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大又坏！银行撒钱，让某些人发了横财

来源：冯仑风马牛

封面图 |《前途无量》剧照

在中国的银行业史上，有一桩绝无仅有的收购案：外资控股型收购股份制银行，也就是新桥收购深圳发展银行。

深圳发展银行，简称深发展，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股票的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1987年成立，1988年在深交所挂牌上市，股票代号000001。

正是这么一家来头不小的银行，在2000年后经营困难，甚至濒临崩盘。无奈之下，深圳市政府只能为深发展招揽投资者，但有意者寥寥，无奈之下才找到了新桥。此前，新桥在韩国成功改造了破产的韩一银行。

新桥方面派出的主力，是单伟建，他也主导了此前的韩一银行并购案。与常见的投资人不同，他在戈壁滩上当过知青，也在大学里当过教授，他以克制冷静的笔触，将新桥收购深发展的前后写成了一本书。

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其中的几个片段，从中可以看到那个年代中国银行业的灰色地带，以及银行制度改革的艰难。

（新桥对深发展的改造非常成功，退出后，深发展和原平安银行合并，发展成为如今的平安银行。）

本文摘自《金钱博弈：一个峰回路转的故事》，已获出版方中信出版集团授权。

银行的银行，区别对待

2004年5月13日，央行宣布对深发展实行差额存款准备金率，要求该行在央行保留高于同业比例的存款准备金。

存款准备金率是央行的一种货币政策工具。所有商业银行都必须在央行保留一定比例的存款，所以央行被称为「银行的银行」。如果存款准备金率提高，银行可用于放贷的资金就会减少。因此，央行如果想收缩货币供给，减少银行系统中的货币量，就可以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反之，想扩张货币供给，可以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通常，央行对所有银行或某一类银行规定相同的存款准备金率。比如，对大银行的要求比小银行高。但央行对个别银行实施不同存款准备金率的情况极为罕见，要求某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高于同行意味着降低该银行相对同行的放贷能力，也就是给该银行的资产扩张踩刹车。

为什么对深发展区别对待？央行称深发展2004年第一季度违规最为严重，「贷款增长过快」。该银行的贷款规模在此期间增长了60%以上。一个季度增长60%，给人的感觉就是深发展在撒钱。

这些新增贷款有多少放给了信用不良的借款人，我们无从得知。可我们知道，深发展由于贷款增长速度太快，在2003年耗尽了流动性，不得不向央行寻求资金支持。自然，所有这些问题都让我们担心，如果我们不能及时入股，可能就会回天乏术。

我本来以为，虱子多了不怕咬，但此时不得不担心，虱子太多了也能把血吸干。

最终文件的签署仪式定于5月29日（星期六）上午10:30在深圳举行。一直等到下午12:30左右，我才收到欧巍发来的邮件，报告说所有文件都已签署。周林也打来电话，说一切都已按计划完成。与深圳方面的谈判就此落下了帷幕。从我第一次与周林会面，走到这一步花了两年多的时间。

2004年5月31日（星期一），我帮助起草的新桥与深发展已经签约的公告在媒体上发布了。我们提前给《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开了小灶，所以当天早上深发展公告亮相的同时，该报的报道就抢先其他媒体发布了。

这一消息又让市场吃了一惊，还在中外媒体上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市场早就以为交易夭折了，谁知竟然起死回生。这笔交易两年前公之于众时，让市场吃了一惊；过了一年，交易破裂，又让人惊讶；如今再次逆转。我希望事不过三，别再有变故了。

我们一般不主动接触媒体。由于这个项目一波三折，其中不乏唇枪舌剑，甚至闹到了国际仲裁庭，为了避免触动敏感点，我们更需要低调，与媒体保持距离。更何况，最终交割还有待于审批，我们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所以现在也没有什么可说的。

但国内外媒体还是争相报道最新消息。

英国的《经济学人》评论道：「外资对中国的银行的首次收购将很难复制。」

报道说：经过两年十分曲折的「恋爱」过程，从友好谈判，到遭遇违约，乃至难堪的国际诉讼，新桥投资，一家美国私市股权投资公司，赶在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之前，成为首个获得中资银行控股权的外资机构。汇丰银行、花旗集团、渣打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也一直在竞购中资银行的股份。但到目前为止，只有新桥成功了。文章的末句说：「这是第一笔外资控股中资银行的交易，也可能是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最后一笔了。」

我们向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提交了所有需要审批的文件，但等了两个月，仍然没有得到批复。

我们搞不清楚为什么要拖这么久，更担忧的是深发展的经营还是一如既往，仍在累积风险。

又大又坏，并非特例

签约后，我们将原过渡期管理委员会的成员派回了深发展，但没有再使用之前的名称。和从前一样，新桥派驻的人员只是对呈报到总行信贷审查委员会的大额贷款有否决权，而无权审批也并不了解分行的贷款或该行可能承担的其他风险。

