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休学买教材”背后，高校管理的边界在哪？

2026年8月11日上午，西南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学院辅导员杜某在年级QQ群解答教材选购咨询时情绪失控，说出“如果连教材都不舍得买，或者还要计较那一点与旧书的差价，这个书也可以不读了，直接休学或退学去工作挣钱吧”。8月13日，校方通报确认其“情绪失控、言语失当”，已严肃批评教育，责令公开致歉，并重申教材坚持自愿选购、自主获取原则，学生可购买二手教材、电子教材，困难学生可申请临时困难补助。

校方回应及时，但这件事值得讨论的，不止是“一个辅导员说错话”。它触及高校日常管理中一个模糊地带：辅导员面对学生时，权力边界在哪里？学生的自主选择权，在什么情况下会被隐性侵蚀？

一、医学生的一套新教材有多贵

先要理解一个现实：医学院校的教材费用和普通专业不在一个量级。不少医学生反映，医学专业全套新教材动辄上千元。临床医学、中西医结合等专业教材体系庞大，一个学期同时开七八门课，全套买下来一两千元并不罕见。对一个靠助学贷款读书的学生来说，这笔钱可能是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的生活费。购买学长学姐流转下来的二手教材，是普遍且理性的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医学生提到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旧书上的笔记本身具有学习参考价值。上一届学生画过的重点、写下的批注、标记的“考试常考”，对刚接触专业课的新生来说，有时比一本干干净净的新书更有用。这不是“穷人的自我安慰”，而是真实的学习经验。辅导员把“买新教材”上升为道德要求，甚至和“读不读得起书”挂钩，不仅无视了学生的经济现实，也无视了二手教材的实际价值。

二、“建议”与“强制”的界限

事件发酵后，有媒体挖出一个背景：2025年2月，有学生在泸州市网络问政平台提问“为何不能退教材费或买二手书”，西南医科大学曾回应四点理由：一是容易买到盗版盗印教材；二是有可能买到与教学要求差异较大的教材；三是某些指定教材难以通过二手渠道获取；四是部分学生不买教材可能影响学习效果，且医学教材知识更新较快，二手教材可能内容滞后。

这些理由从教学管理角度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这些“担忧”能不能直接转化为对学生的强制或变相强制？答案是否定的。

教育部等部门在规范教辅材料管理的文件中明确规定，购买必须坚持自愿原则，任何单位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购买。这一政策精神同样适用于高校。绝大多数高校在教材征订通知中明确，学生可通过各类渠道自行购买，学校不预收教材款。也就是说，学校可以“建议”购买正版新教材，可以“提醒”注意版本和内容更新，但最终选择权在学生手里。这条线，不能因为“为了你好”就被模糊掉。

杜某的言论，恰恰是把“建议”变成了“威胁”——你不买，就别读了。这不是措辞不当，而是把权力的边界一脚踩穿了。

三、辅导员权力的模糊地带

要理解杜某为何会说出这样的话，需要看到高校辅导员角色定位的长期模糊。辅导员的主要职责包括思想政治教育、日常管理、心理辅导、就业指导等，实际工作中承担了大量事务性工作：通知传达、信息统计、评奖评优、请假审批、突发事件处理。这些事琐碎、繁杂、压力不小，往往需要在短时间内面对大量重复性询问。杜某正是在解答教材咨询时情绪失控，可能已多次回答类似问题，也可能感受到学生对他“建议买新书”的抵触。于是，一句带着不耐烦和权力感的话脱口而出。

但这不能成为开脱理由。它暴露了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当辅导员在事务性工作中积累疲惫，同时拥有对学生的某些实际管理权限时，权力越界的风险容易在情绪失控的瞬间集中爆发。

辅导员当然可以对学生提出要求，但权力的边界是明确的：它只能覆盖学校规章制度授权的事项。教材是否自愿购买，学校规定已经清清楚楚。辅导员无权用自己的偏好替代学校规定，更无权用休学、退学这种严重威胁来施压。休学和退学是学籍管理的重大事项，不是用来吓唬学生的“口头工具”。杜某的话之所以引起强烈反弹，不仅因为“难听”，更因为它精准踩中了许多学生对权力不对等的恐惧——学生无法在那一刻判断这句话是气话还是真话，因为辅导员代表的不仅是个人，而是学校。

四、教材自愿原则的“隐形侵蚀”

这件事虽发生在西南医科大学，但反映的问题具有普遍性。高校教材征订实践中，绝大多数学校都写着“自愿购买”，但具体执行中，“自愿”的边界常被各种方式收窄。有的学校规定思政等公共必修课“原则上必须统一订购”；有的将新生首学期教材纳入统一订购，默认所有学生都需要；有的课程要求必须持有某一版本教材才能参加考试；还有教师直接说“没有教材的同学自己想办法”。

这些做法中，有的有合理教学逻辑，有的明显越界。但无论哪种，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学生的教材选择权，在多大程度上被“管理便利”和“教学效率”所吞噬？教育部近年来已将“严禁以任何形式强迫、诱导学生通过指定渠道购买教材教辅”列入负面清单。高校教材管理的基本精神一致：自愿原则是底线。

回到这个个案，校方通报中明确重申“自愿选购、自主获取”，并补充“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申请临时困难补助”。这说明学校清楚知道，买不起新教材是一个需要用制度回应的现实。既然学校层面已有此认知，辅导员个人的越界言论就更不应被轻描淡写。

五、一个可复用的判断标准

这起事件最有价值的，不是“骂一个辅导员”，而是学到一个可复用的判断标准：在高校日常管理中，如何区分“合理的管理”和“越权的干预”。

标准很简单：看它有没有超出制度授权。学校规定教材自愿购买，辅导员劝你买新书，这是建议，可以听也可以不听；但如果他说“不买就别读了”，就是越权。宿舍管理有统一要求，不叠被子要扣分，如果规则确实在校规里，那是管理；如果是临时起意的“惩罚”，就是越权。

学生面对越权行为时最需要的，不是“忍一忍就过去了”的经验主义，而是明确知道自己拥有哪些权利，以及当权利被侵犯时应该向谁反映。西南医科大学这次的通报至少提供了一个正向示范：学校对越权言论作出回应，给出处理结果，并且重申了政策。这意味着，学生确实可以通过正当渠道推动问题解决。

最后说回那句“休学挣钱买教材”。它之所以刺耳，不仅因为说的人居高临下，更因为它折射出一种观念：读书的权利，似乎应该以“买得起新书”为前提。事实恰恰相反——正是一个社会允许学生用各种方式获取知识、不因经济条件而在教育面前低头，才构成教育公平最基本的底色。二手书上的笔记是知识传递的痕迹，不是耻辱的标记。一个辅导员可以不懂这一点，但一个教育系统，不能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