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堂姐18岁开始染发，今年45岁 ，基本上俩月一染，今年得病了

我堂姐18岁开始染发，今年45岁，基本上俩月一染，今年得病了

堂姐比我大十四岁。我记事起，她就已经是那副打扮了——头发永远是黑的，黑得发亮，黑得不像话。那时候农村里三十来岁的女人，头发大多枯黄分叉，有的已经开始白，堂姐那一头黑发在人群里格外扎眼。我小时候不懂，只觉得好看，还跟我妈说，等我长大了也要把头发弄成堂姐那样。我妈哼了一声，说：“她那头发是假的，染的。”

后来我才知道，堂姐从十八岁就开始染发。算起来，到我今年四十一岁，她四十五岁，整整二十七年。两个月一染，雷打不动。她有个小本子，专门记染发的日子，比记月经还上心。

今年开春，我妈打电话来，说堂姐病了。我愣了一下，问什么病。我妈说，子宫里长了个东西，得动手术。我哦了一声，心里没太当回事，毕竟现在妇科病多，切了就好。但过了几天，我妈又打电话来，语气不大对，说：“你姐这次挺严重的，病理出来了，是癌。”

我握着手机站在厨房里，锅里的粥咕嘟咕嘟冒着泡。我盯着那个泡看了一会儿，才说：“什么时候手术？”

“下周三。医生说先手术，后面再看要不要化疗。”

挂了电话，我在厨房里站了很长时间。脑子里最先冒出来的画面，竟然是堂姐在院子里对着镜子染头发。她弓着身子，塑料手套套到胳膊肘，一把梳子从发根慢慢往下刷，刷完以后用保鲜膜把脑袋裹起来，坐在太阳底下等。那时候我五六岁，蹲在旁边看，闻着那股刺鼻的染发膏味儿，觉得大人真奇怪，明明头发好好的，偏要抹上一层黑乎乎的膏。

堂姐家在我家隔壁，中间隔着一条两米宽的土路。她家的院墙矮，我踩个凳子就能看见她在院子里干什么。她染头发的频率，我小时候就摸清了。开春一次，入夏前一次，八月一次，十月一次，腊月一次。如果正赶上过年，她一定会在腊月二十前后染，染完顶着一头黑亮亮的头发去赶集，买年货。

那时候染发膏便宜，一块钱一包。她不用理发店的那种，她说理发店太贵，自己在家染省钱。染完头发的水倒进泔水桶里，黑乎乎的，我奶奶看见了总要嘀咕：“这水还能倒泔水桶？猪吃了不得病？”堂姐就笑：“就一点药水，没事。”

我印象里堂姐是个很能干的人。她初中没读完就出去打工，在县城里卖过衣服，后来嫁给了堂姐夫，俩人一块儿去温州鞋厂干了几年，攒了钱回来盖了房子。她家是我们那片最早盖起两层小楼的。堂姐夫老实巴交，在镇上的家具厂做活，堂姐在家搞了个小裁缝摊，给别人改裤脚、做被套，一干就是十来年。村里人都说堂姐命好，老公不赌不嫖，儿子也争气，考上了大学。

但我妈不这么看。我妈说，你姐心里苦得很。

我那时候不懂，好好的日子，有什么好苦的。后来慢慢大了，我才品出一点味道来。

堂姐十八岁就染头发，是因为她少白头。这事儿在村里不是秘密，但也没人当面说。我奶奶私下里跟我妈嘀咕过：“老张家那几个闺女，都这样，遗传的。你姐十来岁就白了，一撮一撮的，跟你爷爷似的。”我爷爷确实少白头，三十多岁就白了一半，但爷爷是男人，男人白头发不稀奇，还能被夸一句“有阅历”。女人不一样，尤其是年轻姑娘，白头发就像脸上长了麻子，谁见了都要多看一眼，问一句：“哎，你头发怎么白了？”

堂姐十八岁那年去县城服装厂上班，宿舍里的姑娘不知道她有白发的事，直到有一天她去洗澡回来，头发没擦干，头顶的几根白头发翘起来，被对面上铺的女孩看见了，惊叫了一声：“哎呀小琴，你头上怎么那么多白头发！”一屋子人都凑过来看。堂姐说，那一刻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那些人看完以后没再说什么，但第二天就有人开始叫她“白毛女”。她当时只有一个想法：把头发染了。