所有迹象都表明，「一如既往」就是个问题。

新桥派驻的贷款把关团队很快发现了一笔非常可疑的贷款，金额高达15亿元，几乎是刚刚发放就成了不良贷款。

2004年底，深发展的账面净资本只有区区40多亿元人民币，仅这一笔不良贷款就占了银行资本的35%以上。

在世界上的其他市场，这样一笔坏账可能会使整个银行倒闭。

这笔贷款的对象是家新成立的公司，贷款的目的是要在农村建设互联网，但该公司没有任何资本，也从未从事过相关的业务。当我们发现这笔贷款时，借款公司的股权已经转让，变成了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而且大部分借来的钱已经不知去向，新股东说收购股权的时候大部分资金就已经没有了。

我们虽然还没有入主深发展，但还是立即组织催收这笔贷款。我们专门给这笔贷款起了一个代号，叫作「又大又坏」，取自童话故事中又大又坏的大灰狼。

我们很快就发现，收回贷款的希望渺茫。

入主深发展之后，我这个股东代表亲自披挂上阵，找借款公司的新股东反复谈判，其后，深发展又打了十几年的官司，直到新桥退出多年之后，这笔贷款的本金才在2015年6月勉强收回。

毫无疑问，「又大又坏」让某些人发了横财——不义之财，但我们始终无法查清谁是真正的受益人。

不仅如此，让我觉得十分无奈而且哭笑不得的是，我们追到的每个人都抱怨自己是受害者，因为他们接手借款实体之后都发现得不偿失。

对深发展而言，「又大又坏」是个特例吗？很难讲。

在尽职调查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在过去多年之内产生的不良贷款，金额巨大，莫此为甚，而且做得肆无忌惮，连审贷的记录都缺失（也许根本没有经过正式审贷过程），让人触目惊心。

银行的钱就这么撒出去了，而且雁过无痕，无法追踪。

可以说，「又大又坏」是体制改革前银行业状况的一个缩影。政府作为股东基本缺位，银行为内部人所控制，他们几乎毋需向任何人负责，也无人问责。结果是，决定银行资产质量的是决策人的良心，其次才是能力。

当然，有很多优秀的银行从业人员，但几粒老鼠屎就可能坏了一锅粥，根本原因是制度缺失。

为了杜绝此类滥权和侵蚀，银行改革势在必行。回顾历史，世纪之交中国发起银行体制改革既英明又及时。

试想，彻底改造一家银行已经很难了，而改造一种银行体制更是难上加难。但当时国务院、央行以及银监会的领导知难而上、不遗余力，银行体系的改革相当成功，此乃国之大幸。正因为如此，到了2008年，美欧的金融危机席卷全球，而中国的银行体系岿然不动，全赖几年前的成功改革。

即便如此，在离交割如此临近之时发现了那笔「又大又坏」还是令我们大跌眼镜，并且在新桥内部引发了颇多争议。

我们本来想等到深发展完成增资配股之后再交割入主，此时则决定一旦获得国务院的批准，就立即完成交割。此事刻不容缓，拖得越久，银行和股东承担的风险就越大。

在等待最终批准的期间，我们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深发展的风险控制上，生怕再产生「又大又坏」。

11月，我们指示过渡管理团队在收购完成前，除了正常类贷款可以到期酌情展期，不再发放新的贷款。这不过是暂时止血的措施。

到了这个时候，我们的竞争对手还穷追不舍。

12月3日，我们听说仍有企业向市政府表达了收购深发展的兴趣。这使我想起了钱钟书的讽刺小说《围城》。他将婚姻比喻成一座围城，城里的人看到的都是问题，拼命要逃出来；而城外人想象的都是好处，拼命要钻进去。新桥现在进了城，每天要解决层出不穷的问题，但城外的人都以为我们中了大奖，拼尽全力要挤进来。

我们既要忙着亡羊补牢，又要提防有人虎口夺食。

新桥退出深发展

新桥投资深发展之所以大获成功，主要是因为深发展实现了转型与发展。

和众多金融机构一样，深发展享受了中国经济强劲增长的红利，但它也是同业中的佼佼者。

2009年底，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其他机构所做的年度调查中，深发展获得了6个同类最佳奖项，包括「最佳零售银行」、「银行理财最佳品牌」和「中国最受尊敬银行」等。

我们为其获得「中国最受尊敬银行」这一殊荣倍感自豪。2005年首次与风险管理部员工谈话时，我请大家举手对深发展给出评价，结果大家将它评为行业最差。

随后在短短5年内，深发展攻坚克难，从最差逆袭成了最佳，超出所有人包括我们自己的预料。自2004年底新桥入主，到2010年底，深发展总资产几乎翻了两番，年增长率达24%左右。

