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中状元却不贪恋官场，回到云南教书，这位读书人活成后世榜样！

一百多年前，当科举快要走到历史终点的时候，云南大山里走出了一个拿过全国第一名的读书人。很多土生土长的云南人听过他的名字，却不清楚，这份荣耀背后，是一个时代读书人进退取舍的真实人生。

1903 年历史原版，右一就是袁嘉谷

提到状元，多数人的第一印象，大多是古代寒窗苦读，一朝金榜题名，从此身居高位享尽荣华。袁嘉谷拿到的这份第一名，和传统科举状元不完全一样，却实实在在是云南这片土地，在晚清那次特殊选拔里拿到的最高名次。很多人会混淆经济特科和普通科举，把两者混为一谈，也有不少人会争论，到底算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状元。

已经拆除的原版昆明老状元楼

民间长久以来，习惯把袁嘉谷称作云南状元，昆明老城里曾经矗立的聚奎楼，老百姓直接叫它状元楼，楼上悬挂的大魁天下匾额，就是当时社会对这份成绩的认可。要读懂这个人，不能只盯着“状元”这两个光环，要看清楚那个时代发生了什么，他这一生做过哪些事。

东陆大学（云大前身）老校门

袁嘉谷出生在石屏，滇南一座文风浓厚的小城。当地重读书的风气代代相传，普通人家再拮据，也愿意挤出资源供子弟读书。少年时期的袁嘉谷，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埋头苦读。晚清社会已经风雨飘摇，旧的一套治理模式，已经应对不了内外的种种变局。

朝廷意识到，只靠八股取士，选出来的人很难处理现实社会问题，于是就开设了经济特科。这不是日常三年一次的科举会试，属于特开的选拔考试，目的是搜罗懂时务、懂实务，能够经世济民的人才。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参加，需要地方大员举荐，再经过层层考核，才有入场考试的机会。1903年，也就是光绪二十九年，这场万众瞩目的经济特科正式开考。

彼时的云南，地处西南边陲，在过去数百年的科举体系当中，极少能够拿到全国层面的顶尖名次。消息传到石屏，袁嘉谷经由云贵总督举荐，动身远赴京城赴考。京城人才云集，全国各地饱学之士齐聚一堂，大家都想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初试过后，榜单公布，袁嘉谷的成绩排在前列，紧接着迎来复试，最终他拿下一等第一名。消息传回云南，整个滇地为之震动。千百年来，云南在全国顶级选拔当中，很少站到这样的位置，这份成绩，不仅仅属于袁嘉谷个人，也成了整个西南读书人莫大的鼓舞。

考出这样的成绩，仕途的大门自然向他敞开。朝廷授予他翰林院编修的职位，之后又派他远赴日本考察学务。走出国门的这段经历，极大拓宽了他看待世界的眼界。亲眼看见国外新式学堂如何办学，新式书籍如何编纂，教育体系如何运转，这些见闻，后来深刻影响了他回国之后的工作。从日本回来，他进入学部编译图书局担任局长。很多人不了解这段经历，以为他只是一个埋首古籍的文人，实际上近代中小学新式教科书，有很大一部分工作是由他主持推进。

我们今天日常使用的不少文教相关名词，就在那一段时期，经过集体讨论厘定确定下来。那是新旧交替的年代，旧的典籍不再完全适配新式学堂，全国各地急需一套能够适配新时代孩子学习的课本。没有现成模板可以照搬，要融合传统国学内容，又要吸纳近代新知识，取舍之间，难度非常大。袁嘉谷带着一批学人，一点点打磨内容，审定书稿，为全国新式教育铺路。之后他调任浙江提学使，主管当地教育，继续在新式教育的道路上踏实做事。

时代的浪潮来得很快，辛亥革命爆发，旧王朝彻底落幕。摆在很多旧式知识分子面前，是一道很难作答的选择题。一部分人追逐新的官场机遇，四处奔走谋求职位；一部分人固守旧时代的思想，无法接受社会巨变。袁嘉谷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放下官场的种种身份，回到故土云南。在外多年，见识过大江南北，也出过国门，见过世间繁华，他没有留恋外地的种种机会，选择回到家乡，扎根故土。

回到云南之后，他把绝大多数精力投入地方文化和教育事业。东陆大学，也就是后来云南大学的前身，创办初期条件十分艰苦。那时候云南本地高等教育刚刚起步，经费短缺，师资力量薄弱，方方面面都捉襟见肘。袁嘉谷受聘成为学校的国文教授。很多民间说法会把他称作校长，这其实是流传过程当中出现的小偏差，真实历史当中，他是学校初创阶段极为核心的授课老师。办学最艰难的那八年时间，他坚持不领取薪水，还拿出自己的钱财捐助学校。

在那个年代，知识分子教书授课，薪俸是重要的生活来源，放弃这份收入，还要自掏腰包补贴办学，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站上讲台，他给学生讲授国文，把自己一辈子积累的学识，毫无保留交付给云南年轻一代学子。他经历过旧式科举，又接触完整的近代新式教育，两种体系的养分，在他身上融为一体，讲课的时候，既能把传统文史讲透彻，又不会拘泥于陈旧的条条框框，给当时的青年带来不一样的启发。

教书之外，他花大量时间整理云南本土的历史文化。云南很多史料分散零落，不少地方旧事，只靠口口相传，如果没有人及时整理记录，很容易随着时间流逝彻底消散。袁嘉谷埋头搜集各类旧稿、碑刻、地方传闻，考证辨析真伪，把大量珍贵的地方史料保存下来。《滇绎》《卧雪堂文集》《卧雪堂诗集》都是他留给后世的著作，还主持编纂《石屏县志》，参与《新纂云南通志》以及《清史稿》的相关编撰工作。

