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农妇睡的迷迷糊糊有人上床，以为是丈夫回来了，又觉得不对劲

秋分刚过，天黑得就快了。

李秀兰把院子里晾的最后一簸箕萝卜干收进堂屋，抬头看了眼天，云压得低，风里带着土腥味，怕是夜里要落雨。她顺手把晾衣绳上的旧毛巾扯下来，那毛巾硬邦邦的，边角早就磨出了毛边，擦在手上像砂纸。灶膛里的火还没灭干净，锅盖上冒着最后一丝热气，是给儿子小勇留的蒸红薯，女儿婷婷已经睡了，屋里传出均匀的呼吸声。

她蹲在灶前，用火钳把炭灰往一块儿拨了拨，想着明天早上煮稀饭时能再添把柴。身上那件碎花棉布衣裳已经洗得发白，袖口磨破了个洞，露出里子来。她没在意，起身拍了拍裤腿上的灰，把堂屋的门掩上，留了条缝。

这是她嫁进周家第十一个年头了。十一年，四千多个日夜，像门前那条土路，一眼望过去灰扑扑的，弯弯绕绕，怎么走也走不到头。院子还是公公在世时垒的土墙，东南角裂了道口子，一到下雨天就往里渗水，墙根长出一片青苔，滑腻腻的。周天成总说等手头宽裕了把墙推了重砌，可手头从来就没宽裕过。他去南方打工六年，寄回来的钱都花在了化肥、种子、孩子学费和人情往来上，一分一厘都有去处，像水渗进干土里，眨眼就没。

堂屋那盏二十五瓦的灯泡年头久了，光线昏黄，照得墙上的挂历泛着旧。挂历上印着“年年有余”，一个胖娃娃抱着大红鲤鱼，日期还停在三天前——她忙得忘了撕。

她端着那盏煤油灯进了里屋，灯芯挑得不高，火苗豆大，在墙面上晃出一个拉长的影子。柜子上的木纹深一道浅一道，像老人额头的褶子。她脱了外衣搭在椅子上，掀开被子躺进去，被窝里还带着白天日头的余温。

那盏煤油灯她没吹，放在柜子角上，火苗矮下去，只剩豆大一点亮，把墙角照出一圈暖黄。周天成不在家时，她总留一盏灯。他说过她，说费油。她嘴上应着，照旧留。她没说出口的是，这屋里太静了，静得她夜里能听见自己的心跳，能听见墙缝里虫子在爬，能听见院子里那棵老槐树把根往更深处扎。有一点点亮，至少知道这屋里还有个醒着的东西。

窗外起了风，卷得院角那棵老槐树的叶子沙沙响，像有人在拿扫帚扫屋顶。那棵树是公公年轻时栽的，如今两个人都抱不过来，树冠伸出去，把大半个院子都罩住了。夏天在树下吃饭，风吹过树叶子，簌簌的，像下雨。可到了秋天就不一样了，叶子哗啦啦往下掉，一晚上能铺满半个院子，李秀兰每天早起第一件事就是扫。她扫着扫着就出神，想些有的没的。比如，天成说这树挡着西屋的光，该砍掉几根枝。比如，公公在时，秋天会把落叶堆在树根上，说让它们还回去，来年树才有劲。

她迷迷糊糊地想，明天得把那片漏雨的瓦片挪一挪，不然西边灶台该淋湿了。那是夏天里刮大风掀歪的，一直没顾上，每回下雨就拿个盆接着。周天成上次回来，她把盆给他看，他看了看说，等下次回来再弄。下次。下次。下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睡了多久，她觉着身后的床板往下陷了陷，紧接着一股凉气钻进被窝，带着夜里露水的潮意，还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像是长途客车上闷了很久的汗味，又掺着点机油和灰尘混合的气味。那味道像是从很远的地方带回来的，又像是从土里渗出来的。她脑子里还糊着，翻了个身，手肘往后一碰，碰到的衣服料子又硬又凉，不是家里织的粗布，倒像是那种便宜的夹克外套。

“回来了……”她嘟囔了一声，声音含在喉咙里，自己都听不太真。

身后的人没应，只把被子往自己那边拽了拽。

李秀兰往被窝里缩了缩，脑子还陷在那种半睡半醒的混沌里。丈夫周建成出门快四个月了，上次回来还是端午，待了两天就急着赶回去，说是工地上缺人，多干一天多八十块。那两天，他就没好好陪过孩子，不是出去给人看活，就是蹲在房顶上补瓦，去地里看庄稼。夜里睡下，她还没跟他说上几句话，呼噜就起来了。她侧着身，借窗外一点月光看他，看见他鬓角多了几根白头发，后颈晒得黝黑，像块经年的老树皮。她伸手想去摸，快碰到的时候又缩了回来。他不喜欢别人碰他的头，连理发都不让人刮脖子后头，说痒。

他每次回来都是这样，半夜到家，第二天天不亮就起来，给院里的菜地浇遍水，把墙角的农具归置一遍，然后又走了。来去像一阵风，把地里该干的活干了，该留的钱压在电视机下面，人就又没了。

可这被窝里的寒气，慢慢从她后腰往上爬，爬过脊背，爬上后颈。她忽然打了个激灵。

不对。

她睁开眼，盯着对面那堵斑驳的墙。墙皮鼓了包，挂历旁边贴着一张婷婷画的水彩笔小画，上面画着三个小人，一个高个子两个矮个子，天上有个歪歪扭扭的太阳。那画贴得久了，边角翘起来，像朵要掉不掉的花。昨天中午，周建成就打过电话来。她正蹲在村口小卖部门口那台公用电话边上，手里还攥着刚买的盐。周建成的声音听着很累，说他们那边要赶一个什么检查，这半个月都得加班，回不来了。她问他腿还疼不疼，他说老毛病，没事。然后就说电话费贵，挂了。

电话里他的声音清清楚楚，不像是在骗她。

那身后这个人，是谁？

李秀兰只觉得后脑勺“嗡”地一下，像是有人从后面拍了块砖。她的手指在被窝里不自觉地攥紧了被单，指节发白。她的手在黑暗中慢慢伸向床里侧的墙边，那墙是泥坯糊的，粗粝得像锉刀。她用指尖死命按住墙面，企图让那股真实的痛感把自己从噩梦里拽出来。可墙是冷的，手指是抖的，那痛感让她越发清醒——这不是梦。

那人的呼吸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可她觉着，那呼吸声就悬在她后脑勺上方，一下一下，带着湿冷的重量。

她不敢动。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床板上，连脚趾头都不敢蜷一下。她拼命地想——家里的门她关了的，虽然只掩了条缝，可那道门从外面不好拨开，因为门闩上挂着个铜锁，挂在里面。窗户呢？窗户她就没开，天凉了以后就一直插着。每天睡前她都检查，这是她嫁过来后养成的习惯。周天成不在家，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夜里总要多看几眼门窗。有时候婷婷夜里起来撒尿，她都要跟出去，站在堂屋门口看着，像老母鸡护崽。

那他是怎么进来的？

她的目光慢慢下移，移到自己身侧的床沿。床边地上，模模糊糊能看见一双鞋，深色的，鞋头朝着床。借着煤油灯那一点残火，她看见鞋帮上有一个浅色的勾形标志，那图案她认得，镇上赶集时有人摆摊卖的，十五块钱一双，年轻后生穿了在街上晃。不是周建成的。

周建成的鞋总是摆在门口，他那双解放鞋鞋底磨得一边厚一边低，她闭着眼都能认出来。那是他们结婚头一年，她陪他在镇上买的，花了十二块。他穿到现在，补过三回。他脚大，四十四码，鞋总是刷得发白。这双鞋不是他的。不是。李秀兰的眼泪“唰”地就下来了，顺着眼角流到枕头上，洇湿了一片。她不敢哭出声，只能咬着嘴唇，把被角塞进嘴里死死咬着。她尝到被角的咸味，那是她自己的汗，混着眼油和白天晾晒时留下的太阳味。

那一刻，她想起了周建成。他这会儿，估计还在工地的脚手架上，夜里就睡在工棚的硬板床上，身上盖着那条薄被子。他肯定想不到，他媳妇正在家被人……

她忽然动了一下。没有大幅度地转身，只是装作翻身，把胳膊从被子里拿出来，搭在了床沿外的木柜上。她的动作很慢，像怕惊动身后的人。可她自己知道，她的心跳快得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柜子第二格抽屉里，有一把剪刀。

周建成以前教过她，夜里一个人在家，床头得放件防身的。她笑他太小心，哪会有人来？村里这些年连个偷鸡的都没见过。可周建成还是把那把旧剪刀塞进了抽屉里，说以防万一。她一直没当回事，那抽屉里还堆着些针线顶针、半截蜡烛、几颗扣子。

她的手指慢慢摸到抽屉的拉环。铜的，冰凉，上面刻着回字纹。她把手指穿过拉环，一寸一寸地往外拉。抽屉滑轨涩了，发出极轻的“嗤”声，像蛇滑过干草。她立刻停住，指尖按在拉环上，不敢再动。身后那人似乎没觉察，呼吸依旧轻得像从门缝里漏进来的风。

她的心在胸腔里撞得太凶，她几乎以为自己要晕过去。可她没有。她的指尖又加了一点力，把抽屉再拉开半寸。她的另一只手慢慢伸进去，指尖碰到针线盒的边角，碰到半截蜡烛的蜡油，碰到几颗散落的扣子——圆的，方的，塑料的，金属的。她把手指张到最大，在那些杂物里一寸一寸地摸。

