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一男子死后装进棺材里，弟弟来看最后一眼,竟被姐姐拉住了手

最后一眼

四川一男子死后装进棺材里，弟弟来看最后一眼，竟被姐姐拉住了手。

接到二哥死讯时，我正在三百公里外的工地上扎钢筋。七月的水泥地晒得能煎鸡蛋，手机屏幕上“大姐”两个字在烈日下泛着白光，我接起来，听见大姐说：“你二哥没了，回来吧。”

火车票买不到当天的，我搭了辆顺路的运猪车。车厢里弥漫着猪粪和消毒水混合的气味，我蜷在角落，看窗外连绵的青山从墨绿变成漆黑。手机没电了，时间感丧失，只觉得颠簸了许久，司机说：“到了。”

老家的瓦房门口已经搭起灵棚，白布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大姐穿着一身黑，站在门框里，瘦得像一截枯枝。她看见我，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出来，只是侧身让我进门。

堂屋里摆着一口薄皮棺材，杉木的，漆还没来得及上第二道，露出底下斑驳的木质。棺材盖虚掩着，露出二哥半张脸——青灰色，嘴唇紧抿，眉间那道竖纹还留着，像是死前都在为什么事犯愁。我走过去，手扶在棺沿上，冰凉的触感顺着指尖爬上来。

“让弟看一眼吧。”大姐对旁边的几个帮忙的人说，声音沙哑，“最后一眼。”

有人把棺材盖推开了一些。二哥穿着他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领口扣得整整齐齐。我记得这衣服还是五年前我结婚时他特意买的，就穿过那一回，说好衣服要留着重要场合穿。没想到最后的重要场合，是给自己送终。

我弯下腰，凑近去看他的脸。他的眉毛上有一颗小痣，小时候我们仨睡一张床，我总盯着那颗痣数绵羊。现在那颗痣还在，人却不在了。

就在这时，一阵微弱的拉力从手腕上传来。

是大姐。她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身边，枯瘦的手指像藤蔓一样缠绕在我的手腕上，指甲几乎要掐进肉里。我扭头看她，她却没有看我，眼睛直直地盯着棺材里的二哥，嘴唇煞白。

“姐？”

她没说话，只是拉着我往旁边拽了一步，让我离开棺材边。她的手在抖，从手腕一直抖到指尖，那抖动顺着接触的皮肤传过来，像是某种无声的警告。

堂屋里很安静，帮忙的人不知何时都退到了院子里。只有灵前的长明灯哔剥作响，灯油快烧尽了，火苗一窜一窜的，把大姐的脸照得明灭不定。

“姐，怎么了？”

她的嘴唇终于动了。凑到我耳边，气息微弱得像游丝，说的是：“别靠近……他手里有东西。”

我愣了一下，重新看向棺材里的二哥。他的右手放在身侧，被中山装的下摆遮住了一半。乍一看没什么异常，可再看一眼，我注意到他手指的姿势——蜷曲着，像握着什么。

“什么东西？”

大姐的指甲又掐紧了些，低低说了四个字：“一把剪刀。”

我的脑子“嗡”地一声。剪刀？什么剪刀？二哥是病死的，上周大姐打电话说他咳血，送去镇上医院说是肺上的毛病，怎么会有剪刀？

“昨天入殓的时候，”大姐的声音几乎贴着我的耳膜，轻得像是怕吵醒什么人，“我给他换衣服，看见他手里攥着一把裁缝剪。锈的，齿都钝了，但他攥得死死的，掰都掰不开。”

她顿了顿，呼吸急促起来：“我……我认得那把剪子。是咱妈年轻时做裁缝用的那把。十年前妈走的时候，找不着了，我以为弄丢了……”

我后背窜起一阵寒意。妈是上吊走的。那年我十五岁，二哥十七，大姐十九。妈走之前三天，因为宅基地的事和隔壁三叔家大吵了一架，三叔家的儿子推了妈一把，妈摔在门槛上，额头磕出了血。二哥当时不在家，在县城打工。等他知道回来，妈已经躺在堂屋里，白布盖着脸。

后来二哥再没提过这事，只是脾气越来越闷，话越来越少。三十岁的人了，也不说亲，就一个人在县城租个小房子，白天在工地干，晚上回来就坐在门口抽烟，一坐坐到半夜。

“那剪刀，”我的嗓子发干，“是二哥……？”

大姐猛地摇头，眼泪终于滚下来：“我不知道。但昨天入殓时我碰了那剪刀一下，烫的。明明搁在棺材里一整天了，冰凉冰凉的，唯独那把剪刀是热的。”

院子外传来鞭炮声，是帮忙的人开始烧纸钱了。火光映在窗户纸上，影影绰绰的人影晃动着。大姐松开我的手腕，退后一步，脸上又恢复了那种木然的表情。

“别让人知道，”她低声说，“就当没看见。出殡前我会想办法拿出来。”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腕，大姐掐过的地方留下了五个发白的指印，此刻正慢慢泛起红来。棺材里的二哥依旧安静地躺着，眉间那道竖纹在跳动的灯光下忽深忽浅，像藏着半句没说完的话。

第三天出殡，棺材合上的时候，我站在人群后面。大姐扶着棺走在前面，哭得撕心裂肺，整个人像是要被那哭声抽干。送葬的队伍很长，村口老槐树下站着三叔一家。三叔已经快八十了，佝偻着背，由他儿子搀着，远远望着棺材从门前经过。

大哥？大姐？人群里有人喊，声音被唢呐盖过去了。我没回头。

下葬时，我看见大姐趁人不注意，往棺材底下塞了个东西——红布包着的小包，拳头大。土一锹一锹盖上去，那个红点很快就看不见了。

晚上吃罢流水席，宾客散尽。我在老屋后墙根底下找到大姐，她蹲在墙角，面前是一小堆烧过的纸灰，风一吹，飘得哪儿都是。

“剪刀拿出来了？”我问。

“没有。”她看着那堆灰，“我放进去了。”

“放？”

“就搁在他手边。”大姐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妈那会儿走的时候，也是攥着这把剪子。我后来才知道，那天吵架，妈拿着剪子去找三叔家评理，半道上被二娃子——就是二哥——拦下来了。二哥把剪子夺了，说妈，你别去，丢人。”

她说到这儿停住了。夜风吹过来，院子里那棵老枣树的叶子哗哗响。

“二哥一直觉着，是他拿了剪子，妈才没去成，才想不开上了吊。”我喉咙发紧，“所以他攥着剪子走，是想……”

“是想还给咱妈。”大姐说完这句，转身往屋里走，走到门口又停住，没回头，“弟，这事就咱俩知道。”

我站在院子里，抬头看天。星星很多，密密麻麻的，像撒了一把生锈的针。我想起二哥抽烟的样子，烟雾从他嘴里吐出来，散在夜色里，也是这么密，这么轻，这么说不出口。

老屋里传来大姐关门的声响。灵棚还没拆，白布在风里飘着，像一只巨大的手，抓住了什么，又松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