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敏百年｜他坚辞“氢弹之父”称号，隐姓28载：名字早晚要没有，融入祖国强盛便足矣

澎湃新闻记者 张成杰

时光走过半个多世纪，戈壁滩上的风沙吹散了岁月的痕迹，而那个隐姓埋名二十八载、为国铸就核盾的身影，始终在共和国史册中熠熠生辉。

2026年8月16日，是“两弹一星”元勋、“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院士诞辰100周年。

在这个特别的时间节点，澎湃新闻专访了于敏之子于辛。于辛虽已生华发，但谈及父亲时依然眼含热泪、思绪万千。通过他的深情讲述，我们得以穿透厚重的历史帷幕，触碰一位大国科学家最真实、最柔软也最坚韧的灵魂。

于辛的童年，是在对父亲“早出晚归”的漫长等待中度过的。后来，他既在父亲偶尔的辅导中领略过物理的奇妙，也因母亲去世后的书屋整理而对父亲有着更震撼、更深刻的认知。

于辛眼中的于敏，既是因硬胡茬扎疼孩子而略显笨拙的父亲，也是在颐和园长廊里讲桃园结义故事的慈父，更是面对国家利益与家庭困境时毅然选择“国家需要，我一定全力以赴”的国之栋梁。

“他一生坚辞‘氢弹之父’的称号，坚信这是大科学系统集体协作的结晶。他生活极简，长期为了省五分钱车票步行两站地，却将满腔热血倾注于祖国的强盛。”于辛说。

“他晚年告诉我，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于辛认为，于敏式科学家精神最核心的底色，正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和“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时代在不断发展，无论身处何种境遇，如果不想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就要像父亲那样，将个人的理想与国家的需要紧密相连，在自立自强中坚守初心，在无私奉献中成就大我。

于敏院士（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对话于辛

“在记忆中，父亲从来没发过火”

澎湃新闻：早年父亲长期隐姓埋名，您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并不清楚他的具体工作，能否讲讲童年对父亲最深刻的几件生活记忆？

于辛：父亲工作特殊，他肩负的国家任务极为繁重，工作压力巨大。加之保密要求极严，工作内容绝不可带回家中，而国家对任务完成时限又有极其紧迫的要求，因此他常年早出晚归。

我记得小时候，父亲特别爱抱我。那时我睡得早，他回来得晚，可哪怕我已经睡熟了，他也要把我抱起来亲一下。最要命的是他的胡子，扎在脸上生疼。

那时候他用的是老式刮胡刀，刮一次特别麻烦——热毛巾捂脸、打肥皂起泡、再捂热、再刮。他觉得太浪费时间，所以经常好几天才刮一次。弄得我从小就对“父亲的拥抱”有阴影，他一来抱，我就跑，就躲；就算是睡着的时候，有时也会被他那胡子硬生生扎醒。

还有一件印象很深的事，发生在中学物理课学习画电路图时。面对错综复杂的串联与并联，我总是一头雾水，无从下笔。

有一天晚上，父亲难得早归，见我对着作业愁眉不展，便主动教了我一个“笨办法”：他让我先用字母A、B、C、D给电路图上的所有“节点”逐一编号，待标注完毕，再将相同字母的点连接起来，最后再去处理剩余的线路。我照做之后，竟发现无论多繁复的电路图，都能被拆解得一目了然，画起来轻而易举。

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方法，让我在那学期的物理考试中名列前茅，也由此真正燃起了对物理的兴趣。然而，这是在我成长过程中为数不多的父亲辅导我功课的记忆。父亲工作繁重，在我和姐姐整个求学生涯中，即便是高考前夕，他也很少给我们补习功课——这桩“小事”，也因此成了我记忆中格外珍贵的一页。

童年里父亲带我们出游的次数，一只手数得过来。唯一记得清晰的是去颐和园那次。

天刚亮就出发，从东门进，穿过长廊时，父亲停下脚步——他古典文学功底深厚，指着梁上的彩画，一幅幅为我们讲桃园结义、三英战吕布、赵子龙大战长坂坡。我仰头听得入神，那些静止的画面在他口中活了过来。只可惜，长廊有尽头，父亲的闲暇更有限。那样的上午，一生也不过三四个。

在我记忆中，父亲不论对我们还是对同事从来没发过火，始终温文儒雅，性格非常随和。同事们也都愿意和他交流。小时候我从来不怕他，不管怎么惹他他都不生气。父亲的同事都说：“老于对人总是面带真诚的微笑，令人油然而生亲切之感。”

