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从俄罗斯手里，买到了中国严管的稀土？这可给中国提了个醒

韩国主流媒体《中央日报》近日刊发独家报道，证实韩国军工企业在我国持续强化关键原材料出口管制的时期，通过俄罗斯与阿拉伯国家等第三方渠道，暗中转运采购中国精炼稀土。

如果缺乏中国稀土供应，韩国价值12万亿韩元的“天弓-2”防空导弹生产线就将陷入停滞。

这种通过第三方转运规避管制的做法，已经明确指出了当前国际贸易追踪体系中存在的监管盲区。

韩国军工产业近年来对外扩张速度极快，在短短5年内就从全球第9大军工出口国上升至第4位。

今年上半年，中东地区安全局势持续紧张，阿拉伯国家急于采购具备实战拦截能力的中程防空导弹。

韩国生产的“天弓-2”防空系统在2026年3月阿联酋拦截来袭导弹的实战中完成了拦截任务，随即获得了中东多国的高度关注。

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与伊拉克相继向韩国防务公司追加采购订单，三份采购合同的总金额直接超过了12万亿韩元，折合人民币约572.4亿元。

这些巨额订单给韩国军工企业带来了极其严苛的交付期限要求。

以LIGNex1、韩华防务为代表的韩国军工制造商，必须在既定时间内完成全部导弹系统、雷达装置和发射平台的组装。

然而防空导弹的导引头、相控阵雷达的高频发射模块以及伺服电机，全部高度依赖高性能稀土永磁体和精炼中重稀土材料。

在我国依法收紧稀土出口配额与两用物项审查之后，韩国本土的稀土库存根本无法支撑如此庞大的生产消耗。

为了防止生产线停工和承担违约赔偿责任，韩国军工企业开始采取迂回采购方案。

《中央日报》的调查直接指出，韩国企业通过与中国保持常规经贸往来的俄罗斯贸易商以及部分阿拉伯国家的商贸中介，在第三方境内完成稀土原材料的转手与报关，然后再转运输入韩国境内。

这种跨国多级转运操作，直接绕开了中国商务部对敏感战略物资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的直接核查。

这种操作之所以能够实施，根源在于韩国军工产品复杂的供应链分包结构。

一套“天弓-2”防空系统包含大约80家2级分包商。

从负责系统集成的LIGD&A公司，到生产雷达核心组件的Nexwill公司，再到最底层的元器件代工厂和原材料初加工厂，供应链层级被拉得极长。

韩国采购商在第三国将中国出产的稀土原料分散购入，再分配给不同层级的小型配件厂进行粗加工，随后将制成的半成品零件送入总装厂。

这种分散采购方式，直接增加了原产地追溯的技术难度。

更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官方的纵容态度，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高级官员在面对媒体质询时公开表示，韩国政府知晓本国军工企业正在通过第三国渠道间接采购稀土，但只要相关进口手续符合韩国国内现行法律，韩国政府就没有法定权限去阻止企业的商业行为。

这种公开表态，证实了韩国政府对企业规避他国管制的行为采取默许态度，其核心目的就是全力确保本国军火出口合同的按期交付。

韩国军工企业之所以必须采取这种极其繁琐的转运手段，根本原因在于韩国高新技术制造业对中国矿产资源的依赖程度极高。

统计数据显示，韩国对中国稀土的整体依赖度接近90%，其中制造精密电机所必须的高性能稀土永磁体，90%直接产自中国。

在制造先进制导雷达和军用半导体所需的稀有金属方面，韩国对中国的依赖度同样惊人：镓的依赖度达到98%，铟达到93%，镁达到84%，电池与导电材料必需的石墨达到97%。