净利润大涨了约20倍，从2004年的约3亿元人民币攀升至2010年的60多亿元，年增长率达67%左右。

不良贷款率，这个我们起初非常担心的资产质量指标，从2004年所公布名义上的11.4%（实际数据指标还要差得多）下降到了2010年底实打实的0.6%。此外，深发展的资本充足率从那时名义上的2.3%提升到了真实的10.2%。

新桥对深发展的投资堪称里程碑。外资在中国取得全国性银行的控制权，此案独一无二。深发展成功改造，强势崛起。

2010年5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新桥完成与平安的交易，其中引述了我的一段话：「我们从来都没有把这个项目看作一笔简单的投资，而是视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一部分。深发展在5年里通过改造由弱变强，我们深感欣慰。」

我无意过分拔高新桥的目标和历程的意义，毕竟我们只是投资者，为世界各地的有限合伙人管理资金，而大部分有限合伙人又为退休人士、劳工等普罗大众管理资金。新桥的责任就是为有限合伙人实现资本增值。

我们的投资项目有的成功了，给有限合伙人带来丰厚回报；有的则受挫甚至失败了。我们将资本和人才汇集起来，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在深发展的转型中，我们确实创造了价值——不仅为新桥投资者，也为深发展本身和其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广大股民和深发展的客户等。

这与医生治疗病人、工人修理漏水管道、船员救援受灾船舶并无不同。就这样，私市股权投资公司在寻求资本价值最大化的同时，促进市场效率的提升。

因此，新桥除了达成自己的目标外，还为中国银行体制改革做出了微薄的贡献。

正如新华社2009年6月30日的评论文章《「平深恋」将推进我国金融创新发展》所说：

「5年前，新桥成为深发展第一大股东，这一事件成为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标志之一。而深发展在励精图治多年后，财务经营指标有了显著进步……这场被外界称为'平深恋'的战略合作不仅对两家企业意义重大，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平稳发展和金融业的稳定也具有重要意义。」

深发展改造成功的根本原因是解决了一个体制性的问题，也是我在2005年3月10日在银行信贷风险管理培训班上提出的问题：「深发展是属于谁的？」我自己的回答是：「每个人都要有主人翁意识，'我就是银行的主人'，只有这样，银行才能进步，个人的事业也才能进步。」新桥的入主，解决了这个根本问题。

对此，监管部门有深刻的认识。

2008年9月，深圳银监局局长刘元在《深圳金融》上发表《关于深圳银行业对外开放后的评估报告》，其中写道：

「新桥作为控股股东，解决了深发展以往所有者缺位，政府干预以及内部人控制的问题，为改变深发展日益衰竭的态势奠定了必要的产权基础。」

我在2009年6月18日新桥与平安签约仪式上的即席发言中说：「深圳市政府眼光独到，高瞻远瞩，在5年多以前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这重要的一步不但对于深圳市的改革开放有着重大的意义，对国家的银行体制的改革，也是一个大胆的试验，而且现在证明是个成功的试验。」

展望未来，我充满信心：「深发展有了平安，犹如锦上添花；平安有了深发展，则如虎添翼。从此以后，深发展和平安的前景不可限量！」

深发展后来更名为平安银行，但它实质上是两家银行——深发展和平安银行——合并后的存续实体。平安银行仍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代码仍为000001。

我打过一个比方：深发展最初像一艘在急流中遇阻的旧船，经过全面整修之后，最终成为一艘能够乘风破浪的好船，同时，顺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与金融改革的浪潮，得以驶入开阔的水域。

回想这段历程，我脑中浮现出长江纤夫的形象。我第一次看到长江纤夫时，就为他们艰苦卓绝的劳动所震撼。我干过苦工，知道那是什么滋味，但纤夫干的是最苦的劳作。

新桥在深发展项目上的经历与之类似。当然，我们的艰苦不在于体力劳作，我们没有肉体上的痛苦，而是以自己的方式，拉着深发展这艘航船穿过激流，渡过险滩。我们稍一懈怠，这艘船就可能倾覆毁坏。

经过5年多的努力，我们终于把船拉进了一望无际的大海。

我们并非孤军作战，而是有一支庞大的专家团队。这条征途充满了艰辛，我们越过了多少道弯，受过了多少挫折，挨过了多少迷茫与彷徨，只有我们心里清楚。

我们下船了。但这艘整旧如新、扩建加固了的大船又扬起了风帆。希望它在新船长的执掌下，行稳致远，勇往直前。

借李太白《行路难》的诗句收尾：「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