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同事天天白嫖我午饭,我索性带2份,31天后她妈拿户口本找上门
这件事要从去年九月份说起。公司搬了新址,从城东的旧写字楼搬到了城西的产业园,我的通勤时间一下子从二十分钟变成了五十分钟,每天在路上要多耗一个多小时。园区倒是气派,玻璃幕墙的大楼,崭新的电梯,地下车库还有充电桩,配套设施样样齐全。唯一的问题就是——食堂没建好。通知上说食堂要到年底才能投入使用,这中间几个月的空窗期,所有人只能自己解决午饭。公司周边三公里内全是产业园和物流基地,没有居民区,没有商业街,外卖的选择少得可怜。打开外卖软件,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家,一份像样的套餐动辄三四十,加上配送费,一个月下来光午饭就要花掉上千块。同事们怨声载道,有人开始组团点餐凑起送费,有人从家里带泡面,有人干脆不吃——美其名曰“轻断食”。
我决定自己带饭。每天晚上多做一份,装进保温饭盒,第二天带到公司,中午用微波炉热一下就能吃。健康、省钱、合口味,一举三得。我妈知道我开始带饭后,高兴得不行,说她终于不用每天晚上对着剩菜发愁了。她在电话里说:“你爸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做饭最难的就是掌握分量。做多了吃不完,做少了又觉得不够。你带饭正好,你做一份,我一份,刚刚好。”
第一次注意到苏棠,是十月中旬的一个中午。
那天我端着饭盒在茶水间热饭,微波炉嗡嗡地转着,我靠在料理台上刷手机。她推门进来了,手里端着一碗泡面。我认识她,苏棠,工位在我斜对面,隔着三排格子间。她来公司比我晚几个月,是今年春天才入职的,做的是新媒体运营。我对她的印象仅限于几个模糊的画面:长长的黑头发,总是扎成一条低马尾,偶尔有几缕碎发从耳边垂下来,她会用手指把它们别到耳后;戴一副圆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很大,但总是微微眯着,像一只在阳光下打盹儿的猫;穿衣服喜欢素色,灰色、米白、藏蓝,从来不穿鲜艳的颜色,像一张褪了色的老照片。
“好香啊。”她从我身后走过去,说了这么一句。声音不大,像自言自语,又像在跟我说话。
我回头看了她一眼,她已经走到微波炉前了,帮我把饭盒从微波炉里拿出来,把她自己的泡面放进去。她的动作很自然,好像这个微波炉是她家的,好像帮我拿饭盒是顺手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
“谢谢。”我说。
“你天天自己带饭?”她看着我的饭盒,目光在那几道菜上停了一下。今天带的是青椒肉丝和清炒藕片,肉丝切得粗细均匀,藕片切得薄薄的,泛着淡淡的光泽。
“嗯,晚上多做一份,省事。”
“真好啊。”她说这话的时候,声音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不是羡慕,不是渴望,更像是一种淡淡的、不太在意又不太不在意的感叹。像是一阵风吹过,你感觉到了,但它很快就过去了。我没多想,端着饭盒回了工位。
第二天中午,我又去热饭。她又来了,手里还是端着泡面。这次她没有说“好香啊”,而是直接站在我旁边,看着我打开饭盒。我带的是番茄炒蛋和清炒西兰花,外加一小份米饭。番茄炒蛋是我妈的拿手菜,西红柿要选熟透的,炒的时候要把皮先烫掉,蛋液里加一点水淀粉,炒出来才嫩。
