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闻一多遭伏击，长子闻立鹤挡5弹终身残疾

在那关键性的一扑动作当中，他运用自己的身体为自己的父亲阻挡住了五颗子弹。

在昆明的西仓坡这个地方，存在着一条不怎么引人注意的小巷子。这条小巷子十分狭窄，它的两边是那种年代比较久远的家属楼，这些家属楼的墙皮呈现出斑驳的状态，而那青石板铺成的路被岁月给磨得闪闪发亮。

当人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和在昆明的任何一条老的巷子里面行走没什么不一样的情况。然而在1946年7月15日的下午这个时间点，这里发生了一件事情。在那天，有一阵密集的枪响打破了这条巷子原本的平静状态。

闻一多先生倒下了，倒在了距离家门口十步远的那个地方。而在他倒下的那个瞬间时刻，有一个年轻的人扑了上去，用自己整个的身体覆盖住了他。那个年轻的人，是他的大儿子闻立鹤，那一年他刚刚年满十九岁。

有很多的人知晓闻一多这个人，知晓他所做的最后的演讲，知晓他倒在了特务的枪口之下。但是那个扑上去的少年，他所经历过的事情是什么，在后来的情况怎么样了，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

在1946年7月份的昆明这个城市，当时的气氛是很不平常的。在抗战获得胜利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人们所期盼的和平并没有真正地到来。

有一份黑名单在私底下进行流传，在这份名单上面写着一串名字，这些名字所代表的人都是公开站出来讲话、敢于对当时的时局发表批评意见的人士。在7月11日的晚上，当时正下着雨。李公朴先生和他的夫人外出，当走到大兴街一带的时候，在他们的身后响起了枪声。在第二天的凌晨，李先生因为伤势过于严重，在医院停止了呼吸。

在李公朴遇难之后，治丧委员会做出决定要在7月15日的上午举行追悼会。闻一多是治丧委员会的成员，同时也是李公朴关系很好的朋友。

有人找到了闻一多，悄悄地跟他讲，外面的风声很紧张，他的名字也在传言的范围当中。朋友们劝说他，先躲避一下。闻一多沉默了一小会儿的时间，跟他的夫人说：“老李离开了人世，在这个时候我不出面的话，对不起已经死去的人，也对不起还活着的人。”

在追悼会的前一天，闻立鹤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没有落款，信上的字迹歪歪扭扭的，但是内容却十分清楚：如果不停止目前正在做的行为，父亲和儿子都将会性命不保。闻立鹤看完这封信之后，把纸折叠好，又放回到信封里面。

他没有把这件事情告诉自己的父亲，他了解自己父亲的性格，一封信是吓唬不退他的。他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自己的母亲，因为母亲患有心脏病，承受不了刺激。

一个刚刚十九岁的少年，把一封带有恐吓性质的信藏在自己的身上，把恐惧和焦虑的情绪藏在自己的心里，表面上该做什么事情还继续做什么事情。只是从那天开始，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一步也不离开自己的父亲。

7月15日，李公朴追悼会在云南大学至公堂举行。闻一多登台讲话，声音沙哑但有力，每个字都像是从胸腔里迸出来的。他说：“你们杀死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正义是杀不完的。”这是他最后一次演讲。

报告会结束，闻一多又去了一趟《民主周刊》社召开记者招待会。闻立鹤始终记挂父亲安危，专程前往会场等候散会，陪同父亲步行返回西南联大西仓坡宿舍。

父子俩距离家门仅剩十余步，道路两侧隐蔽位置骤然响起密集枪声。危机降临的瞬间来不及思考权衡，闻立鹤本能纵身扑向闻一多，用自己的身躯护住父亲。他整个人盖在父亲身上，用后背挡住了接踵而来的子弹。

特务没有停手，冲锋枪对着倒地的父子俩继续扫射，五颗子弹打进了闻立鹤的身体——右腿被打断，肺部被击穿，其中一颗子弹从背部穿过，距离心脏只有半寸。闻一多身中八弹，当场殉难。

闻立鹤躺在血泊里，嘴里不停地喊着“爸”，可闻一多已经没有任何回应了。闻一多的妻子高孝贞在家里听到枪声，跑出门看到丈夫和儿子倒在血泊中，当场昏了过去。

事情发生之后，全国报纸都在报道闻一多遇刺的消息。当时闻立鹤伤势太重，几乎所有媒体都以为他也跟着父亲一起死了。

吴晗先生在报纸上发表了《哭闻一多父子》的祭文。可闻立鹤硬是挺了过来。那颗距离心脏只有半寸的子弹，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可偏偏就差那么一点。闻一多的好友熊佛西在报上写了一句话：“一多没有死，一多有后！”

活下来的闻立鹤，从此把“长兄如父”扛到了肩上。母亲要带一大家子八个孩子，他一边读书，一边协助母亲照顾全家。

1948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成立后，他在铁路部门工作，后调任天津外国语学院副院长。但他一生坎坷，在政治运动中多次遭受批判，下放劳动，患上了严重的风湿性关节炎。

1981年3月13日，闻立鹤病逝，终年五十四岁。家人遵照遗嘱，把他的骨灰撒在昆明的滇池里——那是他父亲洒血的地方，也是他这一生绕不开的起点。

那一扑，是危难时刻子女保护父亲最本能的选择。闻一多以笔墨与良知对抗黑暗，闻立鹤以血肉之躯直面枪口。父子二人，两种坚守，在昆明西仓坡那条普通的道路上交汇，共同写下一段不该被遗忘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