没有。

她把抽屉又往外拉了一点，木轨发出轻微的摩擦声。手往更深处探，终于，她摸到了那把剪刀。铁的，凉得刺骨，合着刃，刀尖朝里。她把它抓在手里，慢慢从抽屉里抽出来，动作轻得几乎听不见。

身后的人突然动了一下，床板“咯吱”响了一声。李秀兰的心跳漏了一拍。她深深地吸了口气，然后使出浑身力气，“啊——”地一声喊了出来，同时整个人翻身坐起，抓起柜上的搪瓷缸子，朝着声音的方向砸了过去。

那缸子是周建成在县城给她买的，白底红花，她天天用它喝水，底儿都磕掉了一块瓷。缸子砸在墙上，“咣当”一声脆响，落在地上骨碌碌滚出老远。那声音在深夜里炸开，像把天撕了一道口子。

与此同时，她终于看清了那个人。一个男的，三十来岁，瘦，头发乱糟糟的，穿着件蓝黑色的旧夹克。他显然被她这一声尖叫吓到了，从床上一骨碌翻到地上，手脚并用地往后爬了两步，后脑勺撞在墙上，闷响一声。

“别喊！别喊！”他压低声音，嗓子干哑，眼睛瞪得老大，那眼神像受惊的野狗。他的脸在昏暗中模糊不清，只看见两排牙齿白森森的，像兽。

李秀兰已经摸到了剪刀。她一把抓在手里，刀尖朝前，整个人缩在床角，用被子把自己裹紧，浑身筛糠一样地抖。那剪刀在她手里像个烫手的铁，可她抓得死紧，指节都泛了白。

“你是谁！你滚出去！我男人就要回来了！他就在隔壁！”她扯着嗓子喊，声音劈叉得厉害。她故意把“在隔壁”三个字咬得特别重。其实周建成在几百公里外，她比谁都清楚。可她得喊，喊出来，像把恐惧从身体里赶出来一部分。

那男的爬起来，不知道是腿软还是被剪刀吓住了，站在那儿僵了片刻。外面的风刮得更大了，吹得窗户纸呜呜地响，像什么东西在哭。风从窗缝里钻进来，把煤油灯的火苗吹得摇晃起来，那人的影子在墙上忽大忽小，像鬼魅。

然后，他忽然朝门口窜了出去。他撞开里屋的门，又撞开堂屋那扇虚掩的门，木门“咣当”一声拍在墙上，又“啪”地弹回来。院子里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最后消失在风里。

李秀兰攥着剪刀，就这么坐在床上，一动不动。她的身体还在抖，像风中的树叶。被子从肩头滑下来，她也没去拉。直到旁边屋里传来婷婷被吵醒的哭声。那哭声细细的，像小猫，在夜里格外清晰。她才终于回过神来，抖着手从床上爬下来，光着脚跑过去推开隔壁的门。地上冰凉，她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刃上。婷婷坐在床上揉眼睛，小勇也醒了，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叫了声“妈”。

她一把将两个孩子拢在怀里，搂得死紧，后槽牙咬得咯咯响。婷婷被勒得不舒服，挣扎着问她：“妈，你怎么了？你身上好冷。”孩子的声音带着哭腔，软软的，热气扑在她脖子上。

她这才发现，自己浑身都是汗，衣服凉透了，贴在身上像结了一层冰。

那一夜，她再没合眼。她把两个孩子都抱到自己屋里，让婷婷睡在里面，小勇睡在中间，她自己侧着身，脸朝外，剪刀搁在枕头旁边，手搭在把手上。窗外每响一声，她的心就揪一下。风刮了半夜，她也揪了半夜。

天刚擦亮，她就去了村委会。

村支书刘德福正蹲在门口刷牙，一嘴白沫，见她来了只抬了抬眼皮，漱了口水吐在墙根，才问：“大早上的，咋了？”他穿着件洗得发黄的背心，外面罩了件灰蓝外套，拉链只拉了一半，露出里面青灰色的秋衣领子。嘴里叼着牙刷，一说话，沫子往外溅。

李秀兰把夜里的事说了一遍。说的时候，她的腿还在打颤，手指不停绞着衣角。她说到有人摸上了她的床，说到那件蓝黑夹克，说到她把缸子砸出去。她的声音断断续续，像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有些字说得不清楚。可她没停，一口气说完了。

刘德福听着，脸色慢慢沉下来。他回屋拿了支烟点上，抽了两口，说：“你确定不是做梦？”他的眼睛半眯着，像是在看她，又像在看远外。烟从他鼻孔里冒出来，像两条灰蛇。

“我骗你干啥！”李秀兰急得眼眶发红，“缸子还在地上，我去的时候还是滚在墙根的，门也是敞着的。”

刘德福“啧”了一声，把烟头扔地上踩灭了，背着手在院子里来回走了两步。他走路有点外八字，背微驼，像总在田里走的人。走了两步，他停下来，看着李秀兰：“这事不好办。你说你男人又没在家，家里也没丢东西，说出去……人家背后指不定说啥。”

李秀兰怔了一下，抬头看着刘德福的脸。那张脸被日头晒得黢黑，皱纹里夹着烟灰，眼睛半眯着，像没睡醒。她听懂了刘德福的意思。没丢东西，人也没伤着，没凭没据，村里人只会说，她李秀兰半夜屋里进了男人。不是贼，不是强盗，是“进了男人”。这两个字，能把人压死。

“那……那怎么办？就这么算了？”她的声音低了下去，像在问自己。她想起出门前，她把剪刀藏进了衣柜下面，怕孩子们看见。她想起昨天半夜，她坐在孩子们身边，数着他们的呼吸，一个，两个，一个，两个，直到天边泛白。

刘德福叹了口气，从兜里摸出根烟又点上：“我让各队队长跟人说说，晚上把门锁好。你自己也注意点，不行让你大姑来陪陪你。等天成回来，好好把院墙加高几尺。”

他又补了一句：“这节骨眼上，别声张。”

李秀兰站在那儿，像被人从头顶浇了一瓢凉水。她张了张嘴，发现嘴唇干得粘在一起，说不出话。她点了点头，转身走了。走出去几步，她听见刘德福在后面又喊了一声：“秀兰。”她回过头。刘德福站在门口，嘴唇动了动，像要说什么，最终只是挥了挥手：“回吧。”

李秀兰从村委会出来，一路上低着头，路过村口小卖部时，几个女人正坐在门口剥花生。小卖部是村道边的一间平房，门口支了个凉棚，摆着两条长凳。那些女人有蹲着的，有坐着的，花生壳扔了一地，脚边堆着。她们嘴里聊着天，眼睛却像钩子，把她从上到下打量了个遍。

“秀兰，这么早干啥去了？”一个女人问她，嘴里还嚼着花生。她认识这人，是村东头刘二旺的媳妇，叫马秋萍，三十来岁，在村里出了名的能说会道，谁家的事她都能插一嘴。

“没干啥，去德福哥家问点事。”李秀兰勉强挤出点笑。

“啥事啊？还跑村委会去。”马秋萍吐出花生皮，眼睛在她脸上转了一圈。那眼神像在数她的眉毛。

“没啥，就是问问那个粮食直补款啥时候发。”她说。

“直补款？那不都是信用社直接打本子上嘛，还用问？”马秋萍的嘴快，像连珠炮。

李秀兰没再搭话，加快脚步走了。身后传来几声意味不明的笑声，被风送出去老远。她没回头。她不用回头也知道，那些人的脸是什么表情。

回到家，她先去了趟大姑家。大姑住村东头，六十来岁，年轻时守寡，一直一个人过。她家是三间老瓦房，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树下拴着只奶羊。大姑见李秀兰来了，正在门口晾衣服，手上湿淋淋的。李秀兰把事情一说，大姑二话没说，擦擦手就收拾了两件衣裳跟着来了。

“我说啥来着？当初让天成盖新房就盖到路边上去，他非图院大，非住那老宅基地。”大姑把包袱往炕上一放，嘴里念叨，“那地方，早些年就都说背，你公公偏不信。那会儿多少人劝他，说西头太偏，离大道远，有个啥事喊破天都没人听见。他就是不听，说那地方地气好，种啥长啥。”

李秀兰没接话。她只是把剪刀从枕头下面抽出来，重新放回柜子抽屉里。想了想，又拿出来，压在了枕头底下。大姑回头看见了，嘴唇动了动，没说话，只是把窗户的插销又检查了一遍。大姑的手在窗框上摸了一遍又一遍，像要把那木头捏出油来。

白天，她照常下地干活。地里的白菜该间苗了，她弯腰在地里忙了一上午，日头晒得后脊梁发烫。那片地离村子有三里地，在一条土路尽头，旁边是一道干涸的沟渠。往年渠里有水，今年天旱，渠底裂得跟龟壳似的。她不停弯腰、起身、弯腰，机械地重复着。手指插进泥土里，凉丝丝的。

旁边的地邻赵二婶凑过来，蹲在田埂上跟她唠嗑。赵二婶五十出头，干活时总包着块蓝头巾，只露出两只眼睛。

“听说你家天成这几个月都没回来了？过年能回来不？”

“估计能回来。”李秀兰没抬头，手里继续薅草。

“也是，那么远的路，来回一趟够受的。你一个人带俩孩子，地还种得挺好。”赵二婶啧啧两声，“我那天看见你，还扛着半袋子化肥从大路上走，腰都压弯了。我们当家的还说，天成娶了你，是烧了高香了。”