“番茄炒蛋看着不错。”她说。
“还行。”我把饭盒盖上,准备端走。
“那个,”她犹豫了一下,“你能不能分我一点?我尝尝味道。”
我愣了一下。说实话,我有点意外。在公司里,我们虽然隔得不远,但平时交集不多,偶尔在走廊里碰见点个头,连话都没怎么说过。她突然要我分饭给她,这个请求不算过分,但也谈不上正常。可她的表情让我没办法拒绝。不是楚楚可怜,不是撒娇卖萌,就是一种很真诚的、带着一点点不好意思的期待。像一个小朋友站在糖果柜台前,想要一颗糖,但不好意思开口,只是用那种亮晶晶的眼睛看着你,等着你自己领悟。
“行吧。”我把自己还没动的饭盒打开,拨了一半番茄炒蛋到她的泡面盖子上。拨的时候我特意把番茄和蛋的比例调匀了,尽量让她吃到跟我不一样的那部分。
“够了够了。”她赶紧说,端着泡面碗退了一步,像怕我反悔似的。
然后她就在茶水间的角落里坐下来,把泡面沥干,拌着番茄炒蛋吃了。吃得很快,像饿了好久,腮帮子鼓鼓的,看起来又认真又可爱。我注意到她的手指很瘦,骨节分明,手腕细得像一掐就会断。她穿的衣服也比别人薄,十月中旬的天气,别人都穿薄外套了,她还穿着一件单薄的衬衫。
吃完之后,她把碗筷洗了,走过来跟我说了一句“谢谢”,然后走了。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闻到她身上有一股淡淡的洗衣液的味道,不是香水,就是最普通的洗衣液,皂香味的,干干净净。
第三天中午,我没去茶水间热饭。因为上午有个急事,一个客户的合同出了问题,我一直在跟对方沟通,来来回回改了四五版,忙到十二点半才想起来吃饭。我端着饭盒去茶水间的时候,发现她坐在角落里,面前摆着一碗已经泡软了的泡面,面条胀得发白,一看就是泡了很久。她没有吃,就那么坐着,两只手捧着泡面碗,像是在取暖,又像是在等待。
“你来了。”她说,语气很平静,好像在等一个早就约好了的人。
“你一直在等我?”我问。
“我以为你忘带饭了,想问问你要不要吃泡面。”她指了指桌上的泡面桶,“我有两桶。超市搞活动,买五送一,我屯了一箱。”
我看着那碗已经泡烂了的面,又看了看她认真的表情,忽然觉得有点好笑,又有点说不上来的心酸。
“今天我忙,所以晚了。”我说,“你赶紧吃吧,面都坨了。”
“没事。”她笑了笑,“反正泡面本来就不好吃。”
我把饭盒打开,今天是土豆炖牛肉和清炒豆苗。牛肉炖得很烂,土豆也入了味,豆苗脆生生的,看着就有食欲。
“要不要来点?”我问。
“真的可以吗?”她的眼睛亮了一下,那种亮不是夸张的、戏剧化的亮,是很自然的、瞳孔微微放大的那种亮,像猫在黑暗里看到光时的那种反应。
“你都等了我半个小时,不给你吃点好的,我心里过意不去。”
她又笑了。这次笑得比上次大一些,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她笑起来的样子跟平时不太一样,平时她总是眯着眼睛,像一只慵懒的猫;笑起来的时候眼睛睁大了,里面有光,像猫发现了一只蝴蝶。
我又分了她一半。
第四天,我特意多装了一些饭。没多多少,就是米饭多压了半勺,菜多夹了两筷子。我跟妈说“最近饭量大了”,她看了我一眼,没多问,只是嘴角有一个不易察觉的弧度。到了中午,我主动端着饭盒去了茶水间,她果然在那里,面前还是一碗泡面。
“今天我带多了,”我说,“吃不完浪费,你帮我分担点?”