那年头染发膏在县城的小百货店里有卖，一块钱一包，堂姐买回来自己兑水调成糊，对着镜子往头上抹。她说第一次染的时候没经验，染膏抹不匀，有些头发没染上，有些地方染得发黑。干了以后跟个癞痢头似的，但她比谁都高兴，因为她对着镜子看了半天，那些白头发，没了。

从那以后，她就没停过。一块钱一包，一块五，两块，五块，后来涨到十几块，二十几块，她用的染发膏越来越好，但频率没变，两个月一次。

我见过她染头发。她把染发膏挤到一个小碗里，兑上双氧水，用牙刷蘸着往头发上刷。刷到发根的时候，她的头会不自觉地往后仰，因为双氧水刺激眼睛。她染的时候从来不让我靠近，说这玩意儿有毒，小孩不能碰。但她自己，每两个月就要把自己泡在这股刺鼻的气味里。

我十几岁的时候问过她：“姐，你染头发染了这么多年，不怕得病吗？”

她愣一下，然后笑：“怕什么，染头发的人都比我活得长。我们车间有个大姐，五十多了，染了二十年，身体好得很。”

我又问：“那你就不能不管它吗？白就白呗，你看村里的刘婶，头发白了也挺好看的。”

堂姐不笑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还小，不懂。”

后来我结婚，有了自己的孩子，才慢慢懂了她那句“你还小，不懂”。

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没有背景、没有学历的农村女人，头发白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不再年轻了，意味着你不再好看了，意味着你走到哪里，别人对你的态度都会不一样。堂姐跟我说过一件事。她三十岁那年，去县城一家服装店买衣服，店员是个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推荐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阿姨，这衣服你穿也行，显年轻。”堂姐当时就愣住了。她说她那一年才三十，被人叫阿姨。她回家照镜子，看见自己新长出来的白头发根，一圈白，像戴了个白帽子。她说，从那天起，她就不敢让头发长出来超过一厘米。

我那时候觉得堂姐太在乎别人的眼光了。现在想想，她不是在乎别人，她是在乎那个还能证明自己没有老去的证据。头发白了，她就没有什么能证明自己还年轻了。她不想被三十岁就叫做“阿姨”，不想在菜市场被人让座，不想在大街上被同龄人当成上一辈。

这些理由，她从来没跟别人说过。她只跟比她小十四岁的我，零零碎碎提过几回。也许是觉得我年纪小，不会笑话她；也许是觉得我迟早有一天会懂。

堂姐的手术是周三做的。我请了假，去医院看她。

医院在县城，五层楼，妇科在三楼。我到了的时候，堂姐已经被推进手术室了。堂姐夫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低着头，手里捏着一串钥匙。我走过去，他抬头看我，眼睛红红的，说：“你来了。”

“做了多久了？”

“快两个钟头了。”

我在他旁边坐下来。走廊里有股消毒水的味儿，混着饭菜的味儿，不知道是从哪儿飘来的。墙上的电子钟显示下午一点多。我盯着手术室的门，突然想起来，堂姐上次染头发是什么时候。

我翻了翻手机里的日历，又问她家里人。她儿子说，大概是一个多月前。我算了一下，按照她两个月一染的习惯，这次手术做完，正好到了该染头发的时候。

手术做到下午快三点。医生出来，说手术顺利，子宫全切了，卵巢也拿掉了一侧。堂姐夫连连点头，说谢谢医生。推到病房的时候，堂姐还在麻醉里没醒，脸白得像纸，头发散在枕头上。我低头看了一眼，那些新长出来的白头发，从发根往外蔓延，像一层霜。黑头发和白头发交界的地方，泾渭分明。黑的部分还是上个月染的，白的部分大概有两厘米。两厘米，正好是她给自己划的那条线。

堂姐醒来以后，精神很差，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她看见我，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我俯下身去，她说：“你帮我看看，我头发是不是白了？”

我说：“白了一点，没事。”

她闭了闭眼，好像很难过的样子。

医生说，等身体恢复一些，后面要做化疗。化疗就意味着脱发，这件事谁都没敢跟她说得太明白。但她自己心里清楚。第二天下午，她让我把手机给她，她搜了很多关于化疗脱发的东西。看完以后，她把手机放下来，眼睛盯着天花板看了半天。

“这头发，估计是保不住了。”她说。

我不知道怎么接话。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说：“会再长的。”

她笑了一声，轻得像叹气。

“长了也是白的。”