“爱国主义情感压过了个人兴趣”

澎湃新闻：您曾提到母亲去世后，自己在整理旧物时看到1987年《工人日报》上的一篇文章，才真正重新认识父亲。之前对父亲工作了解是怎样的？当时看到那篇文章，您最大的震撼是什么？

于辛：在上世纪70年代末之前，我只知道父亲是搞科研的，但具体做什么，一无所知。那时院里的小伙伴们都很单纯，大院里不少人的父母与父亲是同单位的同事。后来听比我们大的孩子说，这个院里的人都是搞核武器的。但在那个特殊年代，谁也不会多问，我当时听了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我上大学时，1983年五一节放假回家，看到院里的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向于敏、胡家赣同志学习”的大字。我当时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看到后特别高兴，就跑回家。进门时父亲正在看书，我兴奋地说：“爸爸，外面黑板报上写着要向你学习呢！”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淡淡地说，工作都是大家做的，你不要到外面乱说。然后他就继续看书了。

真正让我了解父亲在这个群体中的作用的，是1999年他获得“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时候。那时我才知道他具体是做什么的和他在群体中的重要性，但了解的程度也不过和当时社会上大多数人差不多。

2012年母亲去世后，我开始和父亲一起生活。在整理家里的旧报纸时，我看到1987年5月12日《工人日报》上刊登的一篇时任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的文章，标题是《学习于敏，为祖国强盛而拼搏》。文中写道：“于敏同志担负起理论设计学术领导的主要责任，是受命于‘危急存亡之秋’，他‘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精诚团结，发挥全体同志的才干，在此后的几年，科研上又连续取得了新的突破性的成就，有了质的飞跃。”

正是这张旧报纸——当时已是2013年——促使我想知道，报纸上为什么会这样写，他背后究竟有什么故事。由此，我才真正想去了解父亲和他们这个群体。

在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1978年前后，钱三强先生曾多次找到我父亲，希望他回到中国科学院，从事父亲一直非常热爱的基础理论研究，还承诺解决我们全家当时面临的各种生活困难，包括北京户口、住房、子女上学等问题。

这里需要交代一个背景：1969年秋，我们全家的户口从北京迁到了四川曹家沟。当时四川曹家沟没有计算机，不具备科研条件，父亲和同事们陆续回到北京工作，我和姐姐也跟着到北京借读。当时父母在北京属于出差身份，没有北京户口，生活诸多不便。看病要借别人的户口本挂号。单位不分房，我们全家挤在一套30多平方米的小屋里。

1971年拍摄的全家福（左下为于辛）

所以，此时钱先生的邀请对我们全家来说，无疑是一个难得的转机。但父亲犹豫了。当时，核武器理论研究的不少学术带头人和技术骨干，因各种原因离开了队伍。如果父亲再走，学术带头人就没有了，队伍可能就散了，这将严重影响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工作。

一边是自己挚爱的基础研究，一边是国家急需的核武器事业；一边是全家人渴盼的户口和房子，一边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面对这样的抉择，父亲选择了服从国家需要。他婉言谢绝了钱先生的邀请，留在核武器理论设计单位，继续带领科研团队攻坚克难。

我想，这也正是当时蒋心雄部长在文章中说那番话的原因。

澎湃新闻：您曾多次提到，父亲人生中有三次重大的选择，每一次都舍弃个人兴趣，服从国家需要。能否详细讲讲这几次选择？他有过挣扎吗？他私下里是如何向家人解释的？

于辛：父亲人生中有三次重大选择，每一次他都是以国家利益为重。

刚才上面提到的是1978年，因为国家需要，他选择留下来，就不多说了。

第一次选择是在1952年。父亲1949年以北大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学毕业生，同时他考取了北大张宗燧先生的研究生，研究方向是量子场论。这在当时是很热门的研究方向，量子场论正处于大发展时期，容易取得影响较大的科研成果。1951年，经胡宁先生推荐，我父亲来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当时国家正准备大力发展原子能工业，但原子核理论在国内完全是空白。钱三强、彭桓武两位先生便希望他放弃量子场论，转向原子核理论研究。他服从国家需要，研究方向转到原子核理论。从此他深耕原子核理论十多年。这期间，他发表了20多篇高水平的文章，在原子核相干结构模型、平均场独立粒子运动等方面发表的文章，在当时有相当高的水平。钱三强先生评价说：“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彭桓武先生说他“是开创性的，是出类拔萃的人，是国际一流的科学家”。

