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奕劻勾结大肆贪污，与袁世凯联姻，那桐一辈子蝇营狗苟，特会混

武昌起义枪声响起的时候，那桐正在写日记。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也就是1911年10月10日，这位军机大臣的笔墨没有留给湖广总督瑞澂的告急电，也没有留给革命党占领楚望台的军报，而是照例记下了"赴约"、"送节敬"、"赏银"、"留饭"之类的日常琐事。

这种处惊不变的定力，后来被人形容为一部"爸爸去哪儿"式的官场真人秀，里面没有晚清中国的命运，也没有百姓的前途，只有一小撮权贵弹冠相庆的游戏剧本。

那桐这个人，叶赫那拉氏，字琴轩，满洲镶黄旗人，从光绪末年到宣统年间，一路做到军机大臣、内阁协理大臣，位极人臣，但如果你翻遍他的履历，很难找到什么像样的政绩。

他的为官之道，核心就一个字：混。混得风生水起，混得盆满钵满，混到连皇室宗亲都看不下去。

清末宗室载涛后来回忆起来，毫不客气地给他定了性："那桐亦是著名大贪污分子，拿钱走他的门路者，大有其人。在当时的朝局，已成为公开之秘密。"

载涛的这番话不是空穴来风。

那桐与庆亲王奕劻搭档多年，外间早就给他们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号，叫"庆那公司"。这俩人把持朝政，一个管批条子，一个管收银子，配合默契。

奕劻是"无钱不要"，那桐也不遑多让，拿钱走他门路的人络绎不绝。据载涛披露，就连吴禄贞这样的新派军人，当年想谋个第六镇统制的位置，据说都花了两万两银子的运动费，过付之人至今有人能指名道姓。吴禄贞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知。

那桐的贪婪不是偷偷摸摸的，而是明目张胆的。

他的日记里充斥着各种迎来送往、收受节敬的记录，几乎就是一部官场贿赂的流水账。学者后来整理《那桐日记》的索引，发现里面很少记载那个时代的重大国内外事件，翻来覆去就是"赴约"、"送节敬"、"进呈礼物"、"赏银"、"留饭"这些字样。这不是什么私人生活的记录，而是一个利益集团内部的交易明细。

更关键的是，那桐的贪腐还不仅仅是个人品德问题，而是直接关联到了晚清最高权力的转移。

他与袁世凯的关系，远不是普通的同僚之谊。满汉通婚开禁之后，袁世凯立马与满清权贵订立了几桩姻亲，其中十三子袁克相娶的就是那桐的孙女张寿芬。

这门亲事把两家紧紧绑在了一起。所以当光绪三十四年慈禧驾崩、摄政王载沣想要诛杀袁世凯的时候，那桐毫不犹豫地站了出来，与张之洞、世续等人一起反对。

载涛后来分析得很透彻：奕劻、那桐、世续这几个人，"均与袁世凯关系非同一般"，如果载沣贸然行事，恐怕后患无穷。

载沣最后没能杀掉袁世凯，只是以"足疾"为由将他开缺回籍。这个决定在当时就被京官曹汝霖批评为"不知大势，显其低能"，但站在载沣的角度，他面对的阻力实在太大了。

奕劻、那桐这些军机大臣，加上徐世昌这些地方督抚，再加上袁世凯遍布朝野的部属，已经形成了一张密不透风的保护网。那桐作为这张网中的关键节点，既是军机重臣，又是袁氏亲家，他的态度直接决定了袁世凯的生死。

武昌起义爆发后，那桐的真实面目暴露得更加彻底。

1911年10月10日枪声一响，清廷的统治根基其实尚未动摇，但旗籍权贵集团却率先崩溃了。据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研究，起义发生后几天，朝廷大员集体请辞，奕劻、那桐、徐世昌、载泽、载洵、溥伦、善耆等位高权重者竟多达十几人。

这种"请辞"表面上是为了让位袁世凯以救危局，实际上反映的是整个权贵集团的怯懦与自私。他们手握大权，却在国家最需要担当的时候选择了集体撂挑子。

那桐在这出戏里扮演了什么角色？

他是奕劻内阁的协理大臣，与总理大臣奕劻、另一位协理大臣徐世昌组成了所谓的"皇族内阁"核心。这三个人，一个是被袁世凯银票喂饱的奕劻，一个是袁世凯几十年的把兄弟徐世昌，还有一个就是袁世凯的亲家那桐。

