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十万人，听着像鹿钟麟一到河北，就在敌后变出了一支大军。
可一九三八年九月，他进冀南时，手里真正能攥住的，并不是十万精兵，而是一张国民政府的委任状。
这张纸很硬。
上面压着三个名头：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北游击司令、河北省党部主任委员。到十一月，冀察战区成立，鹿钟麟又成了战区总司令。
河北已经沦陷。
平汉路、津浦路一带，日军据点像钉子一样扎着；县城里是伪政权，乡间则到处是溃兵、民团、会道门、地方武装。谁都说抗日，谁都缺一个能公开挂出去的旗号。
鹿钟麟带来的，正是这个旗号。
他不是无名小卒。
早年在西北军里，鹿钟麟跟着冯玉祥打出来，做过国民军要职，也做过军政部次长、代理部长。西北军旧部散在华北，许多人认冯玉祥的老关系，也认鹿钟麟这张老脸。
人一到，旧账就翻出来了。
张荫梧先靠一所四存中学起家。
博野一带的校舍、操场、学生、教员，后来都成了他拉队伍的底子。全面抗战爆发后，河北民军打着抗日旗号扩张，在冀中、冀南一带收拢青年、地方武装和散兵。
他缺的不是人。
他缺的是名分、饷械和上峰承认。鹿钟麟来了，张荫梧这个“河北民军总指挥”的位置就更硬了。
这是一股现成力量。
还有石友三。
这个人一生反复，旧军界给他留下的名声并不好。可到一九三八年前后，他手上确有第六十九军的架子：一八一师、新编第六师等部队，背后牵着冀北保安团、河北民军和西北军旧部的线。
鹿钟麟不用从村头招第一个兵。
他只要把这些旧番号、旧军官、旧关系拢到冀察战区名下，纸面上的兵力就能涨起来。
还有孙殿英。
清东陵盗案以后，他名声败坏，可军阀混战年代留下来的旧部、枪支、门路并没有一下子散干净。七七事变后，他又被宋哲元任为冀北民军司令，后来在太行山南麓、冀豫边一带活动。
这些队伍成分复杂。
有旧军人，有地方团练，有溃兵，也有土匪化武装。放在正规军账本上，不好看；放在沦陷区敌后，却正好能凑出声势。
十万人的答案，就藏在这里。
鹿钟麟不是凭空招出十万人，而是把河北沦陷后散在地面上的几大股旧武装，套进了国民政府和冀察战区的壳子里。
这壳子很有用。
县长、保安司令、民政厅长、游击司令，一个个名目往下发；旧军官拿到任命，便能向地方要粮、要款、要兵；地方豪绅看见中央招牌，也愿意下注。
可这支队伍有一个致命问题。
它大，不等于强。
八路军在冀中、冀南建立根据地，靠的是发动群众、组织政权、发展武装。鹿钟麟这边更多靠旧军政关系和地方实力派拼接。表面上都是抗日游击，骨子里的打法不一样。
摩擦很快出来了。
一九三八年底，张荫梧等部在冀中与八路军发生冲突。鹿钟麟既要对日维持敌后声势，又要限制中共领导的抗日力量发展，冀察一带的统一战线裂缝越来越大。
纸面上的十万，开始露出缝。
鹿钟麟后来也压不住这些杂牌力量。张荫梧、石友三、孙殿英各有算盘，朱怀冰等部也骄横难制。蒋介石把他派进河北，本意是用国民政府的牌子重建敌后控制，可沦陷区不是重庆公文能直接管住的地方。
枪在谁手里，粮从哪来，百姓跟谁走，才是真账。
到一九四〇年前后，鹿钟麟离开河北省主席位置，冀察战区仍在，声势却已不如初到时那般好看。
那张委任状还在。
可冀南、冀中村庄里的路口，真正决定人心的，早已不是一枚官印，而是谁能守住乡亲，谁能组织抗战，谁能在日军据点缝隙里站得住。
十万人的热闹，就是这样散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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