我一下子说不出话了。

那一刻我脑子里闪过一个画面。堂姐十八岁，在县城服装厂宿舍里，第一次染头发。她对着那面贴满贴纸的小镜子，用一把旧牙刷蘸着染发膏，一点一点往头上刷。她把头发染成了黑色，对着镜子笑了一下。那个笑，我从来没见过，但我想象得到。那是一个女孩子找回了自己秘密的快乐。她的白头发被藏起来了，她可以像别的女孩一样，把头发披下来，不被人看，不被人叫绰号，不被人当怪物。

这种快乐，她延续了二十七年。每两个月，她都要花上一个下午，把自己重新变成那个没有白发的女人。黑的。亮的。年轻的。

而现在，她要面对的是头发一根不剩，全部掉光。不是白，是没。

“姐，等化疗结束，头发重新长出来，我带你去做个假发。”我说。

她看着我，轻轻摇了摇头。

“我不戴假发。”她说。

“为什么？”

“戴假发，就跟染头发一样，骗自己。”她说，“我骗了自己二十七年了，不差这一回。但是我现在不想骗了。”

我第一次听她说这种话。以前她从来不会说“骗自己”三个字。她只会说“染头发是习惯”“不染不习惯”“染了好看”。她从来没承认过自己是在藏什么、骗什么。

但她那天，明明白白地告诉我，她在骗自己。

堂姐出院后，回到家里休养。我每个周末回去看她。她的头发从化疗开始后大把大把地掉。起初她儿子帮她梳头，梳一下就掉下一团。她看着掉下来的头发，一句话不说。后来头发掉得稀稀拉拉的，头顶露出大块头皮。她让堂姐夫给她推了。

“推光。”她说。

堂姐夫舍不得，拿着推子站在她身后，手抖得厉害。堂姐说：“推吧，早晚的事。”

推子嗡嗡地响，黑头发和白头发一起掉下来，落在地上，像一场下了二十七年的雨终于停了。我站在门口，没敢进去。堂姐坐在院子里，那面她用来染头发的小镜子还放在窗台上。她没看镜子。

推完以后，她摸了一把自己的脑袋，笑了笑，说：“凉快。”

我看着她光秃秃的头皮，心里忽然涌上来一股说不清的情绪。她在笑，但那个笑比哭还让人难受。我想起很多年前，她顶着刚染好的头发从院子里走出来，那头发黑得像墨水泼上去的，阳光打在上面，反着光。她年轻，漂亮，走路带风。现在她坐在同一把椅子上，脑袋光着，身上穿着肥大的睡衣，脸上没有一点血色。

但我忽然发现，她的眼睛还是亮的。

那之后，堂姐开始习惯了自己的光头。她不再戴帽子，也不包头巾。她在村里走来走去，村里人看到了，有的来安慰两句，有的躲着走。她不在乎。她说：“以前染头发的时候，总怕别人看见我的白头发根，现在好了，一根都没有，不用怕了。”

我妈有次去她家，看见她光着头在院子里晒太阳，回来以后跟我说：“你姐变了，变得不像她了。”

我说：“怎么不像她了？”

我妈说：“她以前多讲究一个人，染头发、照镜子、买衣服。现在你看看，光头，穿个旧衣裳，坐在太阳底下跟个老太太似的。”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也许这才是她。”

我妈不明白我的意思。我没多解释。

但我知道，堂姐以前所有那些讲究，那些染头发的执着，那些在镜子前面的时间，其实都是在跟一个东西较劲。那个东西就是她的白头发。她较了二十七年，现在白头发没了，黑头发也没了，她忽然没有对手了。

一个人没有对手了，反而能松下来。

化疗做了一段时间后，堂姐的身体慢慢恢复了一些。她开始能在村里走动了。她还是光头，但春天暖和了，她开始学着别的老太太在头上裹一块方巾。我问她怎么又包起来了。她说：“太阳晒得疼，不是怕人看。”

五月份的一天，我回去看她。她坐在院子里，手里拿着那面旧镜子。我走过去，看见她在照自己的头顶。上面已经冒出了一层绒毛，灰白色的，短短的，像一层新生的草。

“长出来了。”她说。

“嗯，长出来了。”

她放下镜子，看着我，忽然问：“你说，我以后还染吗？”

我愣了一下。她以前从来不问这种问题。她想染就染，从来不听别人意见。

“你想染就染，不想染就不染。”我说。

她摇摇头，笑了。

“我觉得，这白头发看着也挺好的。”她说，“我以前怎么没发现呢。”

“因为你从来没给它们机会长出来过。”