她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感激,有不好意思,还有我看不懂的东西。那种东西很复杂,像一层薄薄的雾气,罩在眼睛上面,让那双原本就有些朦胧的眼睛变得更加朦胧了。
“那我不客气了。”她说。她拿起筷子的动作比平时快了一些,像是在怕自己反悔。
从那天起,我每天都会多带一份饭。不多,就是正常的分量,够一个人吃的。我不说这是专门给她带的,她也不问这是不是专门给她带的。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默契:每天中午十二点十分,茶水间,那个靠窗的位置,一盒饭分两份,一人一半。她不再吃泡面了,我也不再一个人吃饭了。
这种默契持续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日子像流水一样过去,不紧不慢,不急不缓,每一天都跟昨天差不多,但你回头看的时候,发现很多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我开始注意到一些以前没注意过的细节。她不吃香菜,每次看到菜里有香菜会一根一根地挑出来,挑得很仔细,像在做一件精密的实验。我后来做菜就不放香菜了,偶尔忘了放,她会笑着说“今天不用挑香菜了,真好”。那个笑容里有不加掩饰的开心,像小孩子发现今天不用吃苦瓜。她爱吃辣,有一次我带了麻婆豆腐,她吃得额头冒汗,鼻子尖红红的,筷子停不下来,连盘底的酱汁都用米饭刮干净了。她不喜欢胡萝卜,如果菜里有胡萝卜,她会留到最后,闭着眼睛吃下去,像吃药一样。
“你不喜欢吃胡萝卜为什么要吃?”有一次我问她。
“因为不能浪费食物。”她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认真到让人觉得这不是一句客套话,而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习惯。
“那你小时候也这样?”
“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妈说浪费粮食是要遭天谴的。”她笑了笑,“习惯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她提到家里的事。以前我们的对话只限于“今天吃什么”“这个菜怎么做”“你厨艺不错”之类的话题,从来不涉及各自的家庭、过去、生活。我们像两台并排放置的机器,各自运转,偶尔发出一点声响,但永远不会交织在一起。可现在,她的声音透过那层壳传进来了。
又过了一个星期,有一天中午,我因为一个会议拖到了十二点四十才去吃饭。我以为她已经吃过了,或者至少已经自己解决了。可当我推开茶水间的门,看到她坐在角落里,面前没有泡面,只有一杯水。水已经凉了,杯壁上结了一层薄薄的水雾。她看到我进来,松了一口气,像是等了很久的人终于出现了。
“你怎么还没吃?”我问。
“等你。”她说,简单两个字,像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
“你就不怕我今天没带饭?”
“你每天都带了。”她看着我的饭盒,语气笃定得像在陈述一个物理定律。
我打开饭盒,今天是红烧排骨和蒜蓉空心菜。排骨是我昨晚炖了一个多小时的,肉质软烂,骨肉分离,颜色红亮,看着就让人有食欲。
“今天做了排骨,”我把饭盒推到她面前,“你多吃点。”
她没有推辞。她从来不推辞。每次我说“你多吃点”,她就会真的多吃点。这不是贪心,是一种坦率。有些女人在饭桌上总是扭扭捏捏,明明想吃却要说“我不饿”,明明能吃完却要剩一半。苏棠不是,她吃就是吃,不吃就是不吃,从不掩饰,从不做作。
那天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她吃肉的时候,会把骨头吐在纸巾上,然后用另一张纸巾把骨头包起来,放在旁边。吃完之后,她会把所有的垃圾收拾干净,把桌子擦一遍,连水槽里的残渣都会用手捡起来丢进垃圾桶。
“你每次都收拾这么干净,”我说,“保洁阿姨都要失业了。”
“习惯了,”她说,“不想给别人添麻烦。”
“不想给别人添麻烦”这句话,后来的日子里我又听她说了很多次。每一次说,她都是那种淡淡的、不以为意的语气,好像这件事不值得被提起,不值得被感谢。可正是这种“习惯了”的态度,让我觉得她身上有一些我还不了解的东西。
