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远方（17）

第一次去巴尔干拍纪录片的时候，我们信心满满。

结果，一落地，就遇见了一位不靠谱的地陪。两天时间，几乎白白浪费。

后来，又遇见了一位更不靠谱的录音师。很多珍贵的画面都保住了，声音却没有。

后来整理素材时，我们听见的，不是采访对象，而是录音师，一路正和别人聊天。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纪录片和人生很像：很多重要的事情，它活生生的在你眼前发生了。只是，没有留下一点声音。

于是过完年，我们又飞回了巴尔干。补镜头，也补遗憾。

这一次，我们重新集结了新的小分队。

怡姐负责导演，曹然负责文字，卓良和志远负责摄影，老四负责录音，顺便替我用手机拍些，你们看到的零碎视频。

然后还有我，以及两个外国人。

一个叫马林，克罗地亚人，负责地陪。

另一个叫Reto，瑞士人。他二十多岁，英俊的大高个，却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

他说：“我可以给你们开车，我只是想去看看世界。”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笑得很轻巧，像一件刚刚晒干，在风中舒展的白衬衫。

后来我发现，有一种人，你和他说话，会让你觉得，自己平时的那些话，过于丝滑也过于随便了。Reto就是。

每天晚上，群里都会发第二天的安排。

七点半早餐，八点出发。七点二十九分，他一定坐在那里了。

我们中国人总觉得，只要八点之前坐上车，就不算迟到。所以通常在七点三十五或四十分，我们才拖着行李箱，晃进餐厅。

他不会催，也不抱怨，只是抬起头，深深地看我们一眼。那个眼神，比闹钟还准时。

后来我渐渐明白，守时，对他来说，并不是礼貌，而是一种世界观。

他相信，一件事情，只要约好了，就应该这样发生。不能因为天气，也不能因为心情，更不能因为”差不多”。

我们都很喜欢”差不多”。

我差不多快到了，我们差不多要结束了，这事儿，差不多快谈成了。

我们的人生，大多数的时候，也是这样，差不多差不多的，熬过去了。

然后，躺在床上，看一眼这世界，说“我差不多该走了。”

人生呢，你要么走要么留，哪有那么多的差不多？

瑞士人没有，他们喜欢精确的时间，所以出产名表。

有一天，我和Reto聊起汽车。我顺嘴说了一句：“现在的德系车，越设计越难看了。”

Reto马上问我：“哪一款？”

我愣了一下。

他说：“请你具体说出是哪一款？”

我支支吾吾的回答：“我那台宝马X3，开了十年了，我觉得它很好看。但现在的新款，我觉得没有以前的经典了。”

他说：“为什么？”

我忽然发现，聊天，在他们那里，是要举证的。

后来一路上，只要我发表任何意见，他都会问一句：“为什么？”

不是抬杠，他只是希望，我能够证明，我为什么是这样认为的。

中国人的聊天，很多时候，是为了交换情绪。而德语系的聊天，则更像在交换证据。

几天以后，我开始喜欢上了这种聊天方式。因为它逼着我，在开口之前，先整理清楚自己的脑子。

原来，说话也是需要训练的。而我这么一个资深的主持人，却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层。

Reto开车，也像是一本《欧洲道路交通法》。他从不压线，不超速，也不抢道。

从科托尔去采蒂涅，要走过世界著名的二十五道弯，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标准得像在考驾照。

直到有一天，Google地图，把我们从高速，导进了一条乡间小路，我第一次看见Reto生气。

他压低了音量，先用英语骂了一句。觉得不解恨，又换德语骂了一遍，用德语谈恋爱都有点咬牙切齿，骂起来更狠。

我虽然听不懂，但是我觉得，Google地图如果是个人，今天大概活不了了。

后来到了维舍格勒，Reto食物中毒了，他躺在酒店，上吐下泻。

我再见到他，感觉他整个人，像一块掉进水杯里的瑞士巧克力，泡软了。

看我们都活蹦乱跳的，他说：你们都没事吗？

我特别想告诉他，要撂倒一个中国人有多难，我们的肠胃，早就进化成了一座化工厂。

我终于握上了方向盘，替他开了半天车。

维舍格勒是被群山包裹着的小城市，一路都是盘山公路，我开得战战兢兢的。不是因为山路崎岖，是因为后座的炯炯目光。

在欧洲开车，和国内完全不同。

你直行，就是直行，旁边的小路，有车冲出来，你不用让。因为规则告诉所有人，应该谁让谁。

如果你停了，反而所有人都会慌。规则，有时候比善良和礼节，更重要。

午饭时，Reto灌下一杯黑咖，他恢复了。

然后他拿走钥匙，默默地坐回驾驶位。我也默默地回到了副驾。

说实话，我一点也不怀念，那半天的司机身份。中国人有句成语“如坐针毡”，我觉得那天方向盘上都有刺。

Reto让我觉得，他像我以前读过的维特根斯坦。一位百年前出生的哲学家，好像一直都坐在我们的车里。

他说：“对于不可说的东西，我们必须保持沉默。”

以前，我觉得，这句话说的是哲学。认识Reto之后我才知道，它说的是做人。

不是所有意见，都值得发表；不是所有情绪，都必须表达。更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靠语言，来说清楚。

Reto一路上，极少去评价别人，但他每一句话，应该都经过思考。我觉得，他说话的时候，是在替语言负责。

维特根斯坦说：“语言的边界，就是世界的边界。”

读的时候，我有点一知半解。这两年，我逐渐开始明白了：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也许不是火，而是重新命名。

一件事情，只要换一个名字，它就好像真的改变了。

“贫穷可以叫待富，失业可以叫慢就业，焦虑可以叫做，阶段性的调整……”

于是我发现，有时候，我们不是被骗了。我们只是，被语言重新装修了一遍。

语言开始替现实化妆了。再往后，我觉得连现实自己，也会慢慢相信，自己经过美颜后的妆容了。

原来，一个人如果不会思考，别人重新定义几个词，你的世界，就会重新被定义。

旅行最大的意义，大概就是这样，它不是让你，看见更多地方。而是让你怀疑，自己一直相信的某些东西。

后来，在贝尔格莱德，我去了一位雕塑家的家，我们配着他夫人做的点心，喝着很烈的酒。

那天，我们聊了很多。临走前我对他说：“现在很多时候，我都选择沉默。”

他看着我的眼睛，说：“DJ，有时候，沉默，也是在作恶。”

他说完以后，我们都安静了。

那一刻我觉得，维特根斯坦没有错，雕塑家也没有错。

人生真正困难的，从来不是学会说话。而是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闭嘴；什么时候，又必须开口。

这两句话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哲学。隔着的，是一个人，一辈子的良知。

未来的某一天，我也许会忘记Reto。忘记那辆车，忘记那条盘山公路。

但是我希望，当我准备开口的时候，会有人在我心里轻轻地问一句：

“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