她听了以后，点了点头，没说话。过了好一会儿，她说：“我十八岁那年，要是有人跟我说，白头发也挺好看的，你说，我会不会就不染了？”

我想了想，说：“不会。因为那时候的你，自己都没办法接受自己。别人说什么都没用。”

她笑了，笑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松弛。

“你说得对。”她说，“那时候的自己，就是不行。现在行了。”

我不知道她是真的接受了自己的白发，还是因为经历了这场病，觉得头发这件事已经不重要了。但不管怎样，她看白头发时的眼神，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以前是躲，是藏，是恐惧。现在是认认真真地看着，像看一个老朋友。

这个老朋友被关在黑染发膏下面二十七年。现在终于有了出头之日。

那天傍晚，我回城里的路上，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堂姐这两个月，身体恢复得不错，但医生没有说那个词。谁都没说。但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种病，能活多久，看运气。

她今年四十五岁。十八岁开始染头发，每两个月一染，一年六次，二十七年，一百六十二次。一百六十二次，把自己从十八岁染到了四十五岁。一百六十二次，把那些白头发按回黑暗里，不让它们见天日。

现在她不用染了。她的头发会慢慢长出来，白的，灰的，也许还夹着几根黑的。她会顶着这一头什么样的头发走完接下来的路，没人知道。但我知道，她不会再拿起那包染发膏了。

不是因为她病了。是因为她说，她不想再骗自己了。

这句话，我记到现在。

我妈后来又跟我说，堂姐出院以后，村里有几个女人来看她。她们围着她，摸着她的手，说“好好养病，想开点”。堂姐就一直笑，说“我没事，你们放心”。等那些人走了以后，堂姐拉着我妈说：“你知道她们为什么来看我吗？因为我没头发了，她们觉得我可怜。但我自己一点也不觉得可怜。”

我妈说，她当时真想哭。

我没哭。我只是觉得，堂姐这二十七年，活得挺累的。为了不让别人看出她长了白发，她比谁都勤快地染头发。为了不让别人觉得自己可怜，她比谁都笑得大声。她是一个把“藏”字刻在骨子里的人。她的白头发被她藏了二十七年。她的害怕、她的委屈、她的脆弱，也被她藏了二十七年。

现在她终于不用藏了。病痛让她不得不停下来，把那些藏了半辈子的东西拿出来，摆在太阳底下晒一晒。那些东西里，有白头发，有恐惧，有一个女人从十八岁到四十五岁的小小自卑。

晒过以后，她发现，这些东西其实也没那么可怕。

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六月初。她坐在院子里，头顶的头发长到了差不多半寸，灰白色的，软软地贴在头皮上。她穿着件淡蓝色的棉布衬衫，脚上是一双旧布鞋。午后的阳光从葡萄架子的缝隙里漏下来，一块一块的。她眯着眼睛，看着那些光斑。

我走进去，坐在她旁边。她转过头来看我，眼睛亮晶晶的，像小时候一样。

“你看，”她指着自己的头发，“以前我总怕它白，现在它真的全白了，我也没怎么样。”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头。那头发软得不像话，像婴儿的头发。

“好看。”我说。

她笑了。

那一刻，我想起她十八岁那年，站在镜子前第一次染黑头发时，露出的那个笑容。那时候的她，以为黑头发就是自己全部的自尊和体面。而现在，四十五岁的她，顶着一头灰白的短发坐在老家的院子里，笑得比那个十八岁的女孩更轻松，更明亮。

我忽然觉得，堂姐这一生，好像什么东西被解开了。

不是病，是那个结。

回家的路上，夕阳落在车窗上。我靠在座椅上，心里酸酸的，又暖暖的。我在手机里写了一段话，犹豫了半天，没发出去。那段话是这样写的：

“我堂姐18岁开始染发，今年45岁，基本上俩月一染。今年得病了，头发掉光了。可她现在顶着一头灰白的短发，笑得比从前都好看。一个人的体面，原来从来不在头发上。”

我删了又写，写了又删。最后我只发给了我妈。我妈回了三个字：“是这理。”

我不知道看这篇文章的你们，有没有过那种“藏”了很多年的东西。可能是白头发，可能是一道疤痕，可能是一段过去，可能是一份不够体面的工作，可能是一个不完美的身材，可能是一个没能说出口的秘密。你藏了多久了？你累不累？

如果有一天，你藏不住了，或者不想藏了，你会不会也像我堂姐一样，发现那些东西，其实晒一晒太阳，也就那样？

你们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