李秀兰“嗯”了一声，没接话。她直起腰，用手背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眯着眼看远处。村西头那几棵白杨树，叶子黄了，风一吹，哗啦啦地往下掉。她忽然觉得，这日子好像一眼能看到头，又好像永远看不到头。

那天中午她没回家，在地里就着凉水吃了半个馒头。馒头是大姑早上蒸的，发黄，有点酸，她掰成小块，在嘴里嚼很久才咽得下去。吃完，她坐在田埂上发了会儿呆，看着蚂蚁在土里爬。一只蚂蚁拖着一粒草籽，走两步，掉下来，又咬起来，又掉下来。她看入了神，直到日头偏西。

傍晚，大姑在灶上做饭，小勇放学回来，书包往门槛上一扔，满院子追鸡。婷婷蹲在地上，用树枝在土里画小人。李秀兰坐在堂屋门槛上，手里纳着一双鞋垫。针脚密密的，一针下去，一针上来，她数着数，像在数日子。鞋垫上的图案是两朵牡丹花，周天成属狗的，她说属狗的人鞋底要厚，耐跑。她给他纳的鞋垫，他垫坏一双，她就再做一双。

可到了夜里，她还是睡不着。

大姑说要跟她睡一张床，她不肯，让大姑去和婷婷挤，说自己一个人惯了。大姑看她脸色不好，没再坚持，只把那把剪刀从枕头下摸出来看了一眼，又给塞了回去。大姑出去时，在门口站了站，回头说：“秀兰，有事就喊我。”她说好。

灯一灭，屋子全黑下来。她睁着眼，看着窗外。风比昨晚上还大，刮得窗户纸一会儿鼓起来，一会儿陷下去。院门上的铁环被吹得“哐当哐当”响，像有人在外面推门。那声音一响一响的，跟她的心跳一个频率。

她开始想，那人到底是谁。

她见过的人不多，可只要见过一面，基本能记住个七八分。可昨天晚上，她太慌，只来得及看清一个轮廓。可她记得那件夹克，蓝黑色，旧得发亮，领口翻着，拉链头好像坏了，用根红绳系着。

拉链头……用红绳系着。

她忽然坐了起来。

前几天，她去镇上赶集，在公交站牌那儿等车。那天特别冷，风刮得人脸生疼。站牌底下蹲着个男人，三十来岁，穿件蓝黑色夹克，拉链头就是系着根红绳。他蹲在那儿，也不看人，地上放着个蛇皮袋子，鼓鼓囊囊的。她当时没在意，只是在想，这天怎么冷得这么早。后来上了车，她坐在靠窗的位置，那人也在后面上来了，就坐在最后一排。她余光扫到过一眼，那人在看她。等她转头去看时，那人又把头扭向了窗外。

她当时还笑自己多心。一个等车的，兴许就是同路。可原来，早就被盯上了。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她后脊梁又渗出一层冷汗。她拼命回忆那天的细节：她穿什么衣服，买了什么东西，跟谁说了话，走了哪条路。她甚至想起，她在集市上买了一把韭菜，蹲在地上挑，旁边有个人一直站着，她抬头看，就是那件蓝黑夹克。那人见她抬头，就问，这韭菜多少钱一斤。她说了价，那人就蹲下来也挑，挨得很近，胳膊肘都快碰到她的胳膊肘。她往旁边挪了挪。后来她去买红糖，又看见那人在对面摊子前站着，手里拿着个塑料梳子翻来覆去地看。她当时还觉得巧。

不是巧。

大姑的呼噜声从隔壁隐隐约约传过来。她不敢再躺在床上了，索性披了件衣裳起来，摸着黑走到堂屋里，搬了把椅子顶在门后。然后她抱着膝盖坐在椅子上，面朝着门。她的影子被月光从窗缝里拉进来，投在地上，像个蜷缩的孤魂。

夜那么长。

第三天，刘德福果然在村部开了个会。来了些男人，在村部院里抽烟，说说笑笑。李秀兰没去，是听大姑回来说的。大姑说，刘德福没提她的事，只说要防贼，说好几家的狗丢了，让大家晚上把院门锁好，听见动静就出来看看。那几个男人都没当回事，说丢条狗有啥大不了的，村里都快没狗了，都被人套去卖了。刘德福说，不管咋说，小心点好。男人们笑笑，散了。

“你说这人也是怪，狗丢了跟人进你屋有个啥关系。”大姑把洗好的白菜往案板上一放，手上沾着水。白菜叶子在水里泡着，白生生的，像玉。

李秀兰没说话。她知道，刘德福没把实情说出去。他把这事往偷狗贼身上扯，算是全了她的面子。可她心里还是堵着一团东西，上不去下不来。她说不清那是什么。像是自己被人欺负了，却还要帮欺负自己的人瞒着。

那天下午，她背着背篓去后山打猪草。山路窄，两边的茅草长得比人还高，风一吹就东倒西歪。她走到半山腰，忽然觉得身后有人。她停住脚步，身后就没了声。她继续走，那声音又响起来，沙沙的，像踩在草叶上。她的后颈僵了，汗毛一根根竖起来。她不敢回头。

她把手里的镰刀换到前面，握紧了刀把，假装弯腰割草，其实已经从臂弯下往身后看。茅草晃动着，没有人。只有风，把草尖吹得一起一伏。

她加快脚步，几乎是跑着下了山。回到家，她把镰刀往院子里一扔，蹲在井台边，大口喘气。大姑正在晒被子，见她脸色煞白，忙问怎么了。“没事，走急了。”她低头洗了把脸，冷水扑在脸上，脑门子凉得发紧。她的倒影在脸盆里晃，散了又聚，聚了又散。

那天夜里，李秀兰做了一个梦。梦里，她还在娘家，还没嫁给周天成。那年她十九，在镇上的纺织厂干活，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有一回，她上夜班回宿舍，路灯坏了，她摸黑走。身后也有脚步声。她跑起来，那脚步声也快起来。她吓得蹲在地上哭，后来是食堂的刘师傅路过，把她送了回去。梦里，刘师傅的脸看不清楚，只记得他手里那个手电筒，光柱白花花的，照得前面的路很亮很亮。然后她醒了。

屋里还黑着，可窗户外头隐隐泛了点灰。天快亮了。她坐起来，愣了很久。原来，这种害怕，从来就没有真正离开过。十九岁那年的事，她以为忘了，可它一直藏在她身体里，像根生锈的针，这些年被日子一层层盖住，如今又被人撬开了。

周天成又打来电话，是第五天中午。电话还是打到小卖部。小卖部老板娘扯着嗓子在村口喊：“秀兰，你家天成来电话了！”那声音尖利，像铁片刮过。她正在家做饭，听见喊声，火都来不及关，小跑着过去。到的时候已经喘得上气不接下气，抓起话筒时手都在抖。

“喂，天成？”“咋了？你跑这么快干啥？电话又跑不了。”周天成的声音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带着工地上特有的那种嘈杂背景音，叮叮咣咣的。她能想象他站在工棚外面，一只手叉着腰，另一只手拿电话，阳光照在他脸上，眯着眼。

“没，没啥。”她努力让气匀下来，“你吃过没？”

“吃过了。给你说个事，老板说这活儿干完，能提前回来几天，估计月底就能回。你……你跟孩子缺钱不？我让人带回去一千。”

“不缺，家里有钱。”她顿了顿，“你腿还疼不？”

“没事，贴了膏药。”周天成那边好像有人喊他，他应了一声，又对着话筒说，“我得去上工了，先不说了啊，你注意身体。”

“天成——”

“嗯？”

她张了张嘴，有太多的话挤在喉咙口。她想说，有个人夜里摸进了咱家，摸到了她的床上。她想说，她这几天整夜整夜睡不着，一闭眼就觉得有人在看她。她想说，你回来吧，工地上少你一个不会塌。可最后，她只是说：“你早点回来。”

“知道了，挂了啊。”

电话断了。

她拿着话筒，在手里攥了好一会儿，直到里面传来忙音。那忙音嗡嗡的，像一群蜜蜂在耳朵里飞。小卖部老板娘靠在门框上，磕着瓜子，眼睛往她脸上瞟。老板娘叫冯桂香，五十来岁，长得白白胖胖，耳垂上戴着一对金耳环，那是她男人在镇上开货车挣来的。

“秀兰，你脸色可不好啊，是不是病了？”冯桂香把瓜子皮“呸”地吐在地上。

“没事，有点累。”李秀兰放下电话，慢慢往回走。

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她看见几个男人蹲在树底下打牌。那棵槐树年头比周天成家院里那棵还长，树身空了，能钻进去个人。男人们就蹲在树跟前，嘴里叼着烟，扑克牌摔得“啪啪”响。其中一个人抬头看了她一眼，眼神有点怪。那眼光黏糊糊的，像在她身上爬。她不认识那人，但总觉着面熟。她多看了两眼，那人又低下头去摸牌，嘴里骂骂咧咧。

她忽然想起，这人也在镇上赶集那天见过。在供销社门口，他蹲在台阶上，抽着烟，眼睛往街上瞄。当时她没注意。现在想起来，那人穿的就是一件灰绿色旧迷彩，跟眼前这人一模一样。

她加快了脚步，像后面有狼在追。

回家后，她把电话里的事跟大姑说了。大姑正在缝补婷婷的书包，针在头发上蹭了蹭：“他回来就好了。有男人在家，那些不三不四的人就不敢来。”大姑说这话时，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李秀兰知道，大姑的丈夫，也就是她公公的弟弟，走了快二十年了。大姑一个人守了二十年，村里人都说她脾气古怪。其实她只是不信人了。

