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无条件投降81年，“军国主义不是一夜间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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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防务指南）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陈洋

责任编辑 毛淑杰

回顾历史，日本的军国主义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它往往始于安全焦虑不断积累，始于军事预算持续增加，始于社会逐渐接受“为了安全必须扩军”的逻辑，始于对战争历史的重新解释，最终则可能表现为军事力量反过来塑造国家战略。

当地时间2026年6月25日，日本东京，日本民众冒雨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军事扩张政策。图/视觉中国

2026年8月15日，是日本战败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

对日本而言，这一天本应反省战争、铭记教训、确认和平方向，而高市早苗当局却将其变为淡化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责乃至为重新扩张军事力量寻找借口的政治舞台。

这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及自民党多名高层集体参拜了靖国神社。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虽未直接参拜，却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祭祀费）。

自2025年10月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正在经历一轮明显的安全政策转向。一方面，此前多次高调参拜靖国神社的高市早苗在这一问题上更加谨慎；另一方面，日本调整安保战略、强化军工基础、解除武器出口限制、建立国家情报体系等，一系列扩军备武政策持续推进。

战后81年的今天，日本是否真正走向和平？这些政策最终会将把日本带向何方？

不参拜不等于政见转向

2026年4月22日，126名来自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联盟的成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图/视觉中国

在日本政坛，高市早苗长期以鲜明的政治保守形象示人。在正式担任首相前，高市早苗曾多次参拜靖国神社。这一次，作为日本首相的高市早苗选在“8·15”这天“隐身”，当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但若因此就得出“高市历史认知发生根本转变”的结果，恐怕言之过早。

从现实政治逻辑看，首相是否参拜靖国神社，从来都不单单是个人行为，更与日本的国内政治、外交关系、执政基础等密切相关。高市早苗的此次行动，主要还是与当前的日本外交形势、个人执政基础有关。

在外交层面，高市早苗领导下的日本，在东北亚地区备受孤立。首先，高市此前发表涉台错误言论，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其次，日本过度追随美西方对俄制裁，也使日俄关系长期陷入低迷，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俄罗斯总统普京于8月13日登上日俄争议岛屿，让日俄“中长期恢复关系变得困难”（8月13日高市早苗语）。至于日朝关系，当前同样看不到明显改善的迹象。相比之下，日韩关系是日本在东北亚外交中，为数不多仍保持相对活跃的一条渠道。

正因如此，如果高市早苗在“8·15”当天执意“拜鬼”，势必引发中韩朝俄的强烈反应，既可能进一步冲击已经紧张的中日关系和日俄关系，也可能直接刺激韩国国内舆论，给日韩关系蒙上新的阴影。倘若日本与中朝俄的关系持续紧张，日韩关系又因靖国神社问题再度恶化，那么日本在东北亚的外交空间将进一步收缩，甚至可能陷入“自我孤立”的被动局面。

更值得注意的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2026年11月在深圳举行。对于当前外交处境趋于被动的高市早苗而言，APEC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多边外交平台，她尤为希望借此改善对华关系、缓和对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如果高市早苗一意孤行，无疑会给日本外交增加新的负担。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曾给亚洲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而靖国神社又长期被视为日本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的重要象征，高市早苗若在这一敏感节点参拜，就很可能成为APEC会议期间备受争议的焦点人物，从而进一步压缩日本在地区外交中的回旋空间。

在执政基础方面，参拜靖国神社可能成为高市早苗手中的一张“底牌”。今年以来，高市内阁支持率总体呈现下滑态势。以日本广播协会（NHK）民调为例：1月高市早苗内阁支持率为62%、不支持率为21%；到7月，支持率降至53%，不支持率则升至33%。尽管支持率较年初有所下降，但目前仍处于相对较高水平，尚未跌破30%的“危险水位”。

与此同时，2027年9月，自民党将举行总裁选举，这场选举将直接关系高市早苗能否继续执政。在此背景下，靖国神社便可能成为高市早苗用于巩固执政基础的重要政治筹码：若未来内阁支持率骤降，甚至跌破30%这一关键节点，高市早苗可能借参拜靖国神社制造政治话题、刺激支持率回升；抑或，在明年自民党总裁选举前夕，高市早苗通过参拜迎合右翼保守势力、凝聚党内支持。换言之，高市早苗暂不参拜并不意味着她已经放弃这一政治选项，而更可能是将其保留为关键时刻可以打出的“最后一张牌”。

警惕日本安保政策转换

当地时间2026年5月20日，日本名古屋，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观无人机。图/视觉中国

观察今天的日本，尤其需要避免一种简单化认识：把靖国神社当成判断日本是否走向军国主义的唯一指标。

靖国神社当然重要，它是日本军国主义历史记忆的重要象征，是观察日本部分政治势力历史观的重要窗口。但是，靖国神社更多体现的是“记忆政治”和“象征政治”；相比之下，日本“安保三文件”（即《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调整、防卫预算的扩张、武器出口政策的松绑、远程打击能力的建设以及军工产业体系的强化，则直接决定日本安保政策的现实走向。

近年来，日本安保政策已经发生一系列结构性变化。2022年底，岸田文雄政府修改的“安保三文件”中，明确提出拥有“反击能力”、加强“西南诸岛”防卫能力、持续增加防卫投入等。如今，高市早苗政府不仅将在2026年底完成“安保三文件”的提前修订，而且将日本面临的安全环境描述为“战后最严峻”。这意味着，日本安保政策的变化已不再是单纯的口号，而是在逐步转化为制度、预算、装备和组织能力。从“专守防卫”到拥有“反击能力”，从严格限制武器装备出口到完全解除相关限制，从相对克制的防务姿态到建设“新型作战方式”，日本的安保政策正在发生渐进式但具有累积效应的变化。

