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在湖南人自己,会自诩三大行事特征:吃得苦,耐得烦,霸得蛮。
贯穿其中,或说引领三者的精神,则可明确为,一颗苦胆!
既苦,够胆!
所以苦也者,自觉贯彻孟子所提“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倒果为因,为了“天将降大任于本人”,自愿吃苦,愿意吃苦,敢于吃苦。
不说周敦颐先生,因了青少年“读书郡城西湖舅家”,舅舅郑向是大儒,外甥像舅,同时,衡州西湖的接天莲叶也影响了他,中年回想,写出《爱莲说》,既然爱莲,岂不亦爱莲子之苦心?但他没把这个湖湘文化的潜意识写出来,只是以莲喻君子,只写出君子的外在或曰行为特征: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时在北宋,十一世纪,濂溪先生堪为宋明理学先祖。
也不说胡安国大人,时间到了“靖康之难”后的南宋赵构朝代,作为学霸“探花”进而给赵构上课讲《春秋》的大儒,上《时政论》,开儒者经世致用之风;著《春秋传》,倡议“天下为公”的同时,坚决主张“尊夏攘夷”;定居衡山紫云峰下,开办文定书院,教学著述十五载,蔚然而起湖湘学派。
湖南人开始有了湖湘学派的教员,胡大人给苦胆精神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正心!
明末,又到了中华文明风雨飘摇的历史关头,衡阳出了个王夫之,他父亲作为一方大儒,追慕胡安国,处处学习,被学者们尊称“武夷先生”,他的学术主张与精神气节深刻影响到晚辈;他本人的遭遇逆境与逆境中的逆成长,集结为八百万字的《船山遗书》,累累然,终于,以自己的失意人生,凝就一颗文化苦胆!
在清初大兴文字狱时,他隐居船山,自题联曰,“六经责我开生面”,所以甘于苦也;“七尺从天乞活埋”,此非昊天之胆乎?
关键是,这颗苦胆非常饱满,足够为中华文明清热解毒,清肝明目,助益消化与代谢,抑制菌类……
补正王阳明之心学,诚可谓实学。
两百年后曾国藩,衡阳练兵,一旦拜访距演武坪十几站路的回雁峰下王衙坪,初尝这颗苦胆,即行打造史上第一支明确由思想引领的部队~湘军,封建王朝最后一次中兴,胡林翼、彭玉麟、左宗棠皆上马建功、扎营读《船山遗书》之文人将领也!
再后来,谭嗣同、黄兴、杨昌济等莫不是“湘水余波”,逐渐迭加,终成清末民初直至新中国成立之时代浪潮。
其间的1881年,郭嵩焘倡建“思贤讲舍”,首立王船山木主,专祀王船山,“后来人”谭嗣同慷慨承绪: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
赞助者,乃当时湖南首富朱昌琳,他的祖上是朱元璋,他的前半生是一个秀才转做帐房。他的钜富之路源于经世致用、敢为人先,他的最大成就在于悲天悯人、兼济天下,当他去世,最后的帝王之学的大儒王闿运撰联:荷衣徒步记相从,喜卅年平揖公卿,豪情吐尽英雄气;花径玉缸频把酒,看诸子满床簪笏,里社仍祠积善翁。
这位在商场实现大儒理想的钜富,就是昨天逝世的朱镕基总理的伯曾祖父。
思贤讲舍就是船山学社的前身,1921年,即将而立的毛泽东在此创办“湖南自修大学”……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一种精神的传承,将生生不息。
谨以此文作为一介草民对逝去先贤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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