上世纪40年代末，于敏（后排左一）在北大理学院荷花池

第二次转向是1961年1月。钱三强找到我父亲，希望他放弃已取得硕果累累的原子核理论研究——这意味着放弃他最喜欢的基础理论研究——转向氢弹理论预研（氢弹属于大型系统工程，属于应用领域）。这次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此后28年，他几乎没有在公开场合发表过学术成果。后来央视采访他时，他说过一句话：“搞氢弹研究不符合我的兴趣。但是爱国主义情感压过了个人兴趣，所以当时就说‘好！我转’。”这几句话，对父亲来说，就是要放弃他深耕十余年，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面临更大突破的原子核理论，转到对他一片陌生、从零开始的氢弹理论研究上来。

这三次人生的选择，使他在核武器领域“殚精竭虑”“寝食难安”地深耕了五十多年，解决了大量关键理论问题，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他本来喜欢的打桥牌、打乒乓球、听京剧，自从开始氢弹理论预研后，基本都放弃了。

澎湃新闻：氢弹“百日会战”攻关阶段，他通宵演算，透支身体，家里能感受到他的压力吗？他如何看待科研成败直接关乎国家安危？

于辛：氢弹的突破，对于我父亲来说，只是他一生中工作成就的一小部分。突破之后，他的压力反而更大了——因为氢弹的突破只解决了“有没有”的问题，而“小型化”才是更关键的下一步。

父亲曾提到：“高比当量、小型化核武器和中子弹的研制谈何容易，要想研制成功，无论在原理、材料和构型上都要有新的发展、新的突破，难度之大、任务之艰巨，是局外人无法想象的。”但发展第二代核武器，关系国防安全，关系综合国力，是国家与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

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核武器理论研究队伍中的很多学术带头人和业务骨干相继离开，父亲从此成为我国第二代核武器理论研究、设计的主要领导者、组织者，同时也是技术核心之一。他和同志们一起，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成就，使我国核武器理论研究走到了世界最前沿。

讲一个小故事，这件事发生在1982年9月。新疆戈壁滩即将进行一次热核试验，几千名参试人员已全部就位，第二天就要开始进行热核试验。前方一切准备就绪。

然而试验前夜，远在北京的父亲躺在床上，却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脑海中一遍遍过着这次核试验的每一个物理因素。突然，他想到有一个物理参数，虽然在之前的历次热试验中从未产生影响，但此次试验环境变了，如果不考虑它，可能会起到破坏作用，导致试验失败——那将给国家带来巨大损失，包括数千万资金的投入、成千上万人的劳动付诸东流，还有无法估量的国际影响。

1984年，于敏（右一）在试验场地

面对国家与个人的利益，如何选择？父亲想到的是：事到万难需放胆，两害相权取其轻。

第二天一早，父亲早早来到单位，组织四路人马开展计算，同时请同事越级、跨部门紧急联系国防科工委（现工业和信息化部）主要领导，请求暂停这次核试验。见到领导后，他先做了自我批评，等待着批评。然而，国防科工委的领导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表扬了他实事求是、严谨的科学作风以及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并同意暂停试验作业。命令下达到戈壁滩时，试验装置已下到井下4米。

经过两天一夜的紧张计算与分析，他们发现这个物理参数与另一个物理参数相互抵消，对这次试验影响不大，试验可以继续进行。

父亲再次向领导汇报，请求恢复试验。这时，有个领导问：“老于，你还有没有其他问题？”父亲回答：“现在没有了。”领导又问：“再有问题怎么办？”父亲答：“再有问题，我再如实汇报。”

本次试验圆满成功。在这次试验的总结大会上，父亲说：“这个物理因素在过去和这次实验中虽然没有造成影响，但不等于它永远不起作用。一旦它真的起作用，而又把它忽略了，巨额资金和成千上万人的劳动就全部浪费了。”事实证明，这个物理因素在后续的一次热核试验中，果然起到了非常不好的作用。

这就是老一代科学家的责任与担当。

上世纪80年代，时任核工业部部长蒋心雄在提到此事时说：“这种精神是科学家和一切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必须具备的，然而真正像于敏同志那样做到超越自我，又是很不容易的。”

核武器研究集体性强

大家必须精诚团结

澎湃新闻：外界常称父亲为“中国氢弹之父”，但他始终坚辞不受，认为这是“大科学系统”集体协作的成果。您觉得父亲这种极度的清醒与谦逊，源于怎样的内心信念？

于辛：父亲非常喜欢基础理论研究，但因为国家需要，他放弃了个人喜好，转到了核武器研制上来。探索氢弹原理的任务，重要、艰巨、光荣而神圣，一旦接受了，除了要全力以赴地工作以外，还要常提心吊胆、如履薄冰。他知道核武器理论研究集体性强，牵涉的学科广泛、环节复杂，涉及工程、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是多学科交叉的复杂任务，大家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