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变化并非单一政策孤立推进，而是正在形成一条完整的链条：防卫预算扩张，为军力增长提供资金基础；“安保三文件”的修订，为安保政策转向提供制度依据；解除武器出口限制，为军工产业寻找新的市场；强化军工生产基础，将军事寻求进一步嵌入日本经济体系。这才是比参拜靖国神社更加值得警惕的地方。

因为参拜一次靖国神社，可以引发外交争议，但一项军事制度一旦建立、一笔长期军费一旦列入预算、一套武器生产体系一旦形成、一种军事战略一旦成为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就很难轻易逆转。

因此，纪念“8·15”，不能只问高市早苗今年去不去参拜靖国神社，更要追问：日本是否正在沿着“再军事化”的轨道越走越远？如果“靖国神社不参拜”与“安保政策不收缩”并存，恰恰可能形成一种新的政治现实：历史象征有所降温，安保政策却持续升温。

和平力量能否约束？

1938年10月，日本东京，参拜靖国神社的陆军部队。图/视觉中国

近年来，围绕日本社会整体右倾、整体保守化的声音持续存在，特别是高市早苗上台后，这样的担忧声音更多了。但事实上，日本社会内部依然存在着深厚的和平主义传统、依然存在着不容忽视的和平力量，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无核三原则”（即“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据日本媒体报道，自高市早苗政府2025年10月组建以来，截至今年7月底，全日本至少已有36个都道府县的128个地方议会，向日本国会提交了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这一数字创下了自2000年7月日本国会开始受理地方议会意见书以来，历届政权中的最高纪录。

与此同时，日本舆论调查协会8月1日公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者认为应坚持“无核三原则”；对于允许美国核武器部署至日本的“核共享”构想，77%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这两组数字说明，日本社会不是对“再军事化”毫无感觉，更不是所有日本人都认同所谓的“军事大国化”。恰恰相反，当高市早苗政府试图调整长期坚持的核政策底线时，日本普通民众、地方社会迅速作出反应。《琉球新报》评论称，认为日本“应坚持”“无核三原则”以及认为日本“不应寻求核共享”的受访者比例均达到70%以上，这表明日本民众普遍意识到日本是“世界上唯一遭受过核打击的国家”，而且多数民众对核武器风险保持高度警惕。日本政府有责任正视公众对“无核世界”的渴望，并探索不依赖核武器的现实安保方式。

但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是日本社会是否存在和平声音，而是这些和平诉求能否进一步转化为具有实际约束力的政治和制度力量。回顾历史，日本的军国主义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它往往始于安全焦虑不断积累，始于军事预算持续增加，始于社会逐渐接受“为了安全必须扩军”的逻辑，始于对战争历史的重新解释，最终则可能表现为军事力量反过来塑造国家战略。因此，日本今天真正需要守护的，不只是和平主义的“声音”，更是能够把这种声音转化为政策约束的制度机制。

筑牢三道防线

当地时间2026年4月21日，日本东京，一名日本陆上自卫队士兵在防卫省站岗。图/视觉中国

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如何防止历史悲剧重演，至少需要筑牢三道防线。

第一，日本国内的和平力量。日本社会必须继续保存并发扬战后形成的和平主义传统。无论是和平宪法，还是“无核三原则”；无论是广岛、长崎的和平运动，还是地方议会、民间团体、在野党和大众媒体对军事扩张的监督，都应该成为日本政治的重要制衡力量。尤其是在军事政策快速变化的背景下，日本社会更需要对“为了安全就必须扩军”的单一逻辑保持警惕。试想，如果一个国家只知道增加导弹、扩大军费、发展军事技术，却不知道如何减少误判、管控危机、缓和对立，那么军事能力越强，地区安全未必越稳定。

第二，国际社会的共同警惕。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不能只依靠日本国内力量。亚洲邻国以及国际社会，都应该对日本安保政策的结构性变化保持持续关注。这种警惕不是为了孤立日本，而是为了确保日本的安保政策始终处于和平宪法与战后国际秩序的约束之下。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正确面对过去，就很难让邻国完全相信它今天的军事扩张只具有“防御性”。因此，国际社会真正需要做的，是对日本安保政策保持理性、持续、制度化的观察，同时推动日本与亚洲邻国加强沟通，通过外交与合作减少安全困境，而不是让地区陷入军备竞赛。

第三，日本政治领导人的历史责任。决定一个国家走向何方的，最终仍然是靠政治领导人的选择。日本首相尤其应该清楚：手中的权力不仅来自选票，也意味着历史责任。“8·15”不是普通的纪念日，而是日本面对过去、面对邻国、面对未来的重要时刻。真正负责任的政治领导人，应当知道一个基本道理：国家安全不是军事力量越多越安全，国家尊严也不是武器越多越强大。真正持久的安全，来自稳定的国际环境、可靠的外交关系、成熟的危机管控机制以及对战争风险的敬畏。

“8·15”最重要的意义，从来不是纪念一个国家输掉了一场战争，而是提醒所有人：战争可以结束，但如果历史教训被遗忘，制造战争的逻辑就可能卷土重来。81年后的今天，日本最应该做的，不是重新证明自己能打赢战争，而是向亚洲和世界证明——日本已真正懂得，为何战争不能重来。

（作者为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本期编辑：陈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