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新书 | 《清代中枢决策二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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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中枢决策二百年》

白新良 著

书号：978-7-5231-1907-5

定价：88.00元

出版时间：2026年7月

【内容介绍】

本书是一部研究清代政治体制核心运作机制的著作，以1616年努尔哈赤后金立国至1850年道光末年的二百余年为时间主线，围绕清朝历代政权建设、中枢机构沿革、中枢决策形式及过程、监察落实体系、信息输送机制及档案典籍整理五大维度，系统考察梳理了清代中枢决策体系从初创、成熟、鼎盛到僵化衰变的动态演变脉络。

清朝作为中国帝制时期最后一个王朝，其中枢决策既继承前朝又有创新，形成了独具民族特色的中枢决策体系。努尔哈赤初创八旗议政体制、奠定政权根基；皇太极、顺治时期逐步推动集权转型、仿明建制；康熙御门听政，突破明制，强化皇权统治；雍正创设军机处，将君主集权推向巅峰；乾隆时期极权鼎盛，制度日渐僵化、吏治衰败；至嘉道两朝固守祖制、革新乏力，监察与信息体系全面废弛，清代中枢决策体制最终在内忧外患中走向衰败。

作者白新良教授基于清代历朝编年体实录、档案文书、官修会典等大量史料展开严谨考辨，不仅揭示了清代中枢决策体系在特定历史语境中运作的复杂性，也阐释了其对中国传统政治制度演进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本书被誉为清代政治制度研究领域创新之作，兼具深厚的学术价值与重要的现实观照意义。

【作者介绍】

白新良

中国清史研究专家，国家清史编纂工程编写者之一，长期致力于清史研究及教学工作。

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曾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出版《清代全史》《清史考辨》《中国社会史研究概述》《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康熙谋略》《乾隆传》等多部著作。

精彩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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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时期：皇权巩固与决策机制完善

皇权主导：辅政更迭与乾纲独断确立

康熙时期，清朝政权最终消灭了大陆上的残明势力并成功地进行了平定三藩叛乱、统一台湾和平定噶尔丹叛乱的重要政治、军事活动，中国境内出现了长期和平安定的局面。这样，清朝政府又在顺治时期的基础上，积极地从各方面进行政权建设，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其主要举措是：

1.建立临时辅政体制，实现最高权力过渡。顺治十八年正月，顺治帝青年早逝，清朝政府随即拥立年方八岁的康熙帝即位。为了维护统治，惩于顺治初年摄政王专权的教训，清朝政府改从上三旗遴选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全面处理国家政务。四辅政大臣执政期间，由于民族狭隘性强烈，对于顺治时期改定的政治体制和一些进步政策多所改动，如撤销内阁、翰林院，恢复内三院等，同时，还因辅臣之间的派别私利而导致内讧并在一定程度上侵犯了皇权。但是，从整体上看，对于清朝最高权力的过渡和清朝政局的稳定，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2.恢复内阁，建立以内阁为中心的传统中枢决策体制。有鉴辅臣鳌拜专权严重侵犯了皇权，康熙八年五月，康熙帝经过周密布置，一举翦除鳌拜集团。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康熙帝恢复内阁、翰林院。各种题奏本章，虽然分由各条渠道来到中央，但却皆需经过内阁票拟、翻译进呈康熙帝。康熙帝的各种决定，也皆由内阁以上谕形式发出。而且，在中枢决策过程中，内阁大学士、学士等也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所有这些，使得内阁地位不断提高。对于康熙时期政局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3.御门听政。康熙帝自亲政之日始，即开始御门听政，几乎每日皆召集大学士、各部院衙门堂官共同裁决庶务。这一举措，不但有效地防止了臣下专权，同时，也使国家事务得到及时处理。而且，由于中央各部院官员共同参加讨论，也大大提高了中枢决策的准确程度。作为一种中枢决策形式，御门听政虽非康熙帝首创，但是，因为康熙帝亲政五十多年，坚持不懈，并使之成为中枢决策的一种主要方式，因而，它对康熙朝政局发展的积极影响，却远在其他各朝之上。

4.立储、废储和秘密建储。康熙帝亲政之后，惩于清初以来各朝不建储君导致内乱的历史教训，于康熙十四年公开立皇二子允礽为皇太子。这一措施在一个时期内收到了加强皇权的效果。但是，因为康熙帝没有采取相应措施限制储君权力，致使康熙中期以后，历史上反复出现过的皇储之争再度发生，使得康熙帝被迫废去皇太子。后来，囿于传统观念和诸子争储，康熙帝虽然被迫复立皇太子，然而，由于皇储之争再度开始，康熙帝又不得不再废皇太子。储君两度立废使得康熙帝对传统建储制度发生怀疑并不再立储，并于临终之际“一言而定大计”，以皇四子胤禛继位为君。这种做法，虽然是对传统建储制度的发展，但是，由于时代限制，康熙帝迄未从制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从而对康熙中期以后，乃至于雍正初期的清朝政局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5.创立新的信息输送形式，奏折渗入政治生活并在中枢决策中发挥作用。顺治以后，清朝政府全面推行题奏本章并使其输送渠道制度化，对于清朝统治的建立和巩固固然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由于本章繁冗，经过机构众多，不但影响办事效率，同时也不利于保密。因而，康熙帝亲政之后不久，一种新的上行文书形式——奏折开始出现。最初，其使用目的似乎仅仅是贪图快捷，范围也仅限于少数亲信。而后，这种文书其他方面的长处和优点如利于保密，扩大信息来源，便于最高统治者控制臣僚也都逐渐显露，因而得到了康熙帝的提倡并广泛推广，其使用范围和具折人员层次也迅速扩大，从而使之成为独立于题奏本章之外的一种新的上行文书形式，对于当时和此后清朝政局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6.坚持经筵日讲，加强君主自我教育。经筵日讲始于宋代，是君主自我教育的一种主要方式。康熙帝亲政后，汲汲求治，为了学习治国理论，汲取历史经验教训，从康熙九年以后，开始经筵日讲。其中日讲，坚持十五年之久，近九百次，经筵则坚持一生，从而开创了历代君主重视经筵日讲的最高纪录。通过这一活动，康熙帝系统地学习了儒家经典和各种历史知识，掌握了丰富的从政经验，对于当时清朝政局的健康发展和此后清代诸帝的早期教育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7.设置起居注馆，建立起居注制度。康熙九年，康熙帝专设起居注衙门，任命起居注官员，开始记录起居注。这一制度，不但对康熙帝本身活动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同时，也保存了清代中枢机构活动大量的原始记录。康熙五十七年后，起居注馆一度被裁撤，但是，雍正帝即位后，立即将之恢复并为此后各帝所遵循。对于清代帝王活动原始材料的保存，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制作｜熊思琪

初审｜熊思琪

复审｜袁子茵

终审｜李 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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