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杂记｜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

图片

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讲话。

原题：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

来源：文史精华2003年第1期

作者：安熠辉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因参加会议人员为7118人，大家习惯称这次会议为“七千人大会”。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次大会能够发扬民主，总结经验教训，对于统一全党思想，促进认识和纠正工作中发生的“左”的错误，起到了积极作用。

邓小平在1992年回忆起这次大会时说：这种会议在我党的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它的意义和作用“会历史愈久，影响愈深”。陈云后来谈起这次大会时也说 “这次大会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

会议期间，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了书面报告，同时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书面报告作了补充和阐述。刘少奇的报告和讲话，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以巨大的勇气和高超的智慧，正视困难，深挖根源，勇担责任，发扬民主，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引起与会同志强烈共鸣。对大会基调的确立和统一与会人员的思想认识起到重要作用，他的许多观点至今仍有着重要的意义。

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起草、修改大会报告，本着认真负责的精神，强调缺点要讲透

1958年以后，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中国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的局面，虽然经过1961年的调整，国民经济特别是农村形势已经显露出好转的苗头，但是，发展很不平衡。城市局势依然严峻，工业生产继续大幅度滑波。而党内各级领导对调整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仍不统一，1961年10月苏共二十二大后，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面临破裂。不少地区和部门还采取观望徘徊的态度，许多政策落实不下去，极大地影响了调整工作的深入开展。因此，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一次大会来统一全党思想，“七千人大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召开的。

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委托，负责起草代表中央向大会的报告。当时，与会人员的思想认识上分歧很大，特别是对“大跃进”以来的成绩和错误的看法，以及对当前经济形势的估计上。由于多年搞“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影响，一部分干部和党员认为，当前把困难看得过重了，他们在等待形势好转后继续大干，再重新“跃进” 一部分干部虽然认为需要调整，但惧怕因此而犯否定“三面红旗” 即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 的错误，因而犹豫不决 还有一部分干部则在困难面前悲观失望，产生怨气。对“大跃进”中的严重错误，毛泽东也有认识。但他仍认为过去几年，包括“大跃进”，总的来说，我们办的好事是基本的，“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所以发生错误，主要原因是缺少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

在此问题上，刘少奇是有更深刻的了解和认识的，由于他深入湖南农村进行了44天的调查研究，所以更多地了解真实情况。在起草报告的过程中，刘少奇抱定一个宗旨：实事求是。

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1961年11月5日，刘少奇宣布由陈伯达牵头，胡绳和吴冷西等参加，担负具体的报告起草工作，刘少奇审看完报告的初稿后，11月22日专门到钓鱼台找陈伯达、吴冷西等谈话，提出修改意见。刘少奇开门见山地说，报告的起草，还是1959年庐山会议讲的那两句话，一是成绩讲够，二是缺点讲透。他特别强调，过去4年的缺点、错误要摆开讲，有多少讲多少，放开讲，不要吞吞吐吐，重病要用猛药，要使人出一身汗，这才能接受教训；这几年的犯错误中央负主要责任，要在报告中代表政治局作自我批评，否则下面不服。

刘少奇还说，对形势的估计不能助长过分乐观的思想，要保留一点，因为目前情况还没有完全摸透，尤其是工业、财贸等部门。谈话结束时，刘少奇语重心长地说：“大家不要怕这怕那，要放开手脚写，要敢讲老实话，讲过了头也没有关系，反正是草稿，中央政治局还要讨论，错了政治局负责。”

此后，刘少奇又多次参加报告的修改、讨论。他反复强调要科学分析当前严重经济困难的原因，主要不是天灾，也不是赫鲁晓夫撕毁全部协议和合同，而是我们工作中的错误。

经过反复修改，1962年1月初报告写出第一稿，共三个部分：一、目前形势和任务；二、关于集中统一；三、党的问题。报告分析了目前国内经济状况以及造成困难的原因，总结了 年以来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经验教训，代表中共中央承担了领导责任，要求全党下大气力纠正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克服困难，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

1962年1月7日，刘少奇将报告第一稿呈送毛泽东，准备在毛泽东审阅同意后，再召开政治局全体会议正式通过，然后向大会报告。但1月9日，刘少奇到毛泽东那里开会时，毛泽东提议报告不先经中央政治局通过，而直接印发大会全体代表讨论。毛泽东认为，参加会议的有各方面人员，多数接近实际和基层，能够从各个角度提出意见来，这样做可以更好地集思广益。

从1月11日至29日，参加大会的7000多名代表按地区分成小组，对刘少奇的报告展开讨论，大家反映热烈，也提出许多修改意见。

在大会对报告讨论期间，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立即组织了一个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各大区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1人参加的规格很高的报告起草委员会，充分听取大会代表的意见，对报告作进一步的讨论和研究。经过讨论，对原报告提出的一些指标进行了修改，去掉了“15年赶超英国”的提法及不切实际的粮食亩产指标，粮食、棉花、钢铁、煤炭四大总产指标在原基础上调低了5%左右。

