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广东都是1亿多人，日本上半年新生儿仅34万，广东让人意外！

把日本和广东这两大经济体放在天平两端对比，一个关于人口走势的惊人真相正浮出水面。数据显示，两者都手握1.2亿多人口的庞大底盘，但在最具活力的指标——新生儿数量上，却走出了截然不同的分岔路。

2025年，日本全年出生人口跌至约67.1万的历史冰点，今年上半年更是仅有34万左右；反观广东，不仅连续八年坐稳全国“最能生”省份，常住人口增量更是直接霸榜。

去高峰期的广州地铁站站一会，那密密麻麻的脚步声和人潮汹涌的生命力，是对一座城市未来的最强背书。大家用脚投票挤进珠三角，看中的正是这里能搞钱的硬核产业和留得住人的底气。

关于人口走势的争论一直没断过，网上就对日本过去的数据做过复盘。

1973 年，日本总和生育率达到 2.14 的历史峰值，在此之后便进入持续下行通道。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开的数据显示，2024 年日本出生人口 72.1 万，同比下降 5%，总和生育率仅有 1.15。

横向对比来看，这一数值远低于全球 2.2 的平均生育率，同样低于发达国家 1.4 的平均水平，和日本实现人口世代更替需要的 2.07 替代率更是存在巨大差距。

纵向对比，不管是新生儿出生总数量，还是总和生育率，都创下日本有统计记录以来的最低数值。日本年度出生人口已经连续 16 年出现萎缩。

如果剔除外国人，以及身在海外的日本人所生育的婴儿，2024 年日本本土新生人口仅 68.6 万人，第一次跌破 70 万大关。这一节点到来的时间，比日本官方此前做出的预测，提前了十五年。

25年上半年，日本新生儿数量为 33.9 万人，同比减少 3.1%，连续四年上半年新生儿数量低于 40 万，同样创下可比统计口径下的历史最低。和新生儿不断缩水形成鲜明对照，日本国内死亡人口数字连年走高。

2024 年日本死亡人口达到 162 万，同比上涨 1.9%，创下历史最高纪录。用死亡人口减去出生人口计算得出的人口自然减量，2024 年达到 89.9 万，同样是历年最高。

2025 年前七个月，日本死亡人数已经达到 95.6 万人，人口自然减少 55.3 万人，两项数据双双刷新历史新高。根据联合国做出的预测，到 2100 年，日本全国人口将会缩减至 7685 万。

当时很多人认为日本2024年72万的出生数据已经触底，但现实是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直接跌到了67.1万，之前网上对过往数据的剖析看似深刻，但在日本上半年新生儿仅34万的最新骨感现实面前，同为1亿多人口基本盘的广东却靠着年出生破百万的数据对其进行了降维打击。

新生儿出生率走低已经成为不少国家共同面对的现象。各个国家新生人口增长乏力，背后既有全世界共通的时代大背景，也有各个国家自身独有的社会诱因。

日本经济经历了长周期的增长停滞，普通民众收入水平长期难以得到有效提升。虽然当前日本失业率处在经合组织国家当中的较低水平，但日本年轻群体的就业稳定性并不理想，非正规雇佣占比持续走高，占比已经超过 40%。

非正式岗位的劳动者收入微薄，社会保障不完善，未来职业上升空间十分有限。现实条件之下，结婚和生育的想法自然会被不断压制。

房价水平居高不下，抬高了普通人组建家庭的经济门槛。养育孩子的各项开销同样节节攀升。

长时间加班在日本职场属于常态，过劳问题在全球都十分出名。传统职场普遍延续男性养家的固有模式，男性员工需要投入绝大多数时间放在工作当中，很难分出精力参与家庭事务，分担育儿工作。

对于女性来说，兼顾职场事业和母亲身份的难度要更大。企业内部女性管理者占比偏低，女性完成生育之后，想要重返职场会遭遇重重阻碍。

很多职业女性被迫在工作和生育之间做出取舍，多数情况下会选择放弃生育。根深蒂固的传统性别分工观念，进一步加剧现实矛盾，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依旧在日本社会广泛存在。

日本内阁府调研数据显示，日本男性投入家务、育儿的时间，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准。大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愿意进入这种分工并不平等的婚姻关系。

日本 30 至 34 岁女性未婚率达到 35.6%，35 至 39 岁女性未婚率接近 26%。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同时社会受教育年限不断拉长，也推动生育率进一步下滑。

2024 年，日本女性初次生育平均年龄上涨至 31 岁，对比 2005 年提升两岁。高龄生育的女性数量持续增加，2024 年，四十岁出头女性的生育总人数，已经超过二十岁出头女性的生育人数。

整个社会的包容度不断提升，单身、丁克这类生活方式拥有了生存生长的土壤。日本政府相关调查显示，18 至 34 岁未婚人群当中，大约 30% 的男性以及 26% 的女性表示自己没有结婚打算。

面对持续恶化的少子化局面，日本政府多年来搭建起一套多维度、系统化的顶层政策框架。法律制度层面不断迭代完善，三十年前推出天使计划，后续相继出台新天使计划、少子化对策推进基本方针。

二十年前颁布少子化社会对策基本法，十年前落地少子化社会对策大纲。激励生育的各类具体政策也在不断扩充升级，从早期发放育儿津贴、延长产假，慢慢拓展到兴建托育设施、推动全社会工作模式改革等诸多方向。

经济政策支援体系是整套政策当中十分重要的一环。生育女性可以一次性领取 50 万日元分娩补助金，如果实际分娩花费高于补助标准，超出部分由健康保险进行覆盖。

孩子出生之后，养育子女的家庭可以按月领取儿童津贴，一直发放到特定年龄。第一个孩子与第二个孩子，3 岁之前每月可以领取 15000 日元；3 岁到 18 岁，每月补助下调至 10000 日元。

从第三个孩子开始，每月津贴提升至 30000 日元。0 到 2 岁幼儿，非课税家庭可以免除居民税相关费用。

3 至 5 岁儿童，能够享受保育员、幼儿园免费政策。有子女的家庭，还可以优先申请入住公营住宅，拿到住房补贴，或是享受优惠住房贷款利率。

公共财政同样向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倾斜，就读大学、短期大学、专门学校这类高等教育院校，可以申请学费减免以及奖学金补助。育儿服务政策支援体系，重点解决托育资源不足的现实痛点。

针对提交托儿所入园申请，却因为名额已满无法入园的儿童，日本政府持续投入大量资金，扩大保育设施整体规模。鼓励地方政府新建、扩建认可保育员认定儿童园以及小规模保育机构，通过财政补贴，大力推动企业在办公楼内部或者周边开设企业内部托儿所。

不断丰富多元化的托育服务供给，包含延长保育服务时长、设立专门接收患病儿童的托管场所，同时推出短时临时托管服务。为缓解保育行业人手短缺困境，吸引更多从业者进入保育岗位，政府面向保育从业者发放每月最高 4 万日元的额外津贴。

配合儿童未来发展计划，日本中央财政从 2025 财年开始设立儿童专项预算，相关财政支出实现翻倍。回看这起事件，日本的少子化困局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社会标本，而这恰恰映衬出广东当下人口红利的珍贵。

事实证明，城市的未来从来都靠人来支撑。无论是日本深陷“十连降”的老龄化泥潭，还是广东在一线城市中展现出超强的吸附力，都在反复验证一个道理：人随产业走，能搞钱、有盼头才是最硬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