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26自述：马斯克的Neuralink，改变了我的人生

2022年春天，我的身体状态正处巅峰。我在温哥华警局自行车巡逻队干了七年，刚升任警长。我每周去健身房练五天，连续六年参加为期八天的“警界抗癌行”公益骑行活动，动辄骑行数百公里。我不烟不酒，是朋友圈里公认的“健康标杆”。

然而那年四月的一天，我在健身房举铁时，左腿突然僵死。右腿能推近300磅，左腿却纹丝不动。我自我安慰，大概是新冠后遗症。但接下来的半年，我的左肱三头肌开始剧烈抽搐，肌肉在皮肤下不停跳动，连睡觉都无法停止。我像大多数男人一样选择硬扛，可症状却变本加厉。一年内，我的左半边身体彻底垮塌，走起路来像拖着一个轮子坏掉的沉重行李箱。

在温哥华总医院，神经科团队用肌电图翻遍了我的全身，试图找到退化的运动神经元。他们起初断定我不是渐冻症，认为可能是神经损伤或其他神经肌肉疾病，验血结果也一切正常。但我的生活从此失控。平衡感尽失，我在房间里踉跄前行，必须扶着椅背才能站稳。一次在后院的重摔，直接折断了我的胫腓骨，让我进了手术室。2025年初，在经历了核磁共振、开颅手术和又一轮肌电图后，医生确认了我一直怀疑却不愿面对的真相：这就是渐冻症。

确诊瞬间，我内心崩塌。渐冻症会杀死控制自主运动的神经元，而残酷的是，它偏偏青睐年轻、健壮的人群。那时我47岁，有美丽的妻子和两个未满15岁的孩子，而这种疾病从发病起的平均生存期仅有2到5年。我连续哭了28天。我知道接受“无法痊愈”需要时间，但决定在还能动的时候做好安排。我开始居家办公，并联系了退伍军人事务部。我的职业生涯都穿着制服，他们很快为我办理了养老金，覆盖了部分医疗费用。

我还没准备好向朋友圈公开病情，但通过Instagram，我联系上了前BC雄狮队橄榄球明星格伦·洛夫，他也是渐冻症患者。他建了一个名为“Young Guns”的WhatsApp群，成员是来自北美和欧洲的20位病友。去年年底，群里一位来自卡尔加里的病友丹发了一条多伦多西部医院Neuralink临床试验的招募链接。六名入选者将植入名为N1的脑机接口芯片，理论上能帮助瘫痪者仅凭意念控制电脑。当晚我跟妻子提起这事，她说早在脸书上看到了，已经替我报了名。

为了改善余生，我愿意尝试一切。这项技术酷得像科幻小说。Neuralink联合创始人马斯克曾坦言，N1的灵感部分源自伊恩·M·班克斯的《文明》系列小说。书中一种名为“神经蕾丝”的技术织入人脑，让人能靠意念控制机器、调节痛觉，甚至与高级AI交流。

当然，脑机接口并非Neuralink首创。这项技术可追溯至1960年代，当时艺术家和研究者就开始尝试记录头皮电信号。比如1965年，美国作曲家阿尔文·卢西耶就用自己的α脑波控制打击乐器，创作了《独奏者之音乐》。到了21世纪（参数丨图片）初，脑机接口开始真正植入大脑。2004年，外科医生将一块布满96个微电极的BrainGate装置植入马萨诸塞州24岁瘫痪男子马修·纳格尔的运动皮层。BrainGate记录纳格尔的神经活动，软件将其转化为电脑指令。当他想象抬手时，屏幕上的光标动了。最终，他仅凭意念就能控制假手开合。

如今，Neuralink的N1正追逐着BrainGate当年的目标，但硬件更为精良。N1只有硬币大小，拥有1024个电极，全无线连接，能更快地将复杂的运动意图转化为行动。得克萨斯州三十出头的诺兰·阿博是2024年Neuralink的首位N1植入者。十年前因跳水事故导致肩以下瘫痪的他，如今无需护工协助，就能上网、聊天、连续玩几小时游戏。Neuralink目前正在组织试验，测试类似技术能否帮助患者重见光明。

马斯克表示，恢复瘫痪者的自主权只是第一步，他更大的愿景是实现人类与AI的融合，以免人类被超级智能甩在身后。他是个极具争议的人物，但我由衷佩服。他将火箭送入太空，缔造了多家巨头企业，更有能力集结资本与技术，减轻绝症带来的苦难。我知道很多人不认同他的政治立场，也不满他与特朗普的关联，但他有一半加拿大血统，这一点让我感到自豪。