在全球稀土产业链条中，中国控制着全球70%的稀土开采产量，同时掌握着全球超过90%的稀土分离提纯与冶炼深加工产能。

商务部在2025年4月依法实施出口管制的7类中重稀土元素，包括钐、钆、铽、镝、镥、钪、钇，中国在这些关键品类的全球提纯供给中占比高达97%。

西方国家虽然拥有部分未开采矿藏，但完全不具备中重稀土的工业化分离提纯能力。

这意味着韩国如果脱离中国供应链，在国际市场上根本找不到任何具备规模化供货能力的替代供应商。

面对这种高度依赖的现实，韩国政府在过去几年里始终推行自相矛盾的双重经贸政策。

一方面，韩国紧跟美国主导的排他性资源联盟。

韩国不仅是该组织的正式成员，还直接出任了该论坛的首任轮值主席国。

该组织的核心任务就是建立一套完全排除中国参与的关键矿产开采、冶炼和加工体系，韩国在其中积极配合美国的战略布局。

另一方面，韩国又极度恐惧中国切断原材料供应。

在2026年2月，中韩两国商务部门专门设立了原材料沟通热线并成立联合委员会；2026年3月和5月，双方先后召开了中韩产业部长会议以及中韩出口管制对话机制第3次会议。

韩国在谈判中反复要求建立紧急供应链联络机制，要求中方在稀土和永磁体出现物流受阻时给予通关便利。

韩国一方面试图配合外部力量建立排华供应链，另一方面又要求中国为其提供稳定的原材料保障，这种政策自相矛盾。

这种分歧在多边外交场合表现得极为明显。2023年韩国政府发布的《核心矿物保障战略》中，明确设定在2030年将33种核心矿产的对华依赖度从70%强制压低到50%。

而在2026年6月举行的G7埃维昂峰会上，西方国家联合起草了《关于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宣言》，强制要求各成员在2030年将稀土和永磁体对单一供应国的依赖比例压低至60%以下。

韩国军工企业通过第三国转运中国稀土的事实，清晰地证明了中国战略矿产出口管制政策的巨大威力。

2026年上半年，中国稀土出口总量同比下降了6%，这表明我国两用物项出口审查制度正在严格落实。

高科技军工制造离不开高质量的精炼原料，韩国军工企业不得不支付高昂的中介费用和运输成本去第三国寻找货源，本身就说明我国的监管措施已经对外部不合规需求形成了实质性制约。

然而通过第三国转运的贸易渠道，也给我国的监管部门提出了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

如果允许外国防务承包商通过跨国皮包公司和多层分包网络持续转运受控物资，我国的出口管制政策效力就会被部分削弱。

韩国四大军工巨头——韩华航空航天、现代罗特姆、韩国航空宇宙产业和LIGNex1，其生产的自行火炮、主战坦克、战斗机和防空导弹，均大量使用了中国提炼的稀土元素。

这些武器被大量运往国际冲突热点地区，完全违背了我国防止战略物料被用于军事升级的管控初衷。

针对这种跨国转运操作，我国必须进一步升级两用物项出口的全流程监管体系。

首先，必须对对俄贸易以及对中东主要转运港口的稀土出口实行更加严格的“最终用途与最终用户”实地核查机制。

必须明确要求进口商出具不可转让的最终使用承诺书，一旦发现特定贸易商将中国稀土转卖给第三方军工实体，必须立即将涉事企业列入实体管制清单，实施全面的贸易禁运。

韩国通过第三国转运同样面临巨大的地缘政治风险。

俄罗斯本身受到西方严厉制裁，韩国企业与俄罗斯中间商进行战略物资交易，极易直接触发美国财政部的二级制裁法案；同时，国际局势的动态演变也会随时导致第三方转运通道发生中断。

韩国计划在未来3到5年内向哈萨克斯坦、蒙古国、澳大利亚、越南、加拿大和巴西寻求长期矿产协议，但这些国家不仅缺乏足够的重稀土储量，更缺乏建设大型冶炼工厂所必需的资金、技术和环保配套设施，根本无法在短期内形成有效替代。

中国的战略资源，绝不允许被任何国家通过规避手段用于支撑其军事工业扩张。

韩国必须彻底放弃既想在外部机制中配合围堵、又想无限制消耗中国战略资源的投机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