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从秋天到冬天,天气从凉爽变成了寒冷,窗外的银杏叶从绿变黄,从黄变落,树枝光秃秃地伸向天空。我们每天中午都在一起吃饭。有时候我加班晚了,她会等我;有时候她开会拖堂了,我会等她。我们从来没有约过时间,但每天都是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同一种默契。这已经成了一种不需要言说的约定,像日升月落,像潮涨潮退,自然而然地发生着。
公司的同事开始注意到这件事了。有人开玩笑说“你们是在搞地下恋情吧”,有人挤眉弄眼地说“天天一起吃还不承认”。我每次都笑笑,说“别闹了,就是搭伙吃个饭”。苏棠更直接,每次被人开玩笑,她就说一句“你有意见?”然后那个开玩笑的人就不说话了。不是因为她凶,是因为她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太平静了,平静到让人不好意思再继续开玩笑。
有一天下午,我经过苏棠的工位,看到她正趴在桌上。我以为她在午休,没太在意。走过去的时候,我瞥了一眼,发现她不是在午休,是在哭。没有声音,肩膀微微抖着,脸埋在手臂里,头发散了一桌。她的手机屏幕还亮着,上面是一条微信消息,发送者的备注是“妈妈”。内容我没看清,也不想看。别人的隐私,不该窥探。
我在她旁边站了两秒,不知道该不该说话。最后我把桌上的一包纸巾推到她手边,然后走了。
第二天中午,她照常出现在茶水间,眼睛有些肿,但表情是平静的。
“昨天谢谢。”她说。
“没什么。”
“我有时候觉得,”她顿了一下,像在斟酌措辞,“你这个人挺奇怪的。你对谁都挺好的,但你又跟谁都不近。你好像有一堵墙,把人挡在外面,但是你的手又从墙里伸出来,递东西给别人。”
我被她这个比喻说得愣了一下。“那你觉得我是好人还是坏人?”
“不是好人也不是坏人,”她夹了一块鸡丁,嚼了嚼,“你是一个让人想靠近又不敢靠近的人。”
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苏棠不是一个简单的同事。她看人很准,准到让人有些不安。她说的那堵墙,其实我自己也知道。我不是一个容易敞开心扉的人,我习惯了保持距离,习惯了把关系维持在“友好但不亲密”的层面。这种习惯是怎么形成的,我也说不清楚。也许是成长过程中某些不愉快的经历,也许是天性使然,也许只是不想给自己找麻烦。
但跟苏棠一起吃饭的这三十多天,我发现自己那堵墙上出现了一道缝隙。不大,但能看到墙那边的光了。
第三十一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那天是我妈的生日。
晚上我在家做饭,特意多做了一些,想着第二天带给苏棠。我妈在厨房里转来转去,一会儿看看锅里的汤,一会儿看看烤箱里的蛋糕,像一只忙碌的蜜蜂。她的生日很简单,不要礼物,不要大餐,就想一家人安安静静吃顿饭。我带的是红烧肉、醋溜白菜和一个番茄蛋花汤。红烧肉是我妈的拿手菜,我从小吃到大,学会了之后也经常做。这道菜费功夫,五花肉要焯水、炒糖色、慢炖,前后至少一个半小时。但我喜欢做菜的过程,一刀一刀地切,一道一道地工序,像是在完成一件作品。
第二天中午,我照常端着饭盒去茶水间。苏棠已经在里面了,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没有泡面,也没有水。她今天看起来有些不一样,我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头发还是扎着低马尾,衣服还是素色的,脸上还是那副圆框眼镜。但就是不一样,像一幅画被人换了一个画框,同样的内容,给人的感觉却不同了。
“今天带了什么?”她问。
“红烧肉,醋溜白菜,番茄蛋花汤。”我把饭盒打开,一样一样地摆出来。
“这么丰盛?今天什么日子?”
“没什么日子,就是想做就做了。”
她拿起筷子,夹了一块红烧肉,咬了一口,然后整个人顿住了。她的眼睛盯着那块肉,瞳孔微微放大,嘴唇开始发抖。
“怎么了?不好吃?”我问。
“不,”她把肉咽下去,声音有些涩,“太好吃了一下。”
“那你至于哭吗?”我看到她的眼眶红了。
“我没哭。”她低下头,用袖子擦了擦眼睛。
“你明明在哭。”
“是烟熏的。”
“茶水间没有烟。”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眶红红的,鼻头也红红的,看起来又可怜又好笑。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最后她只说了一句:“你这个人真的很讨厌。”
“我怎么讨厌了?”
“你做菜太好吃了,我以后吃不到了怎么办?”