李秀兰没接话。她在想，周天成回来，这事就会过去吗？她想起电话里周天成的声音，那么远，远得像另一个人。他问她缺不缺钱，她说缺。他问孩子好不好，她说好。他问地里的庄稼，她说还行。她没说的是，她最缺的不是钱。

晚上，她给孩子们洗完脚，打发他们上床。大姑坐在灯下剥花生，剥了一把，把花生仁都推到她面前。花生是今年新收的，白生生的，在灯下像一堆小月牙。

“秀兰，我跟你说个事。”大姑的嗓子有点沙。

李秀兰抬头看她。

“我寻思着，你要不搬回老院子跟我住。我那边虽然破点，可好歹在村中间，左邻右舍都有人。你这地方，太背了。”大姑看着她的眼睛，目光里有心疼，有担忧，还有种过来人的疲惫，“我知道天成不愿意挪，可你得为你自己想想。你一个女人，带俩孩子，这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真出点事，喊都没人听见。”

李秀兰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那是我公公留下来的屋。天成不点头，我不能走。”

“你这孩子，就是太轴。”大姑叹了口气，手里的花生壳“啪”地捏碎了，扔在桌上。花生壳在桌上弹了一下，掉到地上。李秀兰弯腰去捡，大姑说：“放着吧，明天扫。”李秀兰还是捡了起来，捏在手里，那壳子硬硬的，纹路粗糙，像她这十年的日子。

夜深了。大姑去陪婷婷睡。李秀兰又是一个人躺在那张大床上。她侧躺着，脸朝外。那人的呼吸好像还留在枕头边上，带着潮湿的寒意。她用被子蒙住头，又觉得喘不过气来，拉下来，又觉得脖子凉飕飕的。折腾了半天，她终于有了点睡意，眼睛刚合上——院门“吱呀”响了一声。

很轻的一声，像被风推的。可李秀兰知道，院门她锁了的，还加了根木头顶着。那根木头是周天成从地里捡回来的，胳膊粗细，一头削尖了，正好卡在门鼻上。

她的心又吊了起来。她悄悄爬起来，光着脚走到窗户边，用手指把窗帘掀开一条缝往外看。月亮被云遮住了，院子里黑乎乎的，只能看见老槐树的影子，像一只摊开的巨大的手。那影子随着风晃，张牙舞爪。那扇木门，还是竖着。可她分明看见，门闩在动。一点一点，从外面被什么细长的东西拨弄着，往旁边滑。

她屏住呼吸，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地上。她听见自己的血在耳朵里流，轰隆隆的，像河。

门闩“咔嗒”一声，落了下来。

门开了。

一个黑影从门缝里溜进来，身形瘦削，步子很轻。然后转身把门又掩上了。那身影她认得，跟那晚一样。李秀兰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她看见那黑影绕过了院里的柴垛，朝着屋这边走来。走得极慢，每一步都像在试探。他经过那棵老槐树，影子跟树的影子融在一起，像一个东西从地里长出来。

她的目光在屋里急速搜索，最后落在那把剪刀上，还压在枕头底下。她转身扑到床边，一把抓起剪刀，然后窝在门后，把刀尖对准门口。她的背紧贴着墙，墙土凉得刺骨。

脚步声已经到了堂屋门口。停了片刻。她听见外面的风声，听见自己的心跳，听见远处不知谁家的狗在叫。接着，那扇白天被她用椅子顶住的门，被推了一下。椅脚在地上“吱”地一滑，没倒。门外的人显然也僵了一下。然后，推门的力气大了起来，一点一点，硬是把门推开了一条缝。那门缝里透进来一线月光，亮得像刀。

李秀兰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像有人在她胸膛里砸鼓。就在那扇门被推开到能容一人侧身而入的宽度时，她听到一个声音，很小，很哑，带着哭腔：“别……别怕，我不是来害你的。我……我是来找东西的。”

是个男人的声音，就是那天晚上那个声音。她的身体比脑子快，冲着门缝外就喊：“你到底是谁！你再不走我就喊人了！我把全村人都喊起来！”她的声音劈开了，尾音在堂屋里回荡。

门外的人沉默了。李秀兰听见他喘气，粗重，急促，像跑了几十里地。就在李秀兰准备再次扯开嗓子喊的时候，那人忽然跪了下来。“咚”地一声，膝盖磕在门槛上。那声音闷响，像一袋粮食砸在地上。

“嫂子，我求你了……我拿点东西就走。我爹死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李秀兰愣住了。天边打了个闪，把窗户纸照得惨白。她借着那点光，终于看清了门外那人的脸。瘦得脱了相，眼窝深陷，鼻子高挺，下巴上有一道疤。那疤从左嘴角延伸到下颚，像条蜈蚣。他的眼里有泪，亮晶晶的，在闪电里像两颗碎玻璃。

她不认识他。“你爹是谁？”她问，声音还是抖的。

“我爹……叫陈老栓，就是山坳里那个羊倌。去年冬天，我爹给你们家送过羊皮。”

李秀兰在记忆里搜索着。羊皮……去年冬天，确实有个老头来家里，送了一张羊皮，说是陈老栓家的，让给周天成做个护膝。她记得那老头背很驼，手像树皮一样，放下羊皮就走了，连水都没喝一口。她当时要留他吃饭，他说不了，羊还在山上。那羊皮她后来给周天成做了个护膝，冬天绑在膝盖上。周天成说暖和。护膝还在，就压在柜子底下。

“你是他儿子？”

“嗯，我叫陈二顺。”那人跪在地上，头垂得低低的，“我常年在外面打工，今年中秋回来……我爹已经走了。他走之前，说在你们家……放了个东西。”

李秀兰的脑袋“嗡”地响了一下。“啥东西？”

“我不知道。我爹就说是……一个布包，放在你们家西墙根那个砖缝里。让我等他走了以后来取。”陈二顺的声音越来越低，“我……我那天晚上来，找了半天没找着，又冷又累，看你们家门虚掩着，就……就进去了。我发誓，我真没想干啥……”他的声音里带着浓重的鼻音，像在哭。

李秀兰靠在门后的墙上，手里的剪刀慢慢垂了下来。她想起西墙根确实有一处砖缝，用水泥糊过，颜色比别处深一块，像块补丁。她刚嫁过来时，周天成还问她那里是干啥的，她公公说是补墙，她也就没在意。可那地方在灶屋外头，平时堆着柴火，不弯腰根本看不到。

“你为啥不白天来？为啥要我男人不在的时候来？”她还是不甘心。

“我……我怕你不信。我爹说，这屋里的人跟他有交情，可我不认得你们。”陈二顺抬起袖子抹了把脸，“我爹不让我告诉别人，说那布包里有……有他这辈子最要紧的东西。他让我拿了就走，别声张。”风吹过来，带着湿冷的雨气。又要下雨了。李秀兰站在门后，看着眼前这个跪在门槛外的男人。他那么瘦，肩膀耷拉着，影子缩成一团，像随时会被风吹散。她忽然觉得，这人不像是在骗她。可那天晚上，他却是真真切切地躺到了她的床上。恐惧还在，在血管里一突一突地跳。

“你等着。”她说完，转身去了灶屋，摸黑点着了蜡烛。烛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硕大而摇晃。她的手在抖，火柴划了三根才划着。蜡烛是半截的，蜡油积在灯盘上，像一堆冻住的泪。

她举着蜡烛走到西墙根，蹲下来。墙根的土是湿的，几只潮虫被光惊了，急急地爬。那里的砖缝很多，有的深有的浅，她用指甲抠了抠其中一道，抠出些松动的土。她拿火筷子拨了拨，果然碰到一个软绵绵的东西。她使劲把那东西往外一拽，拽出一个拳头大小的蓝布包。布已经糟了，一扯就破，里面又裹着一层油纸。油纸是那种包点心的纸，油腻腻的，折得整整齐齐。她抖着手把油纸打开——

里面是一张折得方方正正的纸，纸页泛黄，边缘发毛。她把纸打开，上面写着一行行字，墨迹模糊，像是用钢笔写的。她只看了几行，手指就僵住了。是一张欠条。上面写着：今借到陈老栓羊羔八只，折合人民币玖佰元整，于次年秋收后归还。落款是：周天成。还有日期，是六年前的十月。她又往下看，在纸的最下面，还写着一行小字，字迹不同，像是后来添的：若周天成不在家，凭此条可向李秀兰索取。保人：周广林。

周广林，是她的公公。已经走了四年了。李秀兰蹲在地上，烛光在手里乱晃。陈二顺还跪在门口，眼巴巴地望着她。她忽然觉得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净了。原来，这个半夜摸到她床上的男人，是来讨债的。她公公临死前，把这事托付给了陈老栓。陈老栓到死，也没见她家还那九百块钱。可陈老栓来找过她公公，她公公把欠条藏在了墙缝里，给陈老栓说，要是哪天他不在了，这欠条就让他儿子来取。这九百块钱，陈二顺是来拿钱的。那晚他摸了半天没摸着，又冷又累，鬼使神差地溜进了屋里。

