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上海超过61岁的人：即便身体健康，也没有多少来日方长？

为何说上海超过61岁的人：即便身体健康，也没有多少来日方长？

我是在六十三岁那年，第一次真正听见家里那只老钟的声音。

以前它也响，每到整点，“当、当、当”地敲，我总嫌吵。那天早上，我站在上海浦东的厨房里，手里拿着半个没剥完的鸡蛋，忽然听见它敲了七下。

屋里很安静。

老伴走了四年，儿子一家住在松江，女儿在杭州，平时电话不少，可真坐到我这张饭桌前的人，越来越少。

我身体不差。

每天清早去世纪公园走一圈，回家自己煮粥，楼下菜场哪个摊的青菜嫩，哪个摊的鱼新鲜，我都门清。体检报告也算好看，血压不高，血糖正常，医生还夸我：“阿姨，您这个状态，在六十多岁里算蛮好的。”

我听了笑笑，心里却没那么踏实。

因为那段时间，我总在楼道里看见一些熟悉的门，突然贴上了白纸。

不是别人家的故事，是前天还在电梯里打招呼的人，今天就不在了。

真正让我心里发紧的，是隔壁302的周师傅。

他比我大两岁，六十六，身体比我还硬朗。退休前是公交司机，走路带风，说话嗓门亮。每天晚上七点，他都会拎着小收音机下楼，在小区花坛边听评弹。

那天我买菜回来，见他站在楼道口，手里提着一袋橘子。

他叫住我：“沈阿姨，明天周六，我女儿从嘉定回来，我多买了点，给你几个尝尝。”

我说：“你自己留着，女儿回来正好吃。”

他摆摆手：“来日方长嘛，以后有的是机会。”

这句话，当时谁也没放在心上。

第二天早上，我下楼倒垃圾，看到救护车停在小区门口。周师傅的女儿蹲在花坛边，哭得喘不上气。

周师傅夜里突发脑出血，人送到医院，没抢回来。

我站在楼道里，手里那袋垃圾忘了扔。过了好一会儿，才发现自己的手一直在抖。

前一天，他还说来日方长。

可来日在哪里呢？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客厅，没开电视。窗外是上海的灯，亮得像永远不会暗，可我心里第一次清楚地冒出一个念头：

人过了六十一岁，哪怕今天身体健康，也真的没有多少来日方长了。

我以前最爱说“等一等”。

等儿子不忙了，我再去看他。

等天气好了，我再去苏州看看老同学。

等外孙放假了，我再陪他去坐一次黄浦江游船。

等我把家里收拾得更整齐一点，再请朋友来吃饭。

等来等去，很多事就散了。

老伴还在的时候，他总念叨想去一次崇明，看东滩的鸟。他年轻时在码头干过活，喜欢看水，也喜欢看天。他说：“等你退休了，咱俩不赶景点，慢慢住两天。”

我那时忙着帮儿子带孩子，忙着照顾生病的婆婆，嘴上总说：“急什么，上海到崇明又不远。”

后来他查出肺病，身体一天天垮下去。

有一次他坐在阳台上，看着我给花浇水，轻声说：“你看，崇明也没去成。”

我当时心里一酸，却还安慰他：“等你好了，我们就去。”

他没有反驳，只是笑了笑。

三个月后，他走了。

那张写着“崇明两日”的小纸条，还夹在我们家的旧台历里。我一直没舍得扔，也一直不敢看。

周师傅走后，我把那张纸条拿出来，放在饭桌上看了很久。

纸条边角发黄，老伴的字还是那么规矩。他写了三样东西：带外套、带保温杯、别忘了晕车药。

我突然哭了。

不是嚎啕大哭，就是眼泪一滴一滴往下掉。

我这才明白，很多遗憾不是没有机会，是以为机会永远在。

过了六十一岁，我们嘴里说着身体还行，腿脚还利索，可时间已经不肯等人了。

那天之后，我做了第一件别人看起来很小、对我却很大的事。

我买了一张去崇明的车票。

女儿知道后，在电话里愣了一下：“妈，你一个人去？要不我请假陪你。”