“谁说吃不到了?明天继续带啊。”
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次的笑容跟以前都不一样,不是礼貌的笑,不是感激的笑,不是被逗乐的笑。是一种很复杂的笑,里面有开心,有感动,有释然,还有一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像是一个一直在等什么东西的人,忽然发现那个东西已经在眼前了,不需要再等了。
那天下午,我照常工作,照常跟同事聊天,照常开会、写报告、回邮件。一切都很正常,跟过去的每一天都一样。重要的时刻发生时,它往往披着普通的外衣,你甚至不知道它已经来了。
四点半的时候,前台打电话到我工位上,说有人找我。
“谁啊?”我问。
“一位阿姨,说是来找苏棠的,但她没找到苏棠的工位,我就让她在前厅等着了。苏棠下午出去办业务了,手机可能没电,一直打不通。”
“她找苏棠,怎么不直接给苏棠打电话?”
“苏棠电话打不通,阿姨说她在门口等了一会儿没等到人,就让我们帮着找找。她说是苏棠的妈妈,从老家来的,第一次来公司,不认识路。”
我放下电话,心里有些疑惑。苏棠的妈妈?她从老家来了?苏棠从来没提过她妈要来。而且她为什么不去找别人,偏偏找到我这里来了?我跟苏棠的妈妈素不相识,她不可能知道我是谁。除非苏棠跟她妈提过我,提了很多次,多到她妈记住了我的名字,记住了我的工位位置,记住了我是那个每天给苏棠带饭的同事。
我走到前厅,看到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站在门口。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大衣,围巾围得很紧,只露出一张瘦削的脸。手上拎着一个布袋子,布袋子上印着一家商场的logo,边角磨得起了毛。她的头发花白了大半,脸上的皱纹很深,法令纹、鱼尾纹、抬头纹,每一条都像是刻上去的。但精神很好,站在那里腰板挺得笔直,有一种这个年纪的女人才有的倔强。
她的五官跟苏棠有几分相似,尤其是眼睛,都是那种大大的、微微眯着的形状。但她的眼神跟苏棠不一样,苏棠的眼睛是朦胧的、雾蒙蒙的,像隔了一层纱;她的眼睛是锐利的、清亮的,像一把刚磨过的刀。
“您好,请问您找苏棠?”我走过去问。
“你是?”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目光从我的脸扫到我的鞋,又从我的鞋扫回我的脸,像一台精密的扫描仪。
“我是苏棠的同事,姓陈。苏棠今天下午好像出去办业务了,没在公司。您找她有什么事?我可以帮您转达。”
她没有回答我的话。她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忽然做了一件让我目瞪口呆的事情。
她从布袋子里掏出一个红色的小本子,递到我面前。
户口本。
那个红本子在日光灯下泛着光,封面上烫金的“居民户口簿”五个字在灯光下闪闪发亮。我盯着那个红本子,脑子里一片空白。
“小伙子,”她打断我,声音不大,但很有分量,“我闺女是不是天天吃你带的饭?”
我愣住了。“您怎么知道?”
“她每天晚上回家都说‘今天同事带的菜可好吃了’,说了三十一天,一天没落。”她的语气很平静,像在念一份工作报告,但嘴角有一个压不住的弧度,像是想笑又不好意思笑,“我养了她二十六年,从来没见她对谁这么上心过。她这个人,从小就怕欠人情,别人请她喝瓶水她都要记好久。她天天吃你的饭,说明她不把你当外人。”
我的脑子嗡嗡的。信息量太大了,大到我的处理器一时半会儿处理不过来。她说苏棠每天晚上回家都说我做的菜好吃,说了三十一天,一天没落。她说苏棠从来不欠人情,天天吃我的饭,说明她不把我当外人。她说她养了苏棠二十六年,从来没见她对谁这么上心过。
“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陈——”我顿了一下,“陈屿。”
“陈屿,”她把户口本往前递了递,“你要是对苏棠没意思,你就直说。你要是有意思,你就把户口本拿回去,跟你爸妈商量商量,什么时候上我们家提亲。”
前台的小姑娘在旁边倒吸了一口凉气。我能听到她在憋笑,憋得很辛苦,肩膀一耸一耸的。
我看着那个红本子,封面上印着烫金的“居民户口簿”四个大字,在日光灯下闪着光。我的手停在半空中,不知道该不该接。接了,意味着什么?不接,又意味着什么?
