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说起周总理和老一辈革命家的交往，大多人记住的都是公开场合的大事，很少有人知道张鼎丞和周总理这近半个世纪的默默交情。1976年周总理逝世，张鼎丞人在北京，却没能去参加守灵，转头就在家里搭了个小灵堂。这件事看着特别，背后全是两人攒了一辈子的信任。
1927年9月，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福建上杭的琴岗书院，那时候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受阻，革命正处在最艰难的转折点。没人知道接下来该往哪走，怎么保存仅剩的革命力量，所有人都捏着一把汗。张鼎丞那时候一直在闽西当地搞工作，哪条路能走，哪户人家能信，哪里能藏伤员，他门儿清。
周恩来是带着中央对南方革命的部署来的，一个定方向，一个落实事，两人的交情从一开始就和革命事业绑在了一起。那时候没有什么虚头巴脑的私人应酬，全是一件一件生死攸关的事磨出来的信任。闽西那时候连像样的根据地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对外躲搜捕，对内筹粮食找武器，一步都不能错。
1931年冬天，周恩来秘密来到汀州，找张鼎丞聊根据地的情况，一聊就是大半天。周恩来不问空话，就关心闽西能不能真的扎下根，打出一片稳定的区域。张鼎丞也不藏着掖着，哪里缺粮，哪里有敌情，哪些做法老百姓不满意，全都说得明明白白。
上级愿意听真话，下级敢说真话，这样的关系，放在什么时候都难得。中央红军长征开始后，张鼎丞留在闽西打游击，那日子苦得没法说，敌人天天搜剿，交通断了，没粮没兵，连上级的消息都收不到。他就靠着早年攒下的群众基础，硬生生撑了好几年，从来没说过放弃。
那时候周恩来在陕北，专门写信给闽西的同志，说中央没有忘记在这里坚持的他们。这一句话，就给了大家撑下去的底气，张鼎丞把这封信藏了好多年，一直带在身边。全面抗战爆发后，南方游击队要改编成新四军，又是一道不好过的坎。
要和国民党谈判，要换编制，还要保住自己的队伍不被吞并，一步走错就万劫不复。周恩来那时候在南方局统筹全局，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张鼎丞熟基层情况，帮着衔接地方武装和党组织，两人配合得稳稳当当。1939年春天，两人在衡阳车站见面，认识十几年，聊的全是实在事。
周恩来开口就问，队伍的粮食能不能接上，张鼎丞直白说，困难有，但群众基础还在。就这么两句对话，把抗战初期最要紧的问题说透了，没有半句虚言。建国之后，张鼎丞转到政法系统工作，从带队伍打游击转到建制度搞法治，转变不小，他还是保持着务实的老样子。
当年天津西河发生船难，牵涉到很多群众的性命，张鼎丞牵头调查，就认准一个理，事实没查清楚，绝对不能乱下结论。周恩来也特意交代，涉及老百姓安危的事，绝对不能敷衍走过场。晚年两人都得了重病，见面的机会少了，可彼此的惦念从来没断过。
1975年秋天，张鼎丞自己身体都已经很差了，还特意让人给周恩来送了几个闽西产的红柚。没有说什么动人的场面话，就只是说，一点家乡特产，给总理尝尝。就这么一件小事，把大半辈子的交情都装进去了，比多少漂亮话都打动人。
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的消息传出来，张鼎丞当时就在北京，他满心想要去参加守灵送老战友最后一程，可他心脏病太严重，根本经不起长时间的劳累，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不敢让他去。他没说什么抱怨的话，只是决定在家里自己搭个灵堂送别。
工作人员劝他少操劳，他只说，总要送总理一程。他搭的灵堂很简朴，挂了黑边挽联，摆上周总理的遗像，没有公开仪式，也不声张，就是属于他自己的悼念仪式。很多人后来猜这背后是不是有别的隐情，其实根本没有，就是身体不允许，他也不想给组织添多余的麻烦。
这两个人快五十年的交往，从来都是这样，一个把握全局，一个扎根基层，互相补台，互相信任，从来不是什么私人恩怨，就是为了同一件革命事业一起扛。张鼎丞一直保存着周恩来当年写给他的信，那些薄薄的纸张，藏着早期革命的艰险，也藏着这么多年磨不散的信任。
1979年张鼎丞在北京病逝，享年八十三岁，距离周恩来逝世已经过去了三年，这对并肩走了大半辈子的老战友，终于又聚在了一起。很多时候老一辈的情谊就是这样，不煽情不说空话，全在一件件小事里，越品越让人感动。
参考资料：人民网 《张鼎丞与周恩来的革命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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