我说：“不用，我就去看看。你爸想看的地方，我替他看一眼。”

女儿沉默了几秒，声音软下来：“那你到站给我发消息。”

我说好。

那天风很大，我站在东滩边，头发被吹得乱七八糟。望出去是一大片湿地，水鸟飞得很低，天灰蓝灰蓝的。

我从包里拿出老伴那张纸条，压在掌心。

我没有说什么动人的话，只是小声念了一句：“老头子，我来了。”

那一刻，我心里不是放下，而是终于承认：

有些事补不了，但能做一点是一点。

回上海后，我开始慢慢改自己的日子。

我把一直舍不得用的好碗拿出来吃饭，把老伴的旧衣服整理掉一半，只留两件最熟悉的。阳台上那盆快枯死的茉莉，我重新换了土。

我还给一个十几年没见的老同学打了电话。

她姓陶，住在徐汇，年轻时跟我在同一家服装厂上班。她接到电话时，第一句就说：“哎呀，沈梅，你还记得我啊？”

我笑着说：“不是记得，是怕再不打，哪天就打不通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

她说：“你这话讲得我心里发酸。”

我们约在衡山路一家小咖啡馆见面。

两个六十多岁的女人，坐在靠窗的位置，点了两杯热拿铁。她看着我，说：“你还是老样子，就是瘦了点。”

我看着她，也笑：“你头发白了不少。”

她摸摸头发：“不染了，累。”

我们从年轻时的厂房聊到退休金，从孩子聊到老伴。她丈夫还在，但常年病着，她每天买菜、煎药、陪复诊，看着硬气，其实眼神里都是疲惫。

她说：“有时候我也想出去走走，可总觉得不该。”

我问：“什么叫不该？”

她低头搅咖啡：“都这个年纪了，还想着自己快活，好像说不过去。”

我看着窗外的梧桐树，忽然觉得这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上。

我们一辈子都在“应该”里过。

应该顾家，应该忍耐，应该替儿女想，应该别给人添麻烦。

可到了六十多岁，还剩多少日子能给自己？

我对她说：“我们不是不管别人了，是不能再把自己完全忘了。”

陶姐没说话，眼圈却红了。

那天分别时，她拉着我的手说：“下个月，我们去看一次展吧。年轻时没空看，现在总该看一回。”

我说：“别下个月，就下周。”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出声：“好，就下周。”

可生活不会因为你想通一点，就立刻变得顺顺当当。

我开始给自己安排日子后，儿子第一个不适应。

有天晚上，他打电话来：“妈，周末我们带孩子过去吃饭，你做点糖醋排骨吧。”

我说：“这周不行，我和陶阿姨约好了去苏州。”

电话那头停住了。

儿子说：“你们两个老太太去苏州？安全吗？再说孩子念叨你做的排骨很久了。”

要是以前，我肯定马上改口。

我会说：“好好好，我不去了，你们来。”

可那天我握着手机，想起周师傅那袋没送完的橘子，也想起老伴那张去不了的崇明纸条。

我说：“排骨下次做。苏州这次已经订好了票。”

儿子的语气有点急：“妈，你都六十四了，别折腾。想出去以后我开车带你去。”

我笑了一下：“你说的以后，是哪一天？”

他没答上来。

我接着说：“你忙，我理解。可我也不能把每件想做的事，都放进你的空档里。”

儿子声音低了些：“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担心你。”

我说：“担心可以，但不能替我把日子按暂停。”

这句话说完，我自己都愣了一下。

原来我也能这么平静地拒绝孩子。

周末，我和陶姐去了苏州。

我们没赶景点，也没拍多少照片。就在平江路慢慢走，买了一块桂花糕，坐在河边看船。

陶姐说：“你儿子后来没生气吧？”