“阿姨,”我说,“我跟苏棠就是普通同事,一起吃个午饭而已——”
“普通同事?”她挑了挑眉,那眉毛挑得很有力度,“你天天给她带饭,她天天夸你做的菜,这叫普通同事?你当我没年轻过?我跟你叔叔当年也是这样,他天天给我带早饭,带了三个月,我就嫁给他了。”
我被噎住了。
她看着我的表情,忽然笑了。那笑容跟苏棠如出一辙,眼睛弯弯的,嘴角往上翘,脸上所有严肃的线条都软化了下来,像一个拿你没办法的长辈。
“行了,不逗你了。”她把户口本收回布袋子,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就是来看看我闺女天天挂在嘴边的那个人长什么样。不错,看着挺顺眼的。我走了,你别跟她说我来过。她这个人脸皮薄,要是知道我来找过你,她能跟我急。”
“阿姨——”
她摆了摆手,没回头,推开门走了。北风呼地灌进来,吹得前厅的绿植东倒西歪。她的背影在大衣里显得很瘦,头发在风里微微飘着,脚步很快,像怕被人追上似的。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大门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苏棠到底跟她妈说了什么?说了多少?每天回家都提我,提了三十一天,她是怎么描述我的?她妈说她从来没对谁这么上心过,那她的“上心”是什么样的?是她每天中午在茶水间等我的那半个小时,是她看到我来晚了松了一口气的表情,是她说的那句“你是一个让人想靠近又不敢靠近的人”?
前台的小姑娘终于没忍住,笑了出来,笑得趴在桌上起不来。“陈哥,”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你要红了。”
我瞪了她一眼,转身回了工位。
下午四点多,苏棠从外面回来了。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脸冻得有些红,头发被风吹得有些乱。她经过我工位的时候,看了我一眼,跟平时一样,点了个头,没有多说什么。
“苏棠,”我叫住她。
“怎么了?”她停下来。
“你妈刚才来了。”
她的脸色变了。不是慌张,不是惊讶,是一种很复杂的、我读不懂的表情。她的嘴唇动了一下,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她跟你说什么了?”她问。
“没什么,就是来看看你,没找到你就走了。”我没有提户口本的事。
“哦。”她低下头,手指在羽绒服拉链上摩挲了一下,“那我回工位了。”
“好。”
她转身走了。走出去几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只是把声音从肩膀上递过来:“陈屿,我妈要是说了什么奇怪的话,你别当真。”
“她没说什么奇怪的。”
“那就好。”她走了。
那天晚上,我回家之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苏棠妈妈说的话像一条虫子,在我脑子里钻来钻去。“我养了她二十六年,从来没见她对谁这么上心过。”“她天天吃你的饭,说明她不把你当外人。”“你要是有意思,你就把户口本拿回去。”
我回想这三十一天,回想那些细节。她说“你这个人真的很讨厌”时的表情,她说“我以后吃不到了怎么办”时的语气,她说“你是一堵让人想靠近又不敢靠近的墙”时的眼神。那些被我忽略的、轻描淡写的东西,现在重新浮出水面,每一件都带着新的重量。
我想起有一次,我生病请了一天假。第二天去上班,苏棠问我“昨天怎么没来”,我说“感冒了”。她没说话,下午的时候,我的桌上多了一盒感冒药和一包润喉糖。没有纸条,没有留言,就是一个药店的白色的袋子,放在我的键盘旁边。我问她是不是她放的,她说“不是”,然后走开了。
我想起还有一次,加班到很晚,公司里只剩我们两个人。她走过来问我“要不要一起点外卖”,我说“不用了,我还有事”。她没说什么,过了二十分钟,她端着一杯热咖啡放在我桌上,说“喝点热的,别太晚”。然后她收拾东西走了。
这些事我当时都没在意,觉得就是同事之间的互相照顾。可现在回想起来,每一件都像一颗珠子,被三十一天的时间线串在一起,成了一串项链。
我拿起手机,打开和苏棠的聊天记录。我们的聊天内容很简单,大部分都是“今天带什么”“到了吗”“好”。偶尔她会发一个表情包,偶尔我会回一个“OK”的手势。没有暧昧,没有暗示,干干净净,像白开水。可白开水才是最解渴的。
我打了一行字:“苏棠,你睡了吗?”删了。又打:“今天你妈来公司的事,你真的不想知道她说了什么?”删了。又打:“苏棠,我觉得我有件事要跟你说。”看了几秒,还是删了。最后我什么都没发,把手机放在床头柜上,关了灯。
黑暗中,我想起苏棠说的一句话:“你是一个让人想靠近又不敢靠近的人。”她说的那个人,是她自己,还是我?
