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这位55岁的美国退役军人目前居住在华盛顿。当时，他正在欧洲旅行，从加的夫飞往阿姆斯特丹，并以5月获得的加拿大护照进入申根区。就在他身处海外时，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接连向他发送了两条信息。6月13日的第一条信息称，他们正在复核他的公民身份证明，并要求他交回证书。一周后，另一条通知告知他的护照已被撤销，需在15天内交回。
吉普只是约100个类似案例中的一个。这些案件被挑出，但究竟有多少人的公民身份证明最终被撤销，仍不明确。同时，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处理公民身份证明申请的流程已承受巨大压力。根据他们公开的处理时间工具，预计等待时间约为19个月，排队等候的人数接近100,000。
吉普最终使用美国护照返回美国。他表示：“至今没有人给我明确答复，说明是否有某个数据库还认为我仍在欧洲。”他担心，以加拿大人身份进入申根区、却以美国人身份离开，这种记录不一致可能在未来申请加拿大护照时引发问题。
吉普是依据一项新法律申请并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的。自2009年以来，《加拿大公民法》将血统公民身份限制在海外出生的第一代。也就是说，在加拿大出生或归化入籍的加拿大人可以将公民身份传给在国外出生的子女；但如果这个子女也在国外生育，其后代就不能再通过血统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这一规定被称为“第一代限制”。
安大略省一家法院后来认定，这项限制中的部分内容违宪。此后，加拿大议会通过了C-3法案，该法案于2025年12月15日生效，将血统取得公民身份的范围扩大到此前被排除在外的人群。
吉普追溯到一位名叫玛格丽特·布里斯科的祖先来证明自己的资格。1851年加拿大西部人口普查中，这位祖先被记录为一名11岁的罗马天主教女孩，出生于今天的安大略地区，居住在诺森伯兰县。人口普查索引推定她出生于1840年。吉普在2月提交申请时，附上了一份洗礼记录、显示这位祖先在加拿大生活轨迹的人口普查记录，以及连接此后每一代人的经认证文件。由于原始教会档案因翻修关闭，他还附上了金斯顿总教区的一封信，确认无法直接取得这些记录。根据这些材料，他于4月获得公民身份证明，随后在5月拿到加拿大护照。
然而，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6月发出的通知称，他提交的证据并非来自“原始来源机构”。通知还称，他没有说明原始文件为何无法取得，也没有展示自己为取得这些文件所作的努力——而吉普表示，这两点他在申请中都已明确说明。
对于吉普这样的申请者，这并不是一条普通的移民路径。他们并不是请求加拿大先接纳自己成为新移民，再允许自己逐步取得公民身份。根据C-3法案获批后，申请人获得的是血统公民身份，而非归化入籍；法律上，他们会被认定自出生之日或自1947年1月1日起就是加拿大公民，以较晚者为准。1947年1月1日是加拿大公民身份成为法定身份的日期。
这种法律上的区分，与当前的政治环境之间存在明显张力。渥太华一直试图减少临时居民人数。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宣布，将首次为这一群体设定目标，并把其规模降至加拿大总人口的5%。与此同时，C-3法案却为居住在海外的人打开了一条路径，使他们能够通过祖先关系获得加拿大公民身份承认，其中一些人与加拿大近年几乎没有联系，甚至毫无联系。
符合条件的后代不必先在加拿大居住，也不必通过公民考试、证明掌握英语或法语，或完成永久居民申请归化时通常需要经历的程序。有些人可能永远不会搬到加拿大。另一些人——包括一些担心美国局势的美国人——则把这项法律视为更现实的选择：通往安全、流动便利、体面的双重国籍，或未来在加拿大生活的可能性。
在此背景下，公民身份证明被暂停效力一事，已不再只是文书问题。加拿大在法律上扩大了取得公民身份的门槛，但当首批申请人真正走进来时，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似乎并未准备好应对那些陈旧档案、复杂家族史，以及它们所带来的政治含义。
《公民身份条例》允许政府在有理由相信持证人可能无权持有证书时，要求其交回证书。问题在于，加拿大移民、难民和公民部是如何形成这种判断的；而在其自身含糊不清的指引助长了这种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出于程序公正，部门本应如何处理。对吉普、马赫、托塞尔以及其他卷入此次审查的人而言，所谓制度完整性，也意味着政府应解释这些决定是如何作出的、为何又被推翻，以及更根本的一点：政府是否会对自己签发的文件负责。
作者：希尔帕什里·贾甘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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