修改后的报告表示，这几年来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当然也包括中央各部门和国务院及其所属各部门” “其次要负责的是省一级领导机关”。

对于非常敏感的“三面红旗”，起草委员会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由于毛泽东明确表态支持“三面红旗”，所以报告只能在坚持“三面红旗”的前提下修改。刘少奇一开始就称，比较难说的是“三面红旗”，但难说也要说。对人民公社，刘少奇认为人民公社还是有一点儿“一大二公”，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一点儿。问题是已经办起来了，还是应该逐步把它办好。

对于“大跃进”，会上人们提出的疑问最多。邓小平认为大家的想法都有道理，可是不提跃进，“三面红旗”就少了一面。刘少奇接着说，“三面红旗”少了一面不好，还是要提跃进。产量下来了，品种齐全了，质量提高了，还是跃进。今后几年内我们要在品种、质量、技术方面来个跃进。

起草委员会经过讨论，并参照了大会代表的部分意见，最后将“书面报告”中“三面红旗”是“站得住的”，改为是“正确的”，基本肯定了“三面红旗”。

按照计划，起草委员会讨论应在21日结束，但由于涉及的问题很多，一直延续到24日才拿出修改稿来。修改稿保持了原报告的框架，三个部分没有变，但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第一部分“目前形势和任务”修改后，突出地讲了“大跃进”以来的成绩，总结的成绩是12条，缺点错误4条，并增加了基本经验教训16条，重点讲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应该注意的问题，同时加写了“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这一关键句子。第二部分，根据大会的反映和30日下午毛泽东关于加强民主集中制的讲话精神，修改报告在反对分散主义前面加写了加强民主集中制的内容，将第二个问题“关于集中统一”，改题为“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中统一”。这样，报告就将发扬民主和反对分散主义统一了起来。整个报告修改后，对大会提出的问题都有了较圆满的解决，同时也更符合毛泽东的意图。

1月24日，毛泽东看过报告后，立即找到刘少奇、邓小平谈话，表示“赞成这个方向”。

25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修改后的报告。

会上刘少奇作口头讲话，对书面报告作进一步补充和阐述。他实事求是，情理并重，提出两个“三七开”

1月26日，毛泽东提议，刘少奇的报告不要在第二天的全体大会上照念了，改为书面报告，大会上由刘少奇再放开讲一讲，对书面报告作补充和阐述。刘少奇原来没有打算在27日这一天讲话，毛泽东提议后，他立即着手准备。26日晚，花了一个通宵草拟了提纲。大会开始后，刘少奇发表讲话，他讲话长达两个多小时 （毛泽东在其中作了若干插话） 。刘少奇从实际出发，顺应民意，对书面报告作了充分补充和论证，同时又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和看法。包括：

一、对当前经济困难进行了更合实际的估计。

讲话指出，我们在经济方面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表现在人民的吃穿用都不足。为什么不足？ 这是因为1959、1960、1961年这三年，我们的农业减产了，减产数量相当大；工业生产在1961年也减产了，据统计减少了40%，或者还多一点，1962年也难于上升……这种形势，对于许多同志来说是出乎意料的。两三年前，我们原以为在农业和工业方面这儿年都会有大跃进 ’，·可是现在不仅没有进，反而退了许多，出现了一个大的马鞍形。我想要实事求是承认事实就是这样……很显然，刘少奇的这种估计，对于大家认清形势是有极大帮助的。

二、指出困难形势产生的原因。

刘少奇在讲话中分析：一条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我们的农业和工业减产；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这两个原因，哪一个是主要的呢？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不一样，应该根据各个地方的具体情况，实事求是地向群众加以说明。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里，刘少奇再次肯定了湖南农民的说法，认为造成困难的原因主要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对打消广大干部的思想顾虑、认真总结经验是极为有利的。

三、全面分析近几来的成绩和缺点。

刘少奇在讲话中说，总的讲，是不是可以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此处，毛泽东插话，这种地区也不少）。在那些地区虽然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只是三个指头……这种分析在当时来说是能够令大多数代表所接受的。因为当时经济形势很严峻，若再套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很难说得过去。无疑，这对于广大干部冷静地思考这几年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是大有益处的。

四、对“三面红旗”提出总的看法。

刘少奇说，“三面红旗”是一次试验，是否正确，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不取消，都继续保持、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进一步作出结论……很明显，这一观点比“书面报告”和刘少奇在起草委员会上的讲话都进了一步。在当时的情况下，能作出如此透彻的分析，不仅表现出高超的智慧，更需要巨大的勇气，给人以震聋发馈的感觉。