武昌起义后，北洋军不听指挥，陆军大臣荫昌根本调不动冯国璋、段祺瑞这些人。载沣急得没办法，只能让奕劻内阁拿主意。结果奕劻和那桐一齐出面，向隆裕太后和载沣保举袁世凯复出，声言"只有袁世凯复出才能戡平内乱"。隆裕太后明知道袁世凯居心叵测，但被逼得没有办法，只能同意。

载涛后来把这笔账算得很清楚："奕劻和那桐及那、袁两家彼此皆系姻亲，关系密切，他们三角勾结，袁之阴谋始得实现。"

这里的"阴谋"，指的就是袁世凯借此契机重新出山，最终逼退载沣，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进而一步步把清廷逼向退位的绝境。

那桐在这个过程中，既是推手，也是受益者。袁世凯复出后，看准奕劻、那桐"平日贪婪无厌"，遂以大量金钱投其所好。据载涛回忆，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内，对于庆王府的大小生日、嫁娶妆奁，"无一不悉予供给"，那桐那边自然也不会少。

有人可能会问，那桐难道一点本事都没有吗？

客观地说，他在洋务方面确实有些经验，早年做过总理衙门大臣，跟外国人打过交道，也参与过一些近代企业的筹办。但在晚清那种山雨欲来的局势下，这种技术性的官僚技能根本无足轻重，他缺乏的是政治眼光和担当精神。

许宝蘅在宣统元年十二月初八的日记里记载，那桐当天因为"感寒"请假，政务堆积如山，这位军机大臣却心安理得地在家养病。

这种小病大养的做法，在清末官场屡见不鲜，但那桐身为军机大臣，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如此懈怠，就不能不让人质疑他的责任心了。

恽毓鼎在宣统二年正月初一的日记里也提到了那桐，当天是元旦，朝廷举行大朝贺，那桐以领班军机大臣的身份出席，"辰正二刻上御乾清宫受贺，辰正三刻礼成"。

这些记录看似平常，但结合当时的语境来看，一个军机大臣的日常就是参加各种仪式、应酬、红白喜事，真正关乎国计民生的决策却鲜见记载。那桐的庸碌，不是那种一事无成的无能，而是一种精致的、利己的庸碌——他知道如何保住自己的位置，如何捞取实惠，如何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游刃有余，唯独不知道如何做一件对国家有利的事。

清末最后几年，那桐的处境其实很微妙。

他一方面要维持与袁世凯的姻亲关系，另一方面又要在皇室面前表忠心；一方面要捞钱，另一方面又要维持"老成持重"的官场形象。

这种两面讨好的把戏，他玩得炉火纯青。

宣统二年，载沣试图削弱奕劻、那桐的势力，提拔载泽、毓朗等人与之抗衡，但那桐依然稳如泰山。他不是靠能力，而是靠关系网——与奕劻的同盟、与袁世凯的姻亲、与徐世昌的私谊，再加上遍布朝野的门生故吏，构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利益共同体。

辛亥革命后，那桐选择了退隐。

他没有为清廷殉节，也没有积极参与民国的政治，而是躲进了天津的租界，过上了悠闲的寓公生活。他在天津盖起了德式别墅，与同样失势的庆亲王载振过从甚密，两人"亲上加亲"的关系从政治同盟变成了晚年的彼此依靠。

据载振的孙女金婉茹回忆，载振晚年住在重庆道庆王府时，极少出门，家里也很少有宾客，"唯一经常与他走动的，就是外祖父那桐"。

这两个曾经权倾朝野的人物，最后只能在租界的深宅大院里互相取暖，这本身就是对他们一生最好的讽刺。

那桐死于1925年，享年七十岁。

他留下了长达三十六年的日记，从光绪十六年一直记到宣统三年。这些日记后来成了研究晚清官场的重要史料，但讽刺的是，它们之所以有价值，不是因为那桐记录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历史真相，而是因为他不厌其烦地记录了那些"送节敬"、"赏银"、"留饭"的细节。后人从中看到的，不是一个重臣的雄才大略，而是一个官僚的蝇营狗苟。

那桐的一生，就像他的日记一样，是一部精心计算的流水账，算来算去，算的是个人的得失，漏掉的却是整个时代的变局。

当他在日记里记下某年某月某日收了谁的银子、赴了谁的宴席时，大清王朝的江山，正在他笔尖下悄悄滑向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