较低，同样会带来信息整合和判断上的困难。因此，研究材料或许难以尽善尽美，但我们仍希望在现有数据条件下，尽可能提供稳健、可信的结论。

专访部：在分析婚前同居与暴力的关系时，您同时考虑了两条路径：一是“进入同居的人本来就不一样”，二是“同居这段经历本身带来了改变”。在实际操作中，怎么把这两件事在数据里分开来看？

郑叶昕：我们将前者称为“选择视角”，即同居者原有的独特特征可能使其面临更高的IPV风险；后者称为“经历视角”，即强调同居作为“试婚”的功能，以及共同生活经历对婚后关系的影响，由此来解释婚前同居与婚后亲密伴侣暴力相关的可能原因。这两个视角都是基于既有理论讨论，而北京市家庭状况调查提供了较为细致的婚前关系历程信息，由此能够帮助完善既有定量研究讨论较少的经历视角。

我们将选择视角与经历视角同时纳入模型，因为只有在同一模型内，两种视角才能在相同尺度上进行定量比较。KHB分解方法被用以量化两条解释路径（或理解为两组中介变量）的相对贡献，并且对每组变量贡献大小进行组内百分比排序，结果证明了选择视角的关键作用，尤其是在解释伤害这种严重暴力结果时。当然KHB并不是我们所采用的唯一方法，在稳健性检验中还采用了逆概率加权法，引入更广泛的预测变量来刻画选择视角，结果都证明了选择视角在解释婚前同居与四类严重IPV关联的重要作用。

专访部：研究只覆盖了北京，没有包括农村或其他地区。您心里会不会觉得这个结论的代表性受限？您怎么看待现实生活中家暴行为的地域差异？

郑叶昕：是的，每项研究都有自身的边界。我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题目中明确限定了研究的城市背景。北京当然不能代表全国，但作为人口流动性高、生活方式多元的典型大都市，它为个体摆脱熟人社会的监督、尝试新的亲密关系形式提供了空间，较为完善的公共服务也为人们披露家庭暴力经历和寻求帮助提供了更多可能。因此，北京仍是观察亲密关系变迁及其长期后果的重要窗口。

不同地区的家暴既有共性，也可能受到城乡结构、地域文化、性别观念和社会支持差异的影响，一个研究很难涵盖所有情境。但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我们也期待更多区域研究共同完善这一图景。

三、研究议题与现实社会

专访部：研究结果显示，婚前同居本身和暴力风险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同居者往往有着更多的童年创伤经历。也就是说，问题的根源在更早之前。当您看到这个结论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和原来预想的不太一样？

郑叶昕：这个结果其实还比较符合我们的预想。作为相对年轻的一代，我们对同居的接受度可能更高，因此也曾困惑：如果同居具有重要的“试婚”功能，为什么仍然会与严重的婚后暴力相关？因此，当研究显示选择视角具有更强的解释力时，我们觉得是很有说服力的。当然同居的共同生活经历仍然是重要的，但由早年家庭伤害、复杂的亲密关系经历和有限的社会支持所累积的风险，可能在解释同居与婚后IPV的关联上更为关键。

专访部：研究中那些带着创伤又经历了同居伤害的女性，为什么还会继续选择进入婚姻？您觉得是什么机制让她们没有及时退出？

郑叶昕：“关系惰性”（relationship inertia）是理解婚前同居与婚后不良关系后果之间关联的重要视角。Stanley等人（2006）指出，相较于恋爱，同居会带来更多的现实约束，例如共同承担经济义务、签订共同租约、共同饲养宠物、意外怀孕，以及减少双方继续寻找更合适伴侣的机会等。所以，同居双方未必是因为投入性承诺增强而进入婚姻，也可能是不断累积的现实约束提高了分手成本，使关系因“惰性”而延续。

因此，我们研究并不主张对同居作简单的道德判断，更不主张将所谓“同居效应”的责任重新推回个体。重要的是推动社会思考同居的意义，以及建立不完全依赖个人勇气的社会支持体系，让人们既能充分发挥同居的“试婚”作用，也能在发现关系并不安全或可靠时，拥有及时离开的能力与底气。