与“书面报告”相比，刘少奇的口头报告从实际出发，以鲜明、尖锐的语言把许多问题讲得更透彻了，解开了人们思想上的很多疙瘩，使大家感到心情舒畅，在绝大多数与会者心中引起共鸣。

毛泽东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在对“三面一红旗”的认识上，他与刘少奇出现分歧

会议原定在刘少奇作完报告后，于1月30日或 31日结束，代表们于31日晚即可离京回各地过春节。可是到29日下午，许多代表反映，话还没有说完，憋着一肚子气。于是，毛泽东在和政治局常委商量后，决定延长会期，号召大家发扬民主，“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为了让大家充分“出气”，30日上午，毛泽东亲临大会作了重要讲话，特别谈到认识客观世界的问题。毛泽东诚恳地承认，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社会主义建设，从我们全党来说，知识都非常不够。我们应当在今后一段时间内，积累经验，努力学习，在实践中间逐步加深对它的认识，弄清楚它的规律。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 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这些讲话表明，经过“大跃进”和随后三年困难的挫折，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已经有了较深刻的认识。

实际上，毛泽东的这些论述是为了论证“三面红旗”的正确性作铺垫的，因为他始终坚持“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毛泽东接着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头八年内，都有一条适合客观情况的、有充分说服力的总路线，以及在总路线指导下的一整套方针、政策和方法，教育了干部和群众，统一了他们的认识，工作也就比较做得好。但因为我们没有经验，在经济建设方面我们只得照抄苏联，缺乏创造性，缺乏独立自主的能力。因此从1958年起，我们确立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在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那一年又办起了人民公社，提出了“大跃进”口号。在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一个相当时间内，我们还没有来得及，也没有可能规定一整套适合情况的具体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因为经验不足。在这种情形下，干部和群众还得不到一整套的教材，得不到系统的政策教育，也就不可能真正有统一的认识和统一的行动。要经过一段时间，碰过一些钉子，有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才有这样的可能……现在好了，有了这些东西了，或者正在制定这些东西。这样，我们就可以更加妥善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毛泽东讲话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民主集中制。这里，他着重批评了有些领导干部不讲民主的做法，阐述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性。毛泽东还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大家充分发扬批评和自我批评作风。这对于大家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产生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毛泽东说，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就是变成修正主义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按照毛泽东对“三面红旗”的论证，如果反对“三面红旗”，那么社会主义经济如何来建立呢？这实际上是对刘少奇口头讲话的一种委婉的批评甚至反击。

毛泽东还讲道：“没有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巩固。”“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是很激烈的。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会不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和坏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进行有效地改造。他们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泽东从民主集中展开来讲，以至谈到“复辟的可能”。这些话本无可厚非，但放在这里，似乎就有点儿耐人寻味了。

这些讲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态度，反映了他思想上的“左”的倾向，这可以看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产生分歧的实质并不是个人的恩怨，而是关于中国如何选择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

林彪在会上含沙射影攻击刘少奇，别有用心地提出犯错误是“付学费”，这就为日后的党内斗争添加了催化剂

这里不能不交代一下时任国防部长的林彪。林彪于1月29日下午在大会上作的一次发言，对于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具有一种特殊的意义。林彪发言的主题虽是军事工作，但侧重点是在开始部分以“党的工作”为题所谈的对“三面红旗”的看法。林彪首先肯定 “我们党所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事实证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是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的。所谓大跃进，是从比较来说的。我们不能以一种主观的过高的指标来衡量我们是不是大跃进，而是要根据现实的可能，同我国的历史状况来比，世界各国的发展状况来比。从这种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即使目前这几年的指标低一点，但作为整个历史阶段来看，我们还是大跃进，这一条是无疑的。”这一观点真是“独到”。

在谈到缺点错误时，他独具匠心地提出了“付学费”的说法：“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孩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文史精华 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起很大的作用。如果没有付出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付了学费，学到了本事，本事就能够转化为物质，不是转化为原来所消耗的那个相等的物质，而是几倍、几十倍、几百倍增加了的物质。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付出一点学费是值得的。”又是一番别具一格的“高论”。

然而，最具特色的则是林彪的这样一段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我感觉到，我们的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地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左’边偏，说是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实际上是走了样。当然，右的思想也是有的，党内、党外都是有的。无论‘左’的、右的，都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的东西，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毛主席思想。’’ 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是比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

明眼人一看便知道，林彪的这个讲话是下了心思的。不可否认，对于“大跃进”以来的错误，确实不能让毛泽东一人承担。但问题是在如此公开的场合下，在大多数人都在对错误进行反思时，林彪的讲话就不能不说是别有用心了。

毛泽东显然对林彪的讲话非常满意。3月20日，毛泽东在修改林彪的讲话后写信给田家英、罗瑞卿称 “此件通看了一遍，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如果说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了深深的不满，他们之间产生了真正的分歧，而在从“不满”到“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林彪的那次讲话的作用至为明显。（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