很多云南古代人物、地方事件，能够被今天的我们知晓，离不开当年这批文人的整理考据。他还考证过郑和马哈只碑，厘清郑和的籍贯问题，把重要的历史细节梳理清楚。除了写文章做学问，他的书法也自成一派，笔墨流传后世，被不少人喜爱收藏。1937年，袁嘉谷离世，走完了他66载的人生。

回望袁嘉谷的一生，我们不应该只死死盯住“状元”这个标签。如果单看起点，拿到经济特科一等第一名，手握大好仕途，顺着官场的路径走下去，完全可以留在京城或者富庶省份，身居高位，获得更显赫的社会地位。但是时代一变，他主动转身回到家乡，放下朝堂的光环，安下心做教书、整理史料这些看似不那么光鲜的事情。

放在今天来看，依旧很有思考价值。现实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看到一种现象，很多人取得一点成绩之后，一门心思向外追逐，向往远方更大的平台，不愿意回头滋养生养自己的故土。追求更好的发展本身没有错，人往高处走是人之常情，可总要有一部分人，愿意回过头，为自己的家乡做实事。

袁嘉谷不是不懂得官场的好处，他实实在在体验过那条道路，见识过外面世界的广阔，是主动做出取舍。读书人的价值，从来不是只有做官这一条衡量标准。考取功名，进入朝堂做事，是一种实现自我的方式；回到桑梓，教书育人，打捞即将遗失的本土历史文脉，同样是很厚重的贡献。晚清民国那一段岁月，时局动荡，战火不断，很多地方的文化传承岌岌可危。如果没有一批像袁嘉谷这样的本土学者，沉下心搜集整理，很多属于云南的历史记忆，可能就彻底湮没在岁月之中。

放到普通人的生活，道理其实相通。我们身边，不少从家乡走出去的年轻人，寒窗苦读，去往大城市求学打拼。很多人在外地站稳脚跟，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但也有人会选择，用自己学到的本领，反哺家乡。不一定非要做出多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有人回乡教书，有人挖掘本土老故事，有人守护地方传统手艺。不是要求所有人都必须放弃外面的生活回到故土，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人生道路的权利。

只是袁嘉谷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人的高光时刻，不只有领奖台上、金榜题名那一瞬间。真正能够长久留存下来的，是往后岁月里实实在在做出来的事。金榜题名只是人生当中的一个节点，而不是人生的终点。拿到耀眼的名次，不代表人生就此圆满，往后如何选择，如何做事，才更能体现一个人的格局。

同时我们也可以客观看待“状元”这个流传已久的民间称谓。经济特科不属于常规科举，从制度层面，和三年一次考取的状元存在区别。民间代代称呼他为云南状元，源于当时社会的普遍认知，源于那一份属于整个云南的荣光。不必非要咬文嚼字，去争论名号的对错，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名字背后，那一代读书人的风骨和付出。

很多人只记住了第一名这个结果，却忽略了他后半生数十年默默耕耘。轰轰烈烈的高光很容易被记住，漫长岁月里默默无闻的坚守，常常被人淡忘。一百多年过去，状元楼的旧匾额早已不在，但是袁嘉谷留下的书籍史料，当年在讲台上播撒的知识种子，依旧在这片土地产生影响。今天走进云南大学，回望学校初创的历史，依旧绕不开这个来自石屏的读书人。

现在很多云南本地的朋友，去过石屏，逛过昆明老街区，都有可能接触到和袁嘉谷相关的遗迹。只是不少人匆匆路过，不知道背后完整的过往。时代变化，科举制度早就消失在历史长河，状元这个词，更多变成历史故事里的符号。但是读书人的那份本心，不管放在哪一个时代，都不会过时。努力提升自己，有能力之后，不忘脚下的土地，力所能及做一些有价值的事，这就是袁嘉谷留给后人很实在的启示。

同样是旧时代走出来的知识分子，有的人困在名利漩涡当中，被时代裹挟随波逐流。袁嘉谷经历王朝覆灭，社会剧烈转型，见过京城的繁华，出过国门开阔眼界，最终守住内心的方向。功名利禄摆在面前，他懂得什么时候向前，什么时候转身。这恰恰是很多现代人同样需要思考的课题。人的一生，难免会遇到人生岔路口，当机遇摆在眼前，究竟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坚守的东西，该如何平衡个人前程与故土情怀，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答案。

袁嘉谷的故事，不单单属于云南，全国各地的网友读完，也能够有所感悟。每一片土地，都有属于自己的先贤先辈。很多先辈的名字，会刻在碑刻上，写进书本里面，可时间久了，就慢慢淡出大众视野。很多人刷短视频，看各类历史内容，更偏爱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对于这种埋头治学、默默奉献的人物，了解得并不多。我们去回望这些历史人物，不是为了吹捧一个完美无缺的偶像，历史当中没有人是全然完美的，而是透过他们的人生轨迹，看见那个时代，看见不同的人生选择，从中汲取属于当代人的思考。

不知道在看文章的朋友，你有没有听说过袁嘉谷这个名字？你之前去过石屏，或是见过昆明老状元楼相关遗迹吗？在你的家乡，有没有这样被本地人熟知，外地却少有人了解的历史人物？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也可以把这篇内容分享出去，让更多人了解这位来自云南石屏的文化先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