李秀兰把那张欠条拿在手里，站起身来。她的腿蹲麻了，站起来时晃了一下，扶住了墙。墙土簌簌地掉下来，像细小的雨。

“你起来。”她对陈二顺说。陈二顺犹豫着站了起来，还是弓着腰，不敢看她。他的影子从门槛外拉进来，斜斜地铺在地上。

“你爹……我见过。”李秀兰说，“他是个好人。那年送羊皮来，下着雪，他走的时候，鞋底磨得都没了纹路。”她的声音平静了些，可还在微微发颤，“他那天穿一件黑棉袄，袖口绽了棉花，我让他进屋暖和，他说不了。他就在这院里站着，雪落在肩膀上，白了一片。”

陈二顺鼻子抽了抽，没说话。“你等我跟孩子大姑说一声。”李秀兰把欠条折好，放进兜里，“这钱，我认。”

陈二顺抬起头，眼睛里像有什么东西亮了一下。“嫂子……”

“别叫嫂子了。我叫李秀兰。”她说着，走到院子里，抬头看了看天。天边又打了个闪，风裹着雨星子往她身上打，“我当着你爹的面，这账，不会赖。可你也得应我一件事。”

“你说。”“以后再来，先喊我一声。要是我在家，你就在院门外头等着。别爬墙，别撬门，更别……趁我睡着溜进来。”她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她自己都觉得陌生，“我男人不在家，我一个女人带俩孩子，你那样，会吓死人的。”

陈二顺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两条手臂在身侧捏得紧紧的。他的手指绞在一起，像两把枯柴。

“我记住了。”他说，声音很闷。

“还有，那天晚上的事……”李秀兰没看他，只盯着地上，“我就当你没来过。你也不许跟任何人提。”

“我不提。”雨落下来了，打在院里的瓦片上，噼里啪啦的。李秀兰站在那里，淋着雨，眼睛看着远处。远处是黑黢黢的山，山脚下是零零散散的灯火。她的裤腿很快湿了，贴在腿上，冷得她打了个颤。可她心里那股一直拧着劲儿的东西，突然松了。就像那根绷了六年的弦，终于断了。

第二天，李秀兰去了趟信用社，取了一千块钱。其中九百给陈二顺，一百算利息。陈二顺只要了九百，把那一百推了回来。“我爹就说是九百，多一分不要。”他说完，转身走了。走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李秀兰家的院门，目光复杂。那目光里有感激，有羞愧，还有种说不清的东西。

李秀兰站在院门口，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土路尽头。那条土路弯弯曲曲，两边长满了荒草，远外是山，灰蒙蒙的，像一幅褪色的画。她忽然想起陈老栓去年来送羊皮的那天，也是走这条路回去的。老人走得很慢，背驼得厉害，像背着什么看不见的重物。如今他儿子也走这条路，脚步也不轻快。

大姑从屋里出来，站在她身后：“你把钱给他了？”“给了。”“冤不冤啊！”大姑叹了口气，“你公公那人也真是，临了临了，还给你留个债主。你说他一辈子，账也不清不楚的。当年要不是他……算了，不说了。”

“大姑，别这么说。借了就得还。陈老栓到死也没等来这钱，是我们对不住人家。”李秀兰慢慢把院门关上，插好门闩。门闩是木头的，上面被摸得油亮。她的手按在上面，顿了一下。

她回到屋里，坐在床沿上。那九百块钱，是她这几个月卖菜攒的，准备给周天成买辆二手摩托，省得他回来过年，去镇上还得借别人的车。如今，没了。可她没觉着多难受。相反，心里像有一块石头被挪走了，敞亮了不少。她打开柜子，把那张欠条拿了出来。上面的字，是她公公写的。她公公的字她认得，歪歪斜斜的，像他那人，倔得不行。她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然后划了根火柴，把它烧了。纸灰落在地上，被从门缝里钻进来的风吹散，像灰色的蝴蝶。

下午，她照例去地里干活。雨后的地松软，白菜绿油油的，挂着水珠。她弯腰间苗，手指陷进泥里。泥是凉的，软绵绵的，有一种雨后特有的腥味。她喜欢这味道，让她觉得自己还活着，还在种地，还有盼头。她拔起一棵过密的苗，根须上带出一串泥。她把苗扔进背篓，那里面已经装了小半篓，可以回去喂猪。

赵二婶又来了，这回手里拿着个保温杯，站在田埂上，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保温杯是银灰色的，表面刮花了好几道。她喝了一口水，把杯子拧上，眼睛看着李秀兰，像有什么话在肚子里翻腾。

“秀兰，我问你个事，你可别生气。”赵二婶的声音压低了，像怕别的地里有人听见。

李秀兰直起腰来，看着她：“你说。”她的两只手上都是泥，在衣服下摆上蹭了蹭。

“你家天成，昨晚打电话，是不是说月底回来？”赵二婶往前凑了一步。

“是啊，咋了？”

赵二婶左右看了看，像怕谁听见似的：“今天早上，我去镇上交电费，碰见一个女的，也是咱村的，在北边那条沟里浇地。她跟我说……她在县城见着天成跟一个女的，从招待所里出来。”

李秀兰的手上的泥已经干了，裂开细小的纹路。那纹路像干涸的河床，一道道。她没说话。赵二婶又补了一句：“你可别急，兴许是看错了。我这嘴，就是藏不住话。你知道了，自己心里有数就行。”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奇怪的兴奋，又掺着同情，像看戏的人又怕戏里的人真的伤了。

李秀兰弯下腰去，继续拔草。草根扎得深，薅起来带着一坨泥。她把草扔进背篓，抖了抖根上的土，动作稳当得很。她的手指插进土里，指尖触到一条蚯蚓，那东西扭了一下，滑走了。

“二婶，你说的人，长啥样？”她的声音从地里升起来，平静得像在问今天的菜价。

“她说那女的穿个红毛衣，白鞋，头发长长的，挺洋气。天成在边上，给人拎着包。”赵二婶说。她的眼睛紧紧盯着李秀兰的头顶，看她有什么反应。

红毛衣，白鞋。李秀兰把手里那棵草攥得死紧，草汁渗出来，染绿了掌心。那草汁黏糊糊的，带着青草味，像眼泪的味道。

赵二婶走了以后，她在地里又干了很久。天快黑了才回家。晚霞像打翻的颜料，泼在天边，红得晃眼。她挑着半背篓草，沿着土路走。路上遇着几个从地里回来的女人，都跟她打招呼，她一一应了，声音里听不出什么。

晚上，她给周天成打了个电话。打的是他工地上那个号码，响了很久，是别人接的。“谁啊？”“我找周天成。”“他吃饭去了，你谁啊？”“我是他媳妇，李秀兰。你是哪位？”对方沉默了一下，然后说：“嫂子啊，我小赵，天成哥不在，要不你晚点打？”“好，我晚点打。”

她放下电话，坐在小卖部门口的长条凳上，看着路上的行人。天已经黑透了，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路灯是去年装的，白色的光，照着路边的垃圾堆，几个塑料袋在风里飘。小卖部里传出来电视的声音，是个唱歌的节目，那女的穿得很闪，在台上扭来扭去。她觉得自己应该哭。可眼睛干得发涩，像被秋风吹成了两口枯井。

又过了一会儿，她再打过去。这回是周天成接的。“喂？谁啊？”他的声音懒懒的，像喝了酒。“是我。”“哦，秀兰啊。咋这个时候打过来？”“吃过了？”“吃了，跟工友一起喝了点。”“天成。”她叫了他一声，停了停，“有件事，我想跟你说。”“啥事？”“你家欠陈老栓的九百块钱，我今天还了。他儿子来取的，拿着你爸写的欠条。”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她能听见周天成的呼吸声，急促了一下，又平下去。

“陈老栓？他不是死了吗？”“嗯。他儿子来的。”“你给钱了？”周天成的声音拔高了一些，像被什么东西激着了，“你咋不先问问我？那人是不是陈老栓儿子还不一定呢！你给他钱，那不是肉包子打狗？”

李秀兰把话筒在手里转了个圈，没吭声。话筒上缠着一圈黑胶布，她的手心里全是汗。“你说你，办事也不动动脑子。”周天成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声音缓和下来，“我不是怪你。九百也不是小数，你一个人在家，手里也没啥钱。我就是说，你该等我回去再说。”

“天成。”她又叫了他一声。“嗯？”“你在县城，是不是认识一个女的，红毛衣，白鞋。”电话那头，彻底没声音了。只有电流的杂音，咝咝地响，像一头看不见的兽在电线里游走。李秀兰紧紧攥着话筒，塑料壳子在她掌心发出“咯吱”的响声。

过了很久，周天成的声音才传过来，干巴巴的：“你听谁胡咧咧的？”“你就说，有没有。”“没有！我天天在工地上，哪有时间去县城！你别听村里那些长舌妇瞎说！”周天成的嗓门大起来，可李秀兰听出了其中的虚。他每次说谎，嗓门就特别大。大得像在给自己壮胆。

她没说话。眼睛盯着小卖部货架上的一排排洗衣粉、酱油瓶、火腿肠。那些东西整整齐齐地摆着，玻璃瓶反射着灯光，亮得刺眼。

“秀兰，我……”周天成的声音又低了下去，像泄了气的皮球，“等我回去，跟你说。”李秀兰把话筒挂了，轻轻放下。小卖部老板娘冯桂香正在织毛衣，见她打完，说：“多少钱？两分钟，一块二。”她付了钱，走出小卖部。

天很黑，村路上没什么人。月亮从云层里露出来，把她的影子投在身侧，又细又长。她的步子走得很稳。路边的草叶上凝了露水，碰到裤腿，凉丝丝的。她走得很慢，像是要把这条路走透。

