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班主任不愿带班，“劣质替代”已形成，对基础教育影响有多深

2026年8月，上海。2000年出生的何韵文入职不到一年，就被同时塞了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和六年级班主任工作。带班不到一个月，因为一名学生给多名女生起外号，第一次家长会直接变成了对她的“声讨大会”，家长们怒气冲冲要说法，有人在晚上10点半还在电话里指责她管理不到位。

同一时间，上海某区面向在职在岗班主任的问卷调查结果公布：92%的班主任不愿意承担这个岗位。

这不是何韵文一个人的遭遇。从上海到贵州，从公办高中到乡村寄宿制学校，班主任正在成为全国中小学校最缺人手的岗位。

当一个学校里扛起班主任重任的，从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变成入职不到五年的年轻人，这背后正在发生的事，用一句话就能概括：教育系统正在经历一场“劣质替代”。

劣质替代，正在发生的结构性问题

什么是劣质替代？就是当一个岗位的工作强度和回报严重失衡，优质从业者退出，系统被迫用更不合格的人来填补空缺，而这些“替补”因为缺乏经验和支持，表现更差，进一步加速优质从业者逃离。

班主任岗位的劣质替代，链条已经清晰可见。

第一环：经验型教师退出。 上海一所普通公办高中校长李闽描述，每学年安排班主任人选，需要“一轮又一轮地谈心，做老师的工作”，有的老师直接把精神疾病诊断书拍在校长桌上拒绝。

有近20年班主任经验的黎丽感觉，这几年做班主任越来越难——每天至少接待一两位家长，仅家校沟通每天耗费一小时，遇上情绪激动的家长，电话沟通动辄两三小时。

第二环：新手被迫顶上。 记者走访发现，国内众多中小学扛起班主任重任的，大多是入职5年以内的年轻教师。2000年出生的何韵文，入职第一年就被安排担任班主任，身边同事“大多是入职三四年的年轻老师”。

浦东新区某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直言，刚入职的年轻教师并非担任班主任的最适合群体——“班主任工作繁杂琐碎，会分散大量教学精力，导致学科专业能力提升缓慢，不仅影响教师自身发展，也不利于班级管理”。

第三环：培训体系缺失。 徐汇区教育学院德育研究员张鲁川指出，班主任岗位需要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知识，但“师范院校和综合性大学很少有针对中小学班主任的相关课程或者培训”。年轻教师“只能靠自己碰壁、试错积累经验，成长成本极高”。

没有培训体系兜底，新手的成长周期被无限拉长，而在他们成长起来之前，班级里的学生已经毕业了。

第四环：职业吸引力断崖式下降。 当一个岗位的主力军是自己都不愿干的人，当新手被扔进去自生自灭，这个岗位的职业声誉会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崩塌。新生代教师看到前辈的状态，看到社交媒体上的极端案例，“时常怀疑自己的选择”。

愿意来的人越来越少，能留下的越来越弱。

这不是理论推演，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而这个现实如果长期持续，对基础教育的影响，将触及三个不可逆的层面。

三个不可逆的深层影响，从学生到乡村再到改革

第一个不可逆：学生关键发展窗口期的陪伴质量永久性受损。

班主任是学生校园生活中相处时间最长的人，家长群体中甚至流传着“小学遇到哪位班主任，比去哪个学校读书更重要”的说法。这不是一句夸张的话——学生在行为习惯养成、心理健康发展、价值观形成的关键窗口期，班主任的角色几乎不可替代。

贵州镇宁民族寄宿制中学的案例很能说明问题。这所学校有大量留守儿童，心理问题突出，但全校仅有一名专职心理教师。支教团成员发现，大量学生“远没到需要治疗的地步，只是缺个人能说上几句家常话”。在乡村学校，班主任就是那个“能稳稳接住他们情绪的人”。

乡村中小学校教室内学生伏案完成课业

但当班主任自己都处于精神紧绷、自我内耗的状态，谁来接住学生？

《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显示，抑郁症青少年首次休学的平均年龄是13.74岁，这意味着初中阶段是心理危机的高发期。而恰恰是这个阶段，班主任岗位正在被经验最不足的年轻教师填充。

