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反弹琵琶”遭举报 “现挂”后果这么严重？

近日，郭德纲在武汉演出中演唱改编后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遭到观众举报，被认为篡改红歌。武汉文旅表示已经启动立案调查。文艺演出市场沉渣泛起，讦告横行的现实，实在令人叹息，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20年前，作者唯一一次看郭德纲现场演出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旋律优美，耳熟能详，他的经典价值其实不在于“红”，而是好听。任何文艺作品，只有“美”才会流传。一些作为特定历史产物的“红歌”，不管其展现了何种态度，还是当年流行的程度，也已经成为过去。那么像《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样流传下来的经典作品能不能改、在什么场合能唱，除了明确违反法律，或者涉及政治上的目的，本来就不应有过多限制。因为所谓经典，都是随着时代，不断被演绎，呈现新的面貌，不能否认时代背景，也不能将其固化僵化。很多人说红歌“岂能随意篡改”，这里面的“岂能”、“随意”、“篡改”都是非常主观的判断。所谓的“改”，是改曲调，还是改唱法，还是改歌词，能与不能，谁来制定标准？比如说当年刀郎改编了很多红歌，他没有修改唱词，但是在唱法和配器上，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那么在20多年前的阶段，如果有人出于对流行音乐的不满，而举报刀郎在“篡改”经典，有没有道理？还有岳云鹏唱《五环之歌》，就连原唱者蒋大为也没有表示异议，但其中的调侃之意，是不是也在举报范围？那么这次举报者是出于恶意还是顽固，不得而知。也有人猜测是同行，毕竟郭德纲出道以来的得罪的人不少，但这个没有实证，且不去讨论。关键在于有关部门的回应，更像是随波逐流。毕竟这种举报容易引发舆情风险，有关部门不得不迅速回复，但“立案调查”的说法，引起很多猜测，加上自媒体的解读，就一发不可收拾。

郭德纲这段视频，我也看了，平心而论，从改后的唱词来看，也并没有侮辱什么人什么事，只是表演中的幽默环节，因为郭德纲演的济公，本就是玩世不恭的形象。即便是有“魔改”的成分，也到不了“篡改”的级别。所谓改与不改，在当前的文艺作品评论中的争议非常多，比如近期的电影如《封神榜》、《八仙》等等，网上舆论动不动就是要求“忠实原著”，实际上很多人根本就没看过原著。所谓的原著，也是从民间传说中逐渐总结而来。就像有人批评的那样，那些动不动就说人篡改红歌的人，除了在网上大肆批判之外，自己会唱几首红歌，有没有真正去尊敬、祭拜烈士的行为？恐怕也未必有。

同一年，作者和郭德纲、于谦合影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这首歌，本身在电影里就是以轻松的氛围呈现，“西边的太阳”这种说法，在特殊时代还遭到过批判。现在反而成了不可更动的“祖宗之法”，难道所有“红歌”都得像特殊历史时期那种扯着脖子喊才是正宗？如果要尊重红歌，是不是只能正襟危坐，如果唱跑调了、唱错了，是不是态度就不端正？民族唱法、美声唱法，哪种唱法是正确的？很多人可能都见过这样的场景，老友聚会在卡拉OK厅里，喝点小酒，和朋友一起勾肩搭背，一起唱首红歌，这算不算对先烈不尊重呢？所以说，这种事没有什么一定之规，也不要往公序良俗上靠。70、80后肯定记得，小时候很多歌谣，也有不少是“经典”的魔改，那又如何呢？

所谓的“红歌”的范围界定又是什么？有人说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那么，这100首之外的算不算？即使是这100首，也只是推荐，而不是法律和行政法规。这些艺术作品是不是只能成为泥胎偶像？相声、脱口秀这类艺术形式，本来就注重现场发挥，“现挂”是艺术魅力的体现。上世纪（参数丨图片）80年代起，小品的成功，也离不开讽刺现实，离不开对所谓经典的解构。这样下去，文艺作品中开个玩笑都是步步雷区，必须照本宣科，搞得艺术家神经紧张，又怎么给观众带来放松和欢笑，更别提讽刺和监督。似乎文艺表演，都是只强调教育作用，而娱乐大众的本质，则被各种教条所限制。

很多人认为，郭德纲最大的错误，是改词没有“报备”。那么首先，举报者怎么知道他没有报备，这都属于事后的批判。既然现在文艺演出有“报备”的规定，且不说这种规定是否合理，那么郭德纲如果真的没有报备，就确实违反了相关规定。那么有关部门对其做出处罚，也是合理的。关键在于处罚的尺度，如果秉持开放的心态，仅仅做形式上的处理，那德云社也会在今后的演出中更加谨慎小心。如果是受制于舆论压力，只怕也难以服众。

说实话，我觉得郭德纲也挺难的，他凭借自己的影响力，推广了那么多戏曲曲艺形式，自身的基础艺术素养也没得说，但始终也伴随争议，挣不脱“低俗”的帽子。对于这样的艺术家，还是应该全面的看待，这20年，没有郭德纲，传统曲艺又是什么状态呢？就说一点，郭德纲给观众带来的笑声，能够抵消多少矛盾和怨气，能够安抚多少升斗小民？挣钱是一码事，但如果郭德纲只想挣钱，恐怕有些艺术形式他没必要去碰。

这些所谓的揭发举报者，究竟出于什么思想意识，在如今可是很常见了。从网上的舆论来看，很多人都是希望多念几句紧箍咒的，或者是对他人表达了强烈的约束意愿。这些人恐怕也不会反省一下，想禁止别人的自由，自己是不是反而放任自流？如果大家都像这样，本着一条自我捆绑的横线去衡量社会表达，而且底线越来越低，“警惕性”越来越高。显然更容易制造社会矛盾和对立。举报者有流量，揭发得红利，众人附和裹挟主管部门。而自由的表达成为众矢之的，逐渐被人遗忘，人人自危的时代就可能卷土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