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日本人，游广东深圳后坦言:中日差距比想象中大得多

说实话，去深圳之前，我心里是有那么一点点优越感的。

我是日本人，在东京生活了三十多年。东京嘛，全世界公认的国际化大都市，干净、有序、便利，这些标签贴在我们身上太久了，久到我们理所当然地觉得——外面那些地方，再怎么发展，跟东京比总差着一截。这次去广东深圳，原本只是跟着一个商务考察团随便转转，没抱什么特别的期待。结果，这一趟走得我心里翻江倒海，不是滋味。

到深圳那天是下午，从宝安机场出来，坐上车往市区走。车窗外的景象让我愣住了。不是那种破破烂烂的“发展中”样子，是那种——怎么说呢——扑面而来的未来感。高楼一栋接一栋，玻璃幕墙在夕阳底下闪着光。路很宽，车很多，但秩序井然。我下意识掏出手机想拍几张照片，结果发现车上居然有USB充电口，还有折叠小桌板——这只是一辆普通的网约车而已。

接待我们的中方朋友姓陈，四十出头，在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做管理。他笑着问我：“第一次来深圳吧？感觉怎么样？”我老实说：“比我想象的要……新。”他哈哈大笑：“新就对了，深圳本来就是个年轻的城市。”

后来几天，我真正明白了什么叫“年轻”。

第一天晚上，陈带我们去吃饭。 地方在南山，一栋写字楼的顶层。电梯门一开，我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整层楼都是餐厅，装修得跟东京六本木的高档料亭一个水准，甚至更气派。窗外是深圳湾的夜景，对岸香港的灯火若隐若现。菜端上来，一道比一道精致，味道也好。我随口问了一句这一桌大概多少钱，陈报了个数字。我在心里换算成日元，默默吃了一惊——比东京同样水准的餐厅便宜了将近一半。

更让我意外的是买单环节。陈掏出手机，对着桌角一个黑白格子扫了一下，几秒钟就付完了。我问他：“不用现金吗？”他愣了一下，好像我问了一个特别奇怪的问题：“现在谁还带现金啊？手机扫一下就行了。”

第二天我自己出去逛，才真正体会到这句话的分量。在便利店买水，扫码；在路边摊买个煎饼，扫码；坐地铁，还是扫码。我像个乡巴佬一样站在地铁闸机前面研究了半天，旁边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姑娘看不下去了，用英语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我不好意思地说我是外国人，不太会用这个。她三下五除二帮我搞定了，还笑着说：“Welcome to Shenzhen！”

深圳的地铁也让我吃了一惊。 东京的地铁系统全世界都出名，复杂、精密、老牌。但深圳的地铁让我看到了另一种可能——新。车厢干净得发光，座椅没有磨损，线路图清晰明了。我在东京坐了几十年地铁，有些线路的扶手都磨得发亮了，那种“老字号”的质感固然让人安心，但深圳地铁给人的感觉是——一切才刚刚开始，一切都在最好的时候。

后来查了查资料才知道，2025年深圳地铁运营总里程已经达到634.5公里，全市441座车站，实现了“区区通地铁”，线网密度全国第一。而东京的地铁总里程，加上JR和各种私铁，虽然总长度更长，但那是几十年一点点攒出来的。深圳呢？短短几十年从零干到这个规模。这种速度，在日本根本无法想象。

最让我震撼的，是那座叫“平安金融中心”的大楼。 599.1米。我站在楼下仰头看，脖子都酸了。东京最高的建筑是晴空塔，但那是个电视塔，不算正经楼房。要说写字楼，东京最高的也就三百米出头。将近六百米的大楼矗在眼前，那种压迫感和震撼力，照片根本拍不出来。

陈跟我说，这还不算最高的，深圳还在规划更高的。我问他：“建这么高有必要吗？”他说：“不是为了高而高，是为了告诉全世界——深圳能行。”

这句话让我沉默了很久。在日本，我们很少说“我们能行”。我们更常说“我们还可以”“我们尽力了”。那种骨子里的谦逊和克制，曾经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品质。但在深圳，我看到了另一种活法——张扬的、热烈的、毫不掩饰的野心。

第三天，陈带我去了一个叫“前海”的地方。 说实话，那个场景让我有点恍惚。宽阔的马路、崭新的写字楼群、成片的公园和绿地。我问陈：“这边什么时候建起来的？”他说：“也就这几年吧，以前都是滩涂。”我脑子里浮现出东京湾填海造地的画面——那是花了半个多世纪才完成的工程。深圳用几年就干完了。

在前海石公园，我遇到了几个日本游客。闲聊了几句，他们也是第一次来深圳，反应跟我差不多——惊讶、震撼、有点回不过神。其中一个年轻人说：“我觉得深圳比东京更有活力。”我嘴上没接话，但心里不得不承认，他说的是实话。

吃的方面就更不用说了。 在东京，水果蔬菜贵得离谱，一串葡萄折合人民币七八十块，一个西瓜能卖到两百。在深圳，街边水果店琳琅满目，价格便宜得让我想哭。有一天晚上我嘴馋，在路边摊买了一盒切好的芒果，才十几块钱。那个味道，新鲜、甜、多汁——在东京，同等品质的芒果大概要三倍的价格。

还有外卖。在深圳，手机上点几下，半小时之内什么东西都能送到。我住的酒店楼下，半夜十二点还有外卖小哥在穿梭。在东京，晚上九点以后想点个像样的外卖？基本没戏。

但最让我感慨的，不是这些硬件上的差距，是人。 深圳街上的人，走路快、说话快、干什么都快。不是那种慌慌张张的快，是一种有目标的快——每个人好像都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每个人脸上都写着“我在忙，我在奔”。那种扑面而来的干劲和朝气，在东京已经很久没见过了。

东京当然也很好，干净、安全、有序。但那种好，是一种“完成时”的好——一切都安排好了，一切都不会再有太大变化。年轻人按部就班地升学、就职、结婚、生子，人生像一条预设好的轨道。而在深圳，我感受到的是一种“进行时”——一切都在变，一切都有可能。

考察结束那天晚上，陈请我吃了顿告别饭。喝了点酒，话就多了起来。他说：“老兄，你们日本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工匠精神、精细化管理、社会秩序。但说实话，我们也有你们没有的东西。”我问他是什么。他说：“野心。我们不怕犯错，不怕失败，我们敢想敢干。 ”

我举杯敬他，心里五味杂陈。

回东京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们日本是不是太安逸了？ 安逸到失去了那种“豁出去干一场”的冲动。深圳用四十多年走完了东京一百多年的路，靠的不是运气，是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而我们呢？我们还在为“失去了三十年”唉声叹气，却很少有人问——我们还能不能像深圳那样，重新燃起那股火？

飞机落地成田机场，看着窗外熟悉的、一成不变的风景，我突然觉得，这趟深圳之行像一盆冷水泼在脸上。

清醒，但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