临床试验的筛选从去年9月开始，历时约七个月。我先飞赴多伦多西部医院，团队评估了我手臂的活动能力，试图让我抬腿。我通过了精神科和认知评估，以排除心智衰退的可能。在漫长的静默等待后，我终于与旧金山的Neuralink团队进行了最后一次视频面谈。

他们似乎不太纠结于我的医学细节，更关心我植入芯片的初衷。我告诉他们，当渐冻症夺走我的声带后，我希望仍能和家人沟通。我想让这场病产生一些价值，推动这项技术，造福后来的植入者。我还提到自己在社交媒体上很活跃，尤其是X平台。当被问及如何看待马斯克时，我说我是他的铁粉。

今年4月，距离健身房那次“左腿僵死”的至暗时刻整整四年后，我收到了录取邮件。我将作为全球第26位、也是加拿大首位渐冻症患者接受N1植入手术，这将是一次历史性的尝试。一个月后，我和妻子清晨6点便抵达了多伦多西部医院神经科病房。尽管疲惫，但医院里弥漫着一种兴奋感。一位新西兰的神经外科医生专程飞来观摩，手术室里，约25名护士、医生和工程师围着我，面带微笑。我最后看到的，是一台两米高、圆鼓鼓的机器。它很快将用64根聚酰亚胺细丝，把N1芯片缝进我粉色的柔软大脑中。它有点像电影《超能陆战队》里的充气机器人“大白”。

五小时后醒来，我遭遇了人生中最剧烈的偏头痛。三位年轻且充满干劲的Neuralink工程师站在床边，捧着那台顶配MacBook。它将成为我最重要的新玩具。他们告诉我，此前还没有接受者在术后这么快就尝试使用植入物及其蓝牙配套应用“Link”，但还是问我是否愿意试一试。“当然。”我说。

Link持续接收植入物传来的神经信号流，并将其解码为屏幕上的操作。它越了解你的大脑，控制就越精准。就像我们不会在心里默念每一个肢体动作一样，我也无需费力地“命令”光标移动，全凭直觉。我想让光标移到屏幕上的气泡，一小时内，我就能每分钟击中两三个；两个月后，这个数字变成了35个。

大脑时刻在变化，所以我每周要花大约一小时在App上做“作业”。练习分为四个板块：带宽测试、躯体映射、阻抗检测和网页网格，任务包括想象手臂上下左右移动，或玩类似扫雷的游戏。Link还具备实时神经活动显示功能，让我能亲眼看到自己的脑电信号。静坐时，屏幕像老电视的雪花噪点；而当我想象抬起手指，那片“雪花”中便会炸开一朵“烟花”。信不信由你，最棘手的事情之一，竟是给植入物充电。我得用MagSafe无线充电器连接电池，塞进头上戴的毛线帽里。这够高科技吧？

用App做的最多的事都很日常：发邮件、刷社交媒体、发短信。我发的第一条消息是给“Young Guns”群：“手术顺利。顺便说一句，我现在正用脑子给你们发短信呢。”Neuralink团队还给了我一个“魔法盒子”，能将植入物连接到任何带屏幕的设备上。工程师们很期待我用它打游戏。目前我玩了不少《俄罗斯方块》，正盼着能和孩子们重温《使命召唤》和《飞行模拟》这些老游戏。他们兴奋地告诉朋友，自己的爸爸是个真正的“半机械人”。

如今，我的右手腕和手指仅剩一丝活动能力。我还能走，但只能短距离挪动，且需要大量辅助。膈肌和声带也已衰弱，每说完一句话，我都得深吸一口气。因此，植入物最重要也将是最长久的用途，就是帮助我和家人沟通。我决定在症状恶化到无法行动前，选择医疗辅助死亡。但因为有这块芯片，告别不会是沉默的。我能清晰地告诉亲友我的需求，以及我有多爱他们。

在我脑海深处，或许更确切地说，是在头顶那块新科技所在之处，我仍期盼着渐冻症能被奇迹治愈。但我并不指望这辈子能等到。加拿大每年约有4000人确诊，相较于癌症，这属于罕见病，意味着研究经费少，科研人员也匮乏。我希望Neuralink和多伦多西部医院的团队能从我的脑信号中有所收获，让我走后，后来者的路能好走一些。人与机器的融合或许令人恐惧，但马斯克曾说，Neuralink的使命是终结人类苦难。我想，终有一天，它会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