很多媒体记者称他是“氢弹之父”，他生前始终谢绝这种称呼。他说：“核武器的研制是集科学、技术、工程于一体的大科学系统，需要多种学科、多方面的力量才能取得现在的成绩，大家必须精诚团结，密切合作。这是从事核武器研制的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品格。”

他更强调：在这支学科广泛、集体性强、环节繁杂的核武器理论研究队伍中，作为理论设计的主要决策人，必须具有敢于担当的魄力、扎实的理论功底、谦虚谨慎的品德，以及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工作作风，才能组织开展协同攻关。

他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利于这个事业的长远发展。他觉得“氢弹之父”这种提法不利于团结，大家必须齐心协力，劲往一处使。

澎湃新闻：父亲一生践行“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有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细节？

于辛：生活上父亲对物质要求极低。上世纪80年代以前，我们家在塔院，进城可以坐31路倒22路公交车，但为了省五分钱车票，我们全家很少坐31路，总是从塔院步行两站地到北太平庄后直接坐22路进城，这样每人可以节省5分钱的车票钱。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家都是这样。

父亲睡的铁床，陪伴了他三十多年。我想给他换个新床，他和母亲都不同意。他说这床睡得很舒服，又没有坏，没必要换，能省就省，说自己已经习惯了，省点钱给孩子读书。于是我把床垫加厚，让他睡得舒服一些。还有一个写字台，是上世纪80年代自己买木头请人打的家具，我多次想扔掉，但父亲坚决不同意，说这写字台陪伴他许久，也没有坏，还能继续用，你不要浪费。

父亲总教导我们不要追求奢靡，要过普通人的生活。他更强调我们要自立、自强，要自信。我和姐姐从读书到工作完全靠自己，这就是我们的家风。

我父亲一生都特别低调，他获得了很多国家级奖励，但获奖后他很少接受记者采访，因为他要静下心来开展科研工作。

澎湃新闻：他对晚辈的教育理念是什么？他最希望后代传承的是什么？

于辛：从大的方面说，父亲希望我们拥有家国情怀；从小的方面说，他希望我们自立自强。他多次教育我们，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就这么简单。

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特点，面对的环境也不一样，每个人的喜好和能力各不相同。我高考时想报考物理和数学，父亲就委婉地告诉我，学这些需要天赋。他说物理数学很枯燥，没有一定的天赋是很难学好的。他不是直接说我天赋不够，避免打击我，而是建议我拓宽兴趣范围，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方向，选择国家急需的领域。改革开放初期，国家比较重视重工业，在半导体、无线电、轻工、纺织这些领域技术还比较落后。他认为要选择国家急需的领域，做自己喜欢的工作，这样更容易找到个人位置，为国家做贡献。

上世纪80年代初，于敏（右三）和同事们在讨论高技术工作

“我一生圆满完成了党和国家

交给的各项重大任务”

澎湃新闻：父亲晚年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

于辛：他晚年和我说：“我一生圆满完成了党和国家交给的各项重大任务。”他说这话时很自豪。他生前说过：“一个人的名字，早晚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入祖国的强盛中，便足以自慰了。”

父亲一生也有遗憾。第一点是年轻时没能出国深造——他认为学习需要博学多闻、多交流，但因为当时的环境及工作性质，无法出国。第二个是对家庭，特别是我母亲的愧疚——我母亲照顾了他55年，他却因工作任务重，没有时间照顾家庭。第三个是没有从事自己喜欢的基础理论研究，因为国家需要，他只能放弃。他最喜欢的是量子场论。基础研究需要天赋，更需要热情，只有真正喜欢才能静下心来投入和专注。

澎湃新闻：您长期宣讲父亲事迹，多年梳理史料。您认为“于敏式科学家精神” 最核心的内核是什么？

于辛：我父亲非常推崇诸葛亮的一句话：“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对“淡泊”有自己的理解——淡泊是不为物欲所惑，这样才能志存高远，不为权势所屈，才能有骨气，不为利害所移，才能坚持真理。

父亲还有一句座右铭是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正是中华传统文化及“中华民族不能欺负旁人，也不能被旁人欺辱”这种朴素的民族情感，让他在面对诱惑、迷茫或困难时能始终不忘初心。

海报设计 郁斐

本期编辑 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