院门还是锁着的，大姑已经把婷婷和小勇都安顿睡了。她没进屋，先去了厨房，把火捅亮，烧了一壶水。火光在灶膛里跳，把她的脸映得忽明忽暗。水开了，她倒进洗脸盆，又兑了凉水，脱了外衣，用毛巾慢慢擦洗。水很烫，热气蒸上来，模糊了对面墙上的影子。毛巾擦过脖子，擦过肩，擦过胸腹。她的皮肤很白，是那种常年不见阳光的白。她的身体她自己都很少看，像是一件用旧了的家什，用完了就搁在那儿。可今晚，她看得很仔细。她看见自己腰上有一块淡淡的印子，是生婷婷时留下的；看见右手手腕上有一道浅疤，是前年切猪草时划的；看见两只脚底板结着厚厚的茧，像牛蹄。她擦着擦着，忽然哭了出来。没有声音，只是眼泪不停地流，滴在盆里，跟水混在一起。她不知道自己哭的是什么。是为那张欠条，还是为周天成，还是为她自己，或者只是为了那一夜的恐惧和以后许多个这样的夜晚。

哭完，她把水倒了，用冷水又冲了一把脸。然后，她去里屋，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红皮本子。那是婷婷没用完的作业本，她撕了后面空白的几页，用线重新订了订。她坐在灯下，拧开笔帽，写了几个字：“还陈老栓家九百。家里还有三百二十一。”又想了想，在下面加了一行：“柴油一壶，盐两包，萝卜籽半斤。”这是她结婚后第一次记账。以前，她什么都记在脑子里，周天成说用不着。可她现在觉得，用脑子记，容易忘，容易被骗，容易被人一笔勾销。她把本子合上，放进抽屉最深处，用剪刀压着。

窗外，风停了，月亮明晃晃地照着，院子里亮堂了不少。大姑的呼噜声又响起来，均匀、粗重。她躺下，面朝墙。枕头底下，那把剪刀还在，凉凉的，贴着她的手背。她没有再像前几晚那样，睁着眼看窗户。她闭上了眼。梦里，她还是十九岁，在纺织厂的宿舍里。身后的脚步声又响起来了。可这一次，她没跑，也没蹲下。她转过身。那身后，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条路，很直，很亮。

日子没有因为那一夜而停下。天亮了，鸡叫了，该下地还得下地。李秀兰照旧早起，扫院子、生火、做饭。她把那堆被雨打湿的萝卜干重新摊开晒，萝卜干是切成条晒的，半透明，像一片片耳朵。她用铁丝串起来，挂在晾衣绳上，等着太阳出来。秋后的太阳软了，可晒个两天，也能把萝卜干晒透。

婷婷和小勇吃了早饭去上学。婷婷扎了两个羊角辫，书包里装着她昨晚画的那张画。小勇把裤子膝盖上摔破的洞给李秀兰看，要她补。她找出块灰布，坐在灯下补。针太钝，穿了好几次才穿上。她忽然想起自己刚嫁过来时，周天成第一次出门打工，她把他的衣服全都拿出来补了一遍，每一件都补得平平整整。周天成走的时候说，媳妇，你补得跟新的一样。那时候她听着心里甜。现在想来，那些衣服，他穿了没两年就都扔了。城里的工地上穿旧衣服不行，嫌寒碜。他买新的，夹克、牛仔裤、运动鞋，一样一样都像城里人了。她还在穿他留下的旧衣服改的衣裳。有一件是他的灰衬衫，她把下摆裁了，又缝上两个口袋，下地当罩衣穿。村里人说她手巧，她笑笑。

大姑住了七天，看李秀兰情绪稳了，就回去了。临走时，大姑把几个鸡蛋糕塞给婷婷，又拉着李秀兰的手说：“夜里把狗叫上。西头你三叔家那条黄狗，你跟他借几天。”李秀兰说不怕了。大姑叹了口气，走了。她走远了，还回头看了几次。李秀兰站在院门口，一直看到她的身影变成一个小黑点。

当天傍晚，李秀兰真去找了三叔，把那条黄狗牵了过来。狗叫大黄，通人性，往她家院里一拴，就趴在墙根下，耳朵支着。有了大黄，李秀兰夜里睡得踏实多了。狗睡在堂屋门口，她睡在里屋。夜里狗偶尔叫一两声，她惊醒，竖起耳朵听。外面只有风声，或者远处谁家的鸡叫。狗叫了之后，又会安静下来，像是知道自己吓着主人了。

日子慢慢往前推，像磨盘一样，一圈又一圈。李秀兰每天按部就班：下地、做饭、喂猪、接孩子、补衣服、扫院子。可她心里没闲着。她在琢磨两件事。一是陈二顺的事。她总觉得这账还没清。九百块钱还了，可她心里还欠着陈老栓一点什么。那年冬天老头来送羊皮，她公公在门口跟他说了几句话。她当时在屋里，只听见她公公说：“老栓哥，对不住，等我缓过来就给你送过去。”陈老栓说：“不急，我信你。”后来她公公就病了，没多长时间就走了。那九百块，就这么拖了下来。周天成不知道家里欠着外债，周广林到死也没说。李秀兰是嫁过来第三年才知道她公公抽旱烟，抽得很凶，熬坏了自己的肺。

第二件事，是周天成电话里说的“等我回去，跟你说”。这句话像根小刺，扎在她肉里，不深，但一碰就疼。她知道周天成会说谎，知道他嗓门大代表心虚。可她不知道，那女人是谁，他们怎么回事，到哪一步了。她想过闹，想过打电话去骂，想过叫上大姑一起去工地问个清楚。可她最终什么都没做。她不是不敢，是觉得累。再说，日子还在前头。她要先把自己的脚跟站牢。

转眼到了十月初。李秀兰赶集回来，路过村部，看见刘德福在门口站着，正跟个年轻人说话。那人背对着她，穿着件挺括的黑夹克，头发理得整齐，像镇上的人。她没在意，继续走。可刘德福看见了她，招手喊：“秀兰，来，跟你说个事。”她走过去，那年轻人也转过身。她心里“咯噔”一下。是陈二顺。可又不像她见过的那个人。那晚他跪在门槛外，头发像鸡窝，眼窝陷下去，整个人像从土里扒出来的。眼前这个人，收拾得干干净净，下巴上的那道疤也淡了。

刘德福说：“这是陈老栓家的二顺，在南方做装修的。他给你家天成介绍了点零活。”陈二顺接过话来：“嫂子，我最近在县城揽了个小工程，贴地砖。天成哥要回来，我可以给他问问工头，看能不能一起干几天。”他的眼睛看着李秀兰，目光平直，没有躲闪。

李秀兰怔了一下才明白过来，这人是来还人情的。她刚要说话，陈二顺又补了一句：“就是问问，你们自己定。我有工友在那边，熟人。”李秀兰点点头，说了句“谢谢”。陈二顺也没多话，跟刘德福又聊了几句，便走了。李秀兰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那晚他跪在地上，说“我爹死了，我实在是没办法了”。人到了绝处，什么荒唐事都做得出来。可缓过来了，人还是人。

这件事李秀兰没跟周天成说。她在电话里只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周天成说，十月十五左右。她又问，腿怎么样。他说不疼了。她把电话放下，心里盘算着，还有半个月。半个月后，有些事就得当面说清楚了。

日子在等待里变得又慢又长。李秀兰把院子里的落叶扫了一遍又一遍。槐树的叶子黄得发亮，落下来铺在地上，像金色的毯子。她用耙子把叶子拢到树根下，学公公的样子。她想，来年树才有劲。这些天，她晚上睡得早，起得也早。地里的活不多，她得空就把家里的衣柜、橱子都收拾了一遍。她翻出许多旧东西：周天成年轻时穿过的布鞋、他自己做的木头手枪、一沓发黄的照片。其中有一张，是她跟周天成在县城照相馆拍的，那年她二十一，他二十四。她穿着红毛衣，白鞋，头发长长的。她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像在看一个不认识的人。照片里那个女人，笑得那么傻，眼里像盛满了水。她后来再没穿过那件红毛衣。那毛衣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也许是丢了，也许是给了人。白鞋也早就穿破了。她当年，也是穿红毛衣白鞋的。

十月十四，周天成来电话，说明天下午到县城，再坐小巴回镇上。李秀兰说，我去镇上接你。周天成说不用，我自己坐车回。她说，我去镇上接你。周天成没再说话。

第二天，李秀兰起了个大早。她把屋里屋外又扫了一遍，把床单换了干净的，把周天成的拖鞋摆在门口。她在院子里择菜，准备晚上给他炒个腊肉笋干。这菜他爱吃。她一边择，一边往大路那边看。等到下午三点多，她洗了把脸，换了身干净的衣裳，出门了。衣裳是深蓝色的，领口绣着几朵小白花，那是她在娘家用缝纫机砸的。她把头发拢了拢，别了个黑卡子。

她走了三里地到镇上，在小巴停靠点等着。今天是个阴天，风很凉，刮得她脸发紧。她站在路边，手插在兜里。路过的车很少，偶尔过去一辆拖拉机，突突突的，冒一路黑烟。等了快一个钟头，小巴来了。车门打开，下来几个人，最后一个，是周天成。他背着个旧旅行包，穿着件灰外套，头发剪得短。晒得更黑了，人也瘦了。他看见李秀兰，笑了一下，朝她走来。李秀兰也笑了一下。两个人面对面站着，中间隔着两三步，像隔了好几年。