我说：“生了点，但晚上又发消息问我到没到。”

她笑：“孩子也是要学的，学着我们老了，也还是一个人。”

我点点头。

那天回上海的高铁上，我看着窗外飞过去的灯，忽然觉得自己不是任性。

我只是把余生从“等别人安排”，一点点拿回到自己手里。

后来，儿子和女儿都发现我变了。

我不再每天守着手机等他们消息，也不再一听说他们要来，就提前两天忙活。我会问他们几点来，几个人吃，能不能一起洗碗。

有一次儿媳笑着说：“妈，您现在比以前会使唤人了。”

我也笑：“我以前不是不会，是不好意思。”

外孙吃着水果，在旁边插嘴：“奶奶，你现在开心吗？”

屋里一下安静了。

我想了想，说：“比以前踏实。”

孩子不懂，问：“开心和踏实不一样吗？”

我摸摸他的头：“开心是一阵子的，踏实是心里不慌。”

我现在心里不慌了。

因为我知道，六十四岁不是年轻，也不用硬装年轻。身体好，是福气；能走能吃，是老天给的余地。

可余地不是让我们继续拖延的。

今年春天，我又做了一件事。

我把家里那张大饭桌换成了小圆桌。

那张大桌子以前坐满过很多人。老伴、孩子、亲戚、邻居，过年时十几双筷子摆得满满当当。后来人越来越少，桌子却还那么大，显得屋里更空。

送家具的师傅问我：“阿姨，旧桌子还挺结实，真不要了？”

我摸了摸桌面上的划痕，说：“不要了。太大了。”

新圆桌摆好后，屋子一下清爽了。

我给自己煮了一碗小馄饨，坐在新桌旁吃。窗台上的茉莉开了两朵，香味很淡，却真真切切。

我拍了张照片发到家庭群。

女儿回：“妈，这桌子好看。”

儿子回：“下次我们过去试试。”

我回他们：“欢迎，但要提前约，我现在也有安排。”

发完这句话，我忍不住笑了。

不是故意摆架子，也不是跟谁赌气。

人到这个年纪，最该明白一件事：儿女有儿女的人生，老人也不能只剩等待。

我们活到六十多岁，最怕的不是没人陪，而是自己先把自己关起来。

我身边还有人总说：“等我七十岁再享福也不迟。”

可六十一岁之后，每一年都不是轻飘飘的一年。

今年还能爬楼，不代表明年膝盖不疼；今天还能远行，不代表以后不怕折腾；现在还能打电话约老友，不代表对方一直都在。

上海这么大，医院、菜场、公园、地铁站，每天都有人告别，也每天都有人重新出门。

我们过了六十一岁的人，哪怕身体健康，也该把“来日方长”四个字收起来了。

不是悲观，是清醒。

我现在每天仍旧早起，去世纪公园走路。路过那片银杏树时，我会停一停，看叶子从绿到黄，再从枝头落下来。

以前我怕落叶，觉得它像衰老。

现在不怕了。

叶子落下去，也算认真活完了一个季节。

我也是。

我不再想着把所有遗憾都补回来，也不再逼自己做多么了不起的事。我只是把想见的人早点见，把想说的话早点说，把能去的地方早点去，把能吃的一顿饭好好吃完。

我给陶姐发消息：“下周还去看展吗？”

她很快回：“去。”

我又给女儿发：“秋天你有空，我们一起去外婆以前住过的弄堂看看。”

女儿回：“妈，这次我来安排。”

我看着手机，心里热了一下。

老钟又敲了七下。

我把窗打开，上海傍晚的风吹进来，带着一点桂花味。

我知道自己已经六十四岁了，也知道以后不会越来越多，只会越来越少。

可正因为少，才不能浪费在等待、委屈和空想里。

超过六十一岁的人，即便身体健康，也没有多少来日方长。

但只要今天还能走、还能笑、还能爱人，也还能爱自己，那今天就不算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