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1周年纪念日，这些日本侵华铁证被中国青年带回来了

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也正好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今天上午，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了史料捐赠活动，一批来自中国青年以及国际友人的珍贵文献被集中捐出，内容涉及南京大屠杀、日军化学战以及侵华经过，既有来自加害者一方的原始记录，也有海外档案中的第三方证词，史料价值很高。

来自徐州的高中生于聍鹏和同伴徐伟哲共同捐赠了一套石川盛太的私人信件集，共12封，时间从1937年8月延续到1939年，记录了他从应征入伍到参加南京、徐州、武汉等战事的过程。其中一封写于1937年12月20日的信件里，石川盛太提到日军攻占南京后“杀了一万多败残兵。战败真是可悲呀。”这段话，正好为日军在南京大屠杀中大规模屠杀中国俘虏的暴行提供了直接佐证。

武汉大学生朴扬捐出了一封1938年1月15日的战地明信片，写信人是侵华日军第一一四师团步兵第六十六联队第一大队第四中队士兵三井茂正。明信片内容记下了1937年12月12日该部队进攻南京中华门附近金陵兵工厂时，俘获大量中国俘虏以及武器的细节。这类原始材料看似普通，实际却把屠杀链条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固定了下来。

来自连云港的初中生徐凯睿捐赠了两本与日军毒气战训练有关的教育资料。一本是1937年11月电信第二联队工兵少尉梨和吉之辅撰写的培训笔记，内容包括毒气防护目的、防毒面具种类、使用要点、消毒方法、军马防护、毒气检测方法以及演习方式，还记有“黄剂”“红剂”等毒气类型。另一本则是1938年12月真崎少尉记录的演习资料，里面写明了不同防毒面具的性能、撒毒方式，以及“每个师团每年至少要接受两次化学战教育”等内容。两份资料前后呼应，能看出日军化学战并不是零散行为，而是一套经过组织的训练体系。

在捐赠现场，法国公益协会“世界回声”会长白士杰、日军侵华受害者罗杰·劳伦斯的外孙马库斯·德雷特斯，以及中国青年钟灏松共同捐出了一批来自法国外交部南特外交档案中心的日本侵华资料和日方文献。这批档案共861页，按省份整理，涉及南京、上海、广东等地，很多内容记录了当年的战争实况。它们原本散落海外，如今回到中国，也让更多被忽略的细节重新进入公众视野。

钟灏松还从日本带回了整整二十公斤记载侵华罪行的文献，全部出自侵略者之手，分别包括随军画师绘制的纪实画册、私人实拍相册以及《朝日新闻》等54册同期原版刊物。前两类材料属于侵略者自己的记录，后者则以白纸黑字留下了当时的舆论与宣传痕迹，三类资料放在一起，既能看见侵略行为本身，也能看见其被包装、被宣传的过程。

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理事孟国祥表示，经鉴定，今天发布的文物史料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集中呈现出两个方面：一是部分史料出自加害者之手，二是围绕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化学战形成了相互衔接的证据链。南京大屠杀相关材料中，石川盛太的来信、三井茂正的明信片，以及《支那事变皇国之精华》里公开刊载的士兵家信，分别来自私人通信、战地记录和出版物，来源不同，却都指向同一事实，彼此之间能够互相印证。

化学战部分的材料也很重要。梨和吉之辅的培训笔记记录了毒气战教育内容，真崎少尉的演习资料则写明了基层部队的演练规程，两者结合起来，能清楚看出日军化学战从军官培训到部队执行的完整过程。日本在二战期间是唯一大规模使用毒气弹的国家，在中国战场上实施化学攻击超过2000次，造成中国军民中毒伤亡超过10万人。这些资料补上了关键物证，也让侵华罪行的链条更加完整。

国家记忆与国际和平研究院副研究员、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陈璞君指出，这批法国外交档案按城市编排，涉及南京、上海、青岛、厦门、重庆等地，其中与南京关系最紧密的两份尤其值得关注。上海法国总领事馆布洛在1939年1月提交的南京情况简报显示，当时南京已经沦为日军军事重镇，核心建筑被占用，城区被划为军事禁区，商业也被日方垄断，大量百姓被圈在特定区域，城市生活十分凋敝。法国空军武官德·拉费尔泰-塞内克泰尔在1938年2月7日至16日的南京实地考察记录则更为细致，他虽然沿着日军安排的路线行走，但仍借助与德国领事罗森、美国领事阿利森以及外国传教士的私下交谈，获取了屠杀、强奸、纵火和抢劫等第一手信息，这些内容又和《罗森报告》相互对应，说明当时的暴行并不是单一来源的说法，而是多方记录都能对上的事实。

这些来自中国青年和国际友人的资料，把分散在不同地点、不同语言中的记忆重新拼接起来，也把历史真相进一步固定在证据之上。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说，捐出这些材料不只是一次史料整理，更像是在告诉外界，过去发生过什么，终究不能被轻易抹去。未来如果还有更多中外学者继续挖掘、整理相关史料，历史的轮廓就会更清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