“回来了。”她说。“嗯。”他说。他们并肩往回走。路上，周天成问：“孩子们呢？”“在家，大姑去陪着了。”她说。周天成“哦”了一声，没再说话。风从背后吹过来，把他的外套下摆吹起来，像翅膀。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谁都没说话。李秀兰心里想，这路怎么这么长。快到家时，周天成忽然说：“秀兰，那些钱……我会还的。”李秀兰看他一眼，说：“先回家。”周天成便不说话了。

晚饭是李秀兰做的。四菜一汤，腊肉笋干、炒白菜、炸花生米、清蒸茄子，还有一锅鸡蛋汤。婷婷和小勇围在桌边，吃得高兴。小勇不停往碗里扒拉，说妈妈你做得真好吃。婷婷偷偷看周天成，像看一个半生不熟的亲戚。周天成给婷婷夹了一筷子腊肉，婷婷小声说了句“谢谢爸”。周天成咧开嘴笑，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李秀兰坐在旁边，看着他们，心里有种说不清的感觉。她忽然觉得，一家人这样坐在灯下吃饭，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吃完饭，孩子们去看电视，周天成坐在门槛上抽烟。李秀兰在厨房洗碗。水哗哗地响，她把碗一个个洗得干干净净，用抹布擦干，码在案板上。灶膛里的火已经灭了，只剩一点温。厨房的窗户开着，外面的风灌进来，有点凉。她听见周天成在院子里咳了两声，像是被烟呛了。

一切收拾停当，她把孩子们安顿睡了。堂屋里，灯还亮着。周天成坐在那儿，手里摆弄着他带回来的那个旅行包。包里鼓鼓囊囊，也不知道装的什么。李秀兰在他对面坐下来，给他倒了杯水。杯子是那个搪瓷缸子，掉瓷的地方还露着，像一块旧伤。

“说吧。”李秀兰说。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里屋的两个孩子。

周天成低着头，转着手里的水杯。杯子里的水一晃一晃，映着灯。过了很久，他才开口：“那个女的……是工地旁边小饭馆的。她男人死了三年，带个孩子。”他顿了顿，声音更低，“我一开始没想咋样。就是去吃饭，她多给我打一勺菜。后来，就帮她干了点活，搬搬煤气罐，修修桌椅。一来二去，就……”他说不下去了，把水杯往桌上一顿，杯里的水溅出来，在桌上聚成一小滩。

李秀兰看着他。她的心里很平静。她原以为自己会哭，会闹，会砸东西。可她没有。她只是觉得自己像在看一个陌生人。这个跟她睡了十一年的男人，此刻坐在她面前，低着头，承认了那件事。他的肩膀很宽，可此刻塌着，像被人抽了骨头。

“她叫什么？”李秀兰问。“你问这干啥？”周天成抬起头，眼里有红血丝。“不干啥。我就想知道，她叫什么。”“……沈桂芬。”周天成说。沈桂芬。李秀兰在心里念了一遍。这名字土气，也不年轻。

“你打算怎么办？”李秀兰问。她的声音还是很轻，像问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秀兰，我……我不打算跟她有啥。我就是帮她，然后……没把持住。你要打要骂都行，我不还手。我保证，以后不跟她来往了。”周天成说着，伸出手来，想抓李秀兰的手。李秀兰把手抽回去，放在膝盖上。周天成的手悬在半空，尴尬地握了握，又缩回去。

“天成。”李秀兰说，“我去镇上接你之前，把你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看了一遍。你放在包里的钱，我没动。你去年买的那件呢子大衣，我也没动。我就是想看看，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她停了一下，从口袋里掏出几张纸，展开，放在桌上。纸上有字，是几张小纸条，记着电话号码和地址。周天成看了一眼，脸色就变了。

“这些是她写给你的。你放在衣服内兜里，我洗衣服的时候没发现。今天是找你的身份证，翻出来的。”李秀兰的声音还是轻，像溪水流过石头，不紧不慢。周天成张了张嘴，却什么都说不出来。他的手指绞在一起，指节发白。

“天成，我不是不讲理的人。她在你最难的时候帮过你，你感激她，这我理解。可你瞒我，这不行。你把人家的地址和电话藏在身上，这更不行。”李秀兰把纸叠好，推到他面前，“你今天要跟我说清楚，你心里到底怎么想。你要想跟她过，我不拦你。孩子跟我，你把这几年的钱算清楚，咱俩去把手续办了。你要想回来跟我好好过，那这些东西，你现在就撕了。”

她的眼睛直直地看着周天成。那目光里没有恨，也没有怨，只有一种她这些年养出来的、土地一般的沉默和倔强。

周天成盯着那几张纸条，半天不动。灯影在他脸上摇晃，那脸像一块被风吹皱的石头。过了很久，他伸出手，把纸条拿起来，一张张撕碎。纸屑落在桌上，像雪。他说：“我撕。秀兰，我想跟你过。我混蛋，我对不住你。我……我就是一个人在外面，太苦了。白天累得跟狗一样，晚上回到工棚，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我脑子一热。”他说着，声音开始发颤，“我没想跟她有啥。我真的没想。我从头到尾只想着你，想着孩子。我就是……就是……”

李秀兰看着他。她忽然很可怜他。这个男人，在外头熬了六年，像条野狗一样，风里来雨里去。他扛得住钢筋水泥，扛不住一点暖。那女人多给他一勺菜，他就把自己搭进去了。这算什么？算贱，也算可怜。

“天成。”她说，声音软下来一点，“你把裤腿卷起来。”周天成怔了一下，慢慢弯下腰，把左边的裤腿卷到膝盖。他的膝盖红红的，贴着一块黑膏药，膏药边上起了皱。小腿上青筋鼓着，像一条条蚯蚓。

李秀兰看了看，从抽屉里拿出那对护膝。羊皮的，已经有点旧了。她走过去，在他面前蹲下，把护膝系在他的膝盖上。她的动作很慢，很轻。周天成坐在椅子上，低头看着她。他的喉咙动了一下，像想说什么，可没说出来。

“陈老栓的羊皮做的。你腿疼，比啥都重要。”李秀兰系好护膝，直起身来，退后一步，“我烧水，你洗个澡。明天起来，把院墙修了。西墙根还有个洞，别让人再翻进来了。”周天成“嗯”了一声，眼圈红了。

那天晚上，李秀兰给周天成烧了一大锅热水。周天成在灶屋里洗澡，水声哗哗的。李秀兰坐在堂屋里，听着水声，心里想了很多。她想起自己十九岁那年，在纺织厂，身后有脚步声。她想起那一夜，陈二顺躺在她的床上，带来一身寒气。她想起赵二婶跟她说那件事时脸上的表情，又兴奋又小心。她忽然觉得，自己这些年过得像河里的一块石头，被水冲，被沙磨，越来越光滑，也越来越硬。

周天成洗完出来，穿着她给他找出来的旧棉裤，头发湿漉漉的，人看着年轻了几岁。他在她对面坐下来，说：“秀兰，我以后……会对你好的。”她说：“别光说。先把墙修了。”周天成点头。

那晚睡下后，李秀兰侧着身，脸朝外。周天成躺在她身边，离得有些远。她能感觉他在看她。过了很久，他慢慢伸出手来，搭在她腰上。那只手很热，很重。李秀兰没有躲，也没有说话。她只是慢慢闭上了眼。窗外，风又起来了，吹得那棵老槐树簌簌地响，像在说一个很老很老的故事。

第二天，周天成起了个大早。他先去西墙根看那个洞。那是用几块土砖垒起来的，外头抹了层泥，时间久了，泥掉了，露出个能钻过人的口子。他蹲在那儿看了半天，又转头看李秀兰。李秀兰正在喂鸡，见他看过来，说：“看啥看，自己看着办。”周天成说：“这洞……我走之前就有？”李秀兰说：“你自己想。”周天成不再说话，去后院搬砖。他干活是一把好手，和泥、垒墙、抹灰，一上午就把那洞堵得严严实实。他又把院墙周围转了一圈，把几处松动的石头重新码好。

大姑听说周天成回来了，下午过来了一趟。她看见周天成在修墙，就站在院里看了一会儿。周天成说：“大姑，你来了。”大姑“嗯”了一声，说：“你回来就好。”她没多待，跟李秀兰说了几句，又走了。临走时，她小声问李秀兰：“那事，问清了？”李秀兰说：“问清了。过去了。”大姑看着她，点点头：“你心里有数就行。”

十月下旬，李秀兰去镇上参加了镇里组织的“妇女技能培训班”。这是村妇女主任跟她说的。妇女主任姓何，四十来岁，说话温声细语的。她跟李秀兰说，县里在搞乡村振兴，有免费的职业技能培训，美容、缝纫、育婴、厨师，学完还给介绍工作。李秀兰说：“我家里有地，有孩子，走不开。”何主任说：“那你学缝纫吧。镇上有个服装厂，就在你回家路上，计件的，时间灵活。你手艺好，学一学能挣钱。”李秀兰犹豫了一下，报了名。

培训班设在镇中学旁边的一间活动室里。去了十几个人，都是各村的妇女。有的三十几，有的四十几。老师是县里来的，瘦瘦的，戴眼镜，在黑板上画图。李秀兰坐在最后一排，一笔一画地记笔记。她文化不高，有些字不会写，就用拼音标着。她的拼音还是跟婷婷学的。学到第三天，她就能在缝纫机上踩直线了。那缝纫机是电动的，脚一踩就转，快得她一开始手忙脚乱。可没几天，她就找到了感觉。她做出来的布包，线走得又直又密，连老师都夸她。