一个经验丰富的班主任，能在学生出现异常时第一时间察觉并介入；一个自身难保的新手，可能连学生之间的矛盾都发现不了——学校的相关负责人也承认，“年轻的班主任缺少经验，确实可能无法第一时间察觉”。

心理创伤一旦形成，后期的干预成本极高，效果也不确定。行为习惯的养成、价值观的塑造，都有年龄敏感性，错过了就是错过了。这不是靠后续加几节心理课、配几个咨询师就能补回来的。

第二个不可逆：乡村教育生态的持续塌陷。

班主任困境不是均匀分布的。在城市，至少还有编制兜底、有家长参与、有其他资源可以调用。在乡村，班主任短缺叠加学校撤并、师资流失，形成的是毁灭性的恶性循环。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稳慎优化农村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布局”，被解读为给前些年的撤并潮踩刹车。但学校撤并带来的连锁反应已经形成：上学路变长、低龄寄宿增加、家庭被拆散。关键是，“学生越少，好老师越留不住”。

一个学科组“只有一名快退休的教师和一名刚工作两年的新人”，这种“青黄不接”在乡村学校不是个案。

班主任岗位在乡村的处境更加严峻。优质师资短缺、特色课程匮乏、假期管护缺位，被定性为“阻碍乡村教育提质升级的突出瓶颈”。

当乡村学校连基本的班主任人选都凑不齐，当留下的班主任自身也在超负荷运转中耗尽心力，教育公平的差距就不再是“能不能考上好大学”的问题，而是在孩子成长的每一个日常里，有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看见他、接住他。这个差距一旦固化，会代际传递。

第三个不可逆：新课标和核心素养改革在基层落空。

2022版新课标的核心是“从知识本位转向素养本位”。2026年，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阶段科学教育“做中学”领航行动指南》，要求教师从“权威者”变成“引导者和支持者”，自身探究实践能力和跨学科教学能力要“过硬”。

北京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程建平指出，长期存在“重知识结论、轻探究过程”的偏向，一旦学生习惯被动接收知识，就难以培育适配时代需求的科学素养。

这些改革都指向同一个方向：教师的能力必须大幅提升。但现实是，班主任连完成基本的班级管理都力不从心，哪来的精力去研究“做中学”、去设计跨学科项目？

浦东新区班主任工作室主持人指出，年轻教师入职初期首要任务是夯实学科教学基础，但班主任工作分散大量精力，“导致学科专业能力提升缓慢”。当班主任群体普遍处于“撑住别出事”的生存模式，任何指向“更好”而不是“完成”的教育改革，都缺乏基层的执行主体。

这第三个不可逆，和前两个是连锁的。学生成长的关键窗口期被劣质陪伴填满，乡村教育生态持续恶化，改革政策在基层找不到合格的人来执行——这三件事不是平行发生的，而是相互加强的。它们的共同结果是：一代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获得的育人质量，永久性地打了折扣。

这个现象接下来会怎么走

劣质替代的循环不会自动停止。它有两个可能的出口。

第一个出口：政策强力干预，打破循环。

华东师范大学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柯政的呼吁已经给出了方向：加强对班主任的专业能力支持，推进班主任心理健康专项培训，在职称评聘中对班主任工作年限进一步加大权重，让“当班主任”成为教师职业发展的快车道。

如果这些措施能在短期内落地——班主任津贴大幅提升、培训体系建立、工作边界清晰化——劣质替代的循环有可能被逆转。

第二个出口：干预滞后，循环加速，班主任岗位进一步空心化。 全国专任教师总量已经连续两年下降，2025年比上一年减少15万人。北师大团队预测，到2035年义务教育阶段教师过剩约200万人。

如果教师队伍的“量”在收缩，而班主任岗位的“质”同时恶化，两者叠加，基础教育的人才储备会进入一个更深的低谷。到那时，不是“有没有人愿意当班主任”的问题，而是“还有没有合格的人来当”的问题。

目前来看，政策层面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教育部2025年出台了减轻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的8项措施，多个省市在试点教师减负。湖南、上海等地将班主任工作经历设为职称评审硬门槛，试图用制度杠杆撬动意愿。

但这些措施能不能真正触达班主任工作负荷的核心——形式化检查评比和无边界的家校责任——还有待观察。

何韵文的遭遇不会是个案。如果这个循环不被打破，她所代表的，将是基础教育人才队伍中正在消失的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