第二天早上,我比平时早了二十分钟到公司。天还没亮透,东边的天空有一抹淡淡的橙红色。茶水间空无一人,阳光从窗户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大片光斑。我把饭盒放进冰箱,走到窗边,看着楼下的街道。早高峰的车流像一条缓慢流动的河,红色尾灯连成一条线,在晨光里显得模糊而温暖。
七点五十,苏棠来了。她今天穿了一件浅蓝色的毛衣,头发没有扎起来,散在肩膀上。她看到我站在窗边,愣了一下,然后走过来。
“你今天好早。”她说。
“睡不着。”我说。
“为什么睡不着?”
“想你妈说的话。”
她低下头,手指在毛衣袖口上捻了捻。晨光落在她的侧脸上,她的皮肤很白,白到几乎透明,能看到太阳穴下面细细的青色血管。
“她说什么了?”她问。
“她说你每天晚上回家都夸我做的菜好吃。”
她没有否认。她抬起头看着窗外的天空,阳光落在她的眼睛里,把她的瞳孔照成了琥珀色。
“她还说什么了?”
“她还说,”我深吸一口气,“你从来没对谁这么上心过。”
苏棠沉默了很久。久到窗外的阳光从一块地砖移到了另一块地砖上,久到茶水间的门被人推开又关上,有人进来拿了一杯水又出去了。
“陈屿,”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了想。“你是一个不麻烦别人的人。你把所有的麻烦都自己扛着,把所有的情绪都压在心里。你吃泡面是因为省钱,你省钱是因为家里条件不好。你不跟我说这些,是不想让人觉得你在卖惨。”
她没有说话,但她的眼眶红了。
“你说你不给别人添麻烦,”我继续说,“可你知不知道,你每天中午等我吃饭,从来不怕麻烦。你等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面都泡烂了也不自己先吃。你不是不麻烦别人,你只是不允许别人麻烦你。可你允许我麻烦你了。”
她的眼泪掉了下来,无声的,一颗一颗的,落在她的毛衣上,落在她的手背上,落在晨光里。
“苏棠,”我说,“我喜欢你。不是因为做饭,不是因为三十一天,是因为你是那种会等别人先吃的人。”
她没有说话,只是站在那里,静静地流泪。然后她走过来,伸出双手,轻轻地抱了我一下。那个拥抱很短,短到只有两秒。但她的体温留在我的胸口,很久都没有散去。
“那你还带饭吗?”她问,声音闷闷的。
“带。”
“今天带什么了?”
“红烧排骨,你最爱吃的那道。”
她笑了。眼泪还挂在脸上,但她笑了。那个笑容比晨光还要明亮,像是一扇窗终于被推开了,阳光涌进来,把所有的潮湿和阴冷都赶走了。
我伸出手,帮她把脸上的眼泪擦掉。她的皮肤很凉,像秋天的露水。
“苏棠,户口本的事——”
“闭嘴。”她说。
我闭嘴了。但我的嘴角翘起来了,怎么也压不下去。
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我们的脚边,亮堂堂的。今天会是一个好天气。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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