结业那天，何主任把她们带到镇上的“好日子”服装厂参观。那厂子不大，一个车间里摆了二十几台缝纫机，女工们低着头忙活，机子嗒嗒嗒响成一片。管事的说，缺人，想来的随时来，一个月下来，勤快的能拿两三千。李秀兰站在车间门口，听着那嗒嗒声，心里热热的。她想着，这地方离村里不远，骑自行车二十分钟。婷婷都上小学了，不用她整天带着。家里的地，早晚收种的时候忙一阵，平时可以。

回到家，她把这个想法跟周天成说了。周天成正在给菜地浇水，听了之后，把桶放下，说：“你去镇上上班？那家里怎么办？”李秀兰说：“婷婷跟小勇白天上学，我在厂里计件，下午四点能回来。地里的活，你农忙回来一起干。”周天成抹了一把脸上的水，说：“你一个人能顾得过来？”李秀兰说：“顾得过来。你不在家这几个月，我不都过来了。”周天成没话了。他低着头，又舀了一瓢水浇菜，水慢慢渗进土里，像在沉思。

十一月初，李秀兰正式去服装厂上班了。头几天，她手生，做得慢，一天下来腿都坐麻了。可她心里踏实。她喜欢听那嗒嗒的机器声，喜欢看布片子在她手里变成衣服袖子、前襟、口袋。她觉得这比刨地轻松，也比刨地挣得多。厂里的女人们渐渐混熟了，中午吃饭时，大家伙端着饭盒蹲在院子里，一边吃一边聊。她认识了几个邻村的媳妇，都是因为男人在外打工、自己在镇上找点活干。她们聊孩子，聊家里，聊男人。李秀兰也聊。她发现自己有很多话可以说，这些年憋在肚子里的那些，一句一句地说出来，痛快。

半个月后，她领到了头一笔工钱。不多，八百二。她把钱数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去信用社，存了五百，剩下的放进那个红皮本子里夹着。她回到家，给孩子们买了肉。又给大姑买了双棉鞋。给周天成买了条毛线围巾，灰的。周天成在电话里收到消息时，半晌没说话。后来他说：“秀兰，我给你攒的钱，你花没？”她说：“没花。那是你的钱，我花我自个儿挣的。”周天成不说话了。

十二月中旬，周天成从工地回来了。这次他带着个好消息——他考了工地上的焊工证。他说以后工资能涨一些，活儿也轻松点。李秀兰听了，说：“那好。”周天成看她脸色不错，又说：“秀兰，我把那女人那边……彻底断了。电话删了，地址也扔了。你要不信，随便查。”李秀兰正在和面，手上沾着面粉，说：“查什么。你好好干你的活。别的，我不看。”周天成“哎”了一声，蹲下来帮她烧火。锅里的水开了，蒸汽顶得锅盖噗噗响。李秀兰把面团揉成条，又切成一个个小剂子，压成饼。周天成往灶里添柴，火光映得他脸红红的。他说：“秀兰，我以后不让你操心了。”李秀兰没接话，可她擀饼的动作明显慢了下来，像是在等他说下去。周天成又说：“等我把证考到手，开了春你也能去工地旁边开个小饭馆，咱把家搬到镇上去。”李秀兰停了手，看他一眼，说：“开店？你有钱？”周天成说：“我攒了一点，再加上你挣的，慢慢来。”李秀兰没说话，低头继续擀饼。饼皮又薄又圆，像个月亮。

腊月里，李秀兰忙得脚不沾地。厂里赶一批棉衣，她天天加班到夜里九点。周天成在家带孩子、做饭。他刚开始不会，把菜炒糊了，把饭煮成粥。可做了几次，也有模有样了。村里人见了，都说周天成变样了。以前回来，整天往外跑，现在天天在家蹲灶台。马秋萍在小卖部门口跟人说：“还是秀兰有本事。”冯桂香说：“那是，你当秀兰好欺负？”李秀兰听见了，当没听见。她知道，村里人的嘴，怎么说都有理。她只管自己脚下的路。

腊月二十三，小年。李秀兰蒸了一锅年糕。周天成把院里的那棵老槐树修了枝，落叶拢到树根下，堆得高高的。他说，等开春，这树要发新芽了。李秀兰说，每年都发。周天成说，今年不一样。李秀兰问，咋不一样。周天成说，今年你在家。李秀兰笑起来，说，我在家都好几年了。周天成说，可我总不在。李秀兰把一块热年糕塞进他嘴里，说，少说话，多吃糕。

年三十，一家人围在灯下包饺子。婷婷擀皮，小勇包，周天成负责捏合，李秀兰在旁边剁馅。电视开着，春晚的声音热热闹闹的。李秀兰忽然说：“你们三个，把脸对着我。”三人扭过头来看她。她看了看，笑了：“三个面人。”婷婷说：“妈，你脸上也有面粉。”李秀兰抹了把脸，说：“这叫福气。”

吃完饭，周天成去院里放鞭。炮仗噼里啪啦地响，红纸屑飞得到处都是。李秀兰站在屋檐下，看着火光明明灭灭，心里竟有些涨涨的。她想起这一年，从秋到冬，从怕到不怕，从乱到顺。她想起陈二顺、刘德福、赵二婶、大姑。一个个，像戏里的人。她忽然觉得，人这一辈子，就跟这锅里的饺子一样，要煮开了，才熟。

正月里，李秀兰回娘家住了三天。她娘七十多了，头发全白，身子骨还硬朗。娘问她在婆家怎么样，她说好。娘说，你好就行。娘又说，你比娘强。娘当年就是太软。李秀兰没说话。她想起自己小时候，爹在的时候，娘总被他打。打完了，娘就去灶上烙饼，一边烙一边流眼泪。她那时候就发誓，以后不能让人欺负。可后来她嫁了人，也学会了忍。忍了十年，才慢慢学会把腰挺起来。娘说：“秀兰，女人这辈子，不怕苦，就怕没个自己。”李秀兰把脸埋在娘的肩上，像小时候那样。娘的身上有股麦麸味，好闻。

从娘家回来，李秀兰把她的红皮本子翻出来，一页一页看。每一笔账，都记得清楚。她看完，在本子的最后一页，写了一段话：人活着，要看清脚下的路。路上有坑，有石头，有野草，也有花。只要往前走，天总会亮。

她合上本子，用剪刀压着。那剪刀还跟新的时候差不多，刃口亮亮的，像从未用过。可她知道，它的用处，在心里。

后来，春天到了。老槐树发了新芽，嫩绿嫩绿的，像小孩的手掌。李秀兰在服装厂干了快半年，手速已经不比老工人差了。她每个月能挣一千七八，好的时候两千。她把钱存起来，准备秋天把院墙重新砌了。周天成考下了焊工证，工资涨了，可回家也少了。不过他每个月打三个电话，电话里不再只说钱，会说些工地上的事，说谁谁谁摔了腿，说食堂的饭难吃，说晚上梦见小勇拿他买的铅笔刀削木头。

李秀兰听着，笑。她说：“你小心点。家里都好。”周天成说：“秀兰，我下半年想考个高级证，考上了，工资能翻一倍。到时候，你就不用去厂里了。”李秀兰说：“我不去厂里，我干啥？”周天成说：“在家享福。”李秀兰说：“享福？享什么福，我才不。”周天成笑了：“那不随你。”李秀兰说：“这还差不多。”

挂掉电话，她走出小卖部。天已经黑了，路上有路灯，照得她影子短了。她慢慢走，想着周天成的话。享福。她不知道什么叫享福。她只知道，现在这样，有活干，有钱挣，孩子一天天长大，自己心里有底，晚上睡觉不用再睁着眼。这，也许就算福了。

她回到家，大黄摇着尾巴迎上来。她把院门关上，插好门闩。堂屋的灯亮着，大姑正跟婷婷看电视。小勇在院子里追萤火虫，追一个，又追一个。她喊小勇进去睡觉，小勇不肯，说再抓一个。她说，抓一个就进去。小勇抓了一个，捂在手里，跑到她跟前，把手摊开。那萤火虫在他掌心爬了两下，飞起来，尾巴亮着，往槐树那边去了。小勇仰着头看，李秀兰也仰着头看。

她忽然觉得，这院子也没那么背了。

夜深了，孩子们睡了，大姑回自己家了。李秀兰一个人坐在床沿上，把红皮本子拿出来，记下今天厂里发的工资。她写：三月工钱，一千八百六。写完了，合上，放进抽屉。剪刀在抽屉里，安静地躺着，像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家什。她关上抽屉，吹了灯，躺下。窗外，月光很亮，照得窗帘泛着银白。她面朝里睡，呼吸均匀。很快，她就睡着了。

她做了一个梦。梦里，她站在一片很大的棉花地里，棉花白花花的，像铺了一层雪。她弯下腰去摘，一朵，又一朵，摘了满满一兜。她直起腰来，看见远处有个人影朝她走来，越走越近。她没害怕。她认出来，那是她自己。

梦醒后，天已经大亮。鸡在院子里叫，小勇在门口喊：“妈，起来做饭啦！”李秀兰应了一声，坐起身。她穿上衣裳，走到门口，把门拉开。早晨的阳光涌进来，暖洋洋的，照得满屋都是。

她深吸一口气，抬起头。天很高，很蓝，像洗过一样。她忽然觉得，日子还很长，路还在脚下。而她，不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