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40万银元抵押宫廷至宝，含纯金170多公斤，1949年在8吨煤里找到

1912年清帝退位后，溥仪倒还继续留在紫禁城里，每年还能领到400万两白银（后改400万银元）的补贴，这笔钱无论如何都够开销了。

可要维持“体面”，宫里仍养着大量宫女、太监以及后妃和宗室遗老，这些人的开支几乎就耗尽了钱财。

溥仪一家人在天津的照片（修复上色）

溥仪本人的生活也很奢华，宫里设了专做西餐的“蕃菜膳房”，汽车、钢琴、钟表等西洋货一批批往里搬，花钱如流水。

到了1920年，民国的拨款基本停了，花钱的排场却半点没减，大婚前内务府已欠下超过200万银元，钱从哪里来？

那只能打宫中古物的主意，其实太监宫女们早就开始偷偷往外搬，溥仪也以“赏赐弟弟溥杰”为由，让弟弟往外大量运宝物。

1924年在被赶出宫之前，溥仪又抵押了一批宫廷至宝，虽然“抵押”只是名头好听，毕竟他根本无力赎回。

一套金编钟

由荣源（皇后婉容之父）出面，与北京盐业银行经理岳乾斋，签订了一份抵押合同。

一批是金印等贵重物品，如八位皇太后、五位皇后的金宝，计重4600多两，还有金印池、金宝塔、金壶等计重4200多两。

再加上小金器、珍珠、宝石、玉器、瓷器、古籍等，这全部加起来合计抵押40万银元。

另一批是整套16枚金编钟，光这套编钟抵押的价格就等于上述总和，也是40万银元。

要知道民国时期一个普通工人月薪按10枚银元算，40万银元他得工作3300多年！

之所以这么贵，是因为这套编钟是独一份的礼乐重器。

乾隆晚年自诩“十全老人”，想效仿祖父康熙铸金编钟的旧例，于是下旨打造一套规模更大、更豪华的。

他亲自审图样，每个模具都要过目，试铸品做到满意才开炉，前后耗时近两年，才赶在80寿辰前完工。

16枚钟外形尺寸都差不多，只有细微差别，单枚通高约23.8厘米，最大口径约16.1到16.5厘米，钟壁厚度1.2厘米至2.1厘米不等。

全靠钟壁厚薄来分音高，这与先秦以来“按大小分音”的规则截然不同，对铸造精度的要求非常高。

钟体椭圆，钮是两条蟠龙相背而踞，正面铸“乾隆五十五年制”（1790年），背面刻“倍南吕、黄钟、大吕、姑洗、林钟”等各自的律名。

通体龙纹，底部八个平头原型就是打击发声点，最重的是“无射钟”达924两，最轻的是“信应钟”达534两。

16枚钟总重11439库平两，至今，还有很多人以“万两黄金铸编钟”为噱头，把整套都描绘成纯金。

纯金质地过软，怎么发出准确悦耳的声音呢？况且1.1万多两黄金即使是乾隆估计也难以承受。

故宫档案里清楚写着“四成金”，是黄金跟铜、锡、铅等金属配比铸造出来的合金编钟。

按清制一两合37.301克，整套重量约合现代853斤多一点，再按四成金折算，纯金含量是341斤出头，也就是170多公斤。

哪怕只有四成，这黄金的重量也足够奢侈了。

天津盐业银行旧址

金子的价钱能用秤称，但这套礼器的历史和工艺价值，是无法估算的，识货的人很多，这就是能抵40万银元的原因。

后来溥仪被赶出宫后，赎回之事已无从谈起，按合同抵押品归了盐业银行。

但这笔买卖在当年是“悄悄进行”的，银行不敢把它记入正式账目，只能隐藏起来。

然而民国《京报》透露出编钟出宫的信息，因此有心之人一查就知道大概藏在哪里，张作霖、阎锡山等人先后去银行问过下落，没问出来也就不了了之。

问题是，真正的强盗：日寇来了！

陈亦侯老照片

1933年日军进攻山海关，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和北平分行经理岳乾斋商议后，决定把金编钟和其他珍宝，转移到天津法租界。

天津分行的经理陈亦侯，就担下了这个重任，他驾驶轿车在深夜往返北平（今北京）与天津多次，在关卡林立之间，硬是靠着谨慎把一批宝物完整转移走，藏进分行地下仓库。

1937年天津沦陷，日本人第一时间派人去盐业银行，软硬兼施想逼迫陈亦侯交出编钟。

不过此时在法租界内，日寇还不敢太过分，1939年风传日军要接管法租界，陈亦侯意识到再不想出办法，就真要被抢走了。

大量煤炭（配图）

陈亦侯派人去贵州请示总经理吴鼎昌，三天后回电只有一个字：“毁”。

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熔成金条后好隐藏，编钟那么大迟早要被找到。

但陈亦侯意识到一旦熔掉，这损失就无法挽回了，他决定冒险去保住国宝！

他找到好友，也是四行储蓄会经理的胡仲文帮忙，在1940年4月的一个深夜，两人带着司机杨兰波、工友徐祥，把16枚编钟悄悄转移到英租界四行储蓄会大楼地下室。

放进偏僻小库房里还不放心，又买来整整8吨煤堆进去，把库门堵住，从外表看不出任何异常。

搬完不到三天，日军就闯进盐业银行，把金库翻了个底朝天，一无所获。

日寇镜头下沦陷中的天津

陈亦侯咬死不松口：编钟早按总行命令熔成金条了。日本人查无实据，加上外面又传着“编钟已毁”的风声，搜查几次没发现后只能作罢。

抗战胜利后，财阀孔祥熙猜测金编钟可能还在，上门探口风，结果陈亦侯又是一句话怼过去：“你们当初跑得真快，就留下我来护住宝贝，但上头让我毁掉，现在你们倒是想起来了。”

之后又来了个更不好对付的军统头子戴笠，戴笠要求天津警察局限期查到下落，局长李汉元找到陈亦侯，拿出那份密令。

陈亦侯神色凝重，以为这次躲不过去，没想到李汉元当着他的面把密令烧掉了！

原来李汉元虽是军统出身，但积极抗日，他说道：“当初日本人通缉我，是你帮我掩护救了我一命，这次我还你，你放心，戴老板那边我自有办法交差。”

那两位普通工友也非常难得，国民政府曾贴出告示：检举他人藏匿金银者，能获得物品价值的70%。

以金编钟的价值，司机杨兰波、工友徐祥只要说出来，就能得到几十万银元，可他们仍然守口如瓶，民族气节令人敬佩！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三天后也就是天津恢复开市第一天，胡仲文就带着银行清册找过来说道：“我们守了这么多年，等的就是今天。”

随后一行人在8吨煤里找到16枚编钟，连同清点出其他2000多件文物，全部捐给国家！

2025年故宫百年大展再次展出这套至宝，很多人才第一次了解，原来金光夺目的编钟背后，有那么多惊心动魄的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