专访部：您的研究发现，1980年以后出生的女性中，婚前同居与严重家暴的关联已经消失了。在您看来，这主要是因为80后、90后的同居动机变了，还是社会对同居的接纳程度变了？哪个因素更关键？

郑叶昕：两个因素可能是相辅相成的，其本质都在于同居内涵的日益丰富。对80后、90后来说，同居既可能是为婚姻进行关系磨合和物质准备，也可能是一种“试婚”，例如探索更平等的相处方式。同居的兴起推动了社会层面的接纳，而社会接受度的提高又为人们选择同居提供了更宽松的环境。

这一变化既降低了同居者原有的选择性，也减轻了外界污名和社会压力所加强的“关系惰性”，使同居者不必因为已经同居而被迫步入婚姻，也更有可能及时退出不良关系。这些变化或许共同削弱了年轻世代中婚前同居与婚后IPV的关联。不过，这一趋势并不均衡：在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年轻女性中，婚前同居仍与严重躯体暴力和严重伤害相关，说明同居的后果依然存在显著的教育分化。

专访部：论文中提到，早期同居的人往往受教育程度较高，但近年来低学历人群同居比例上升更快。您觉得这个“学历逆转”背后反映了什么社会变化？它会不会让同居与家暴的关联在不同教育群体之间出现新的分化？

郑叶昕：“学历逆转”反映了当前更广泛的同居实践下新的分层情况。用学术语言来说，我国的同居模式正在呈现一定的“劣势化”趋势：同居逐渐从观念开放者的前沿实践，转变为部分弱势群体在人口流动加剧、婚姻门槛提高等现实约束下不得已的选择。

至于这种变化是否会带来同居与家暴关联在不同教育群体之间出现新的分化，还需要进一步追踪。从选择与经历两个视角来看，随着同居更加普遍、社会接受度提高，同居者原有的选择性可能有所减弱；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群体往往拥有更少的经济资源和社会支持，也更容易陷入关系惰性。由此来看，未来仍需关注不同教育群体在关系风险识别和退出能力上的差异，并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支持。

四、学术科普与日常生活

专访部：您在做研究之外，还兼职“严肃的人口学八卦”的公众号编辑，其中发布的文章既有专业度又很接地气，深受读者的喜爱，您可否谈谈担任这一社会兼职的收获与体验？

郑叶昕：“严肃的人口学八卦”集结了很多对人口学、社会学及相关社会现象感兴趣的老师与同学。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讨论热点、策划选题，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我们的“八卦卦主”李婷老师曾表示：“将广泛的关注与专业连接起来，才会形成真正的知识。”这句话很好地概括了这份兼职带给我的收获。

与此同时，面向公众进行知识传播，也让我更加重视不同读者的理解方式与信息需求。我想“接地气”可能也是一项技术活儿，它促使我们走出书斋，在锻炼思考、表达和议题敏感度的同时，也学会以更强大、更包容的心态理解不同的声音。

专访部：从博士生到青年学者，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您如何看待这一角色转变，又是如何应对它的？

郑叶昕：从博士生到青年学者，最明显的变化可能是需要承担更多研究、教学与职业发展的责任，也要逐渐形成相对独立的学术判断。这个过程难免伴随不确定性，但我很感恩一路上遇到的良师益友。他们的指导与包容，以及对学术的热情和旨趣，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也始终是我面对困难时的重要参照。

毕业时，李婷老师曾勉励我，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以长期主义不断拓展认知，并把善良、热情和责任传递下去。这段话对我启发很大。最近的反思在于，向内，或许需要保持诚恳的自我反思，去确认自己的热爱所在，从中获得一些定力；向外，则可以把生活当作田野，以研究者的视角观察日常，在琐碎之中保留好奇与思考的乐趣。

专访部：在研究和写作之外，您平时有没有比较稳定的兴趣爱好或生活习惯？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吗？

郑叶昕：如果熬夜也算一种稳定的生活习惯的话——当然最好不算（笑）。认真来说，当情绪有些波动时，我会去听旅行电台，知道世界有多大之后可能就不会困于“茶杯里的风暴”中；另外就是喜欢去逛各种集市或美食，从抽象中抽离，去拥抱具体的人间烟火味，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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