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彩玲在塔吊驾驶室里接到丈夫电话,说娘家里那头小猪又跑出来了,把菜地拱了。她说你把它赶回去不就行了,丈夫说赶不动,那猪认人。她骂了句没用的东西,挂了电话。抬头看,对面四号楼封顶了,拉混凝土的罐车排成串儿,尘土扬到半空,像起了一层黄雾。她把操纵杆往前推了推,吊钩稳稳地带着一捆钢筋往十七层走。
微信响了一下。是工地群里的消息,项目经理发了个通知,说最近配合检查,大家把反光背心穿好。她没回。群里一百多号人,每天就那几个人冒泡,发些“收到”“明白”之类的。李彩玲从来不发。接着又一条私信,是塔吊班组长周建军发来的,问她:“彩玲,这个月工资的事你听说了没。”
她扫了一眼,没回。下边钢筋工在喊,说别晃。她操着对讲机说了一声“风大”,继续把最后一捆送到位。
收工从塔吊上下来已经是五点半了。河南南阳这地方,开春了天还是短,五点半太阳就挂到西边楼缝里,红不红黄不黄的。她去食堂打了一份烩菜,两个馒头,坐在工地边的水泥台子上吃。周建军端着一碗面走过来,蹲在旁边,小声说:“老板那边说这个月手头紧,工资要往后拖一拖。”
李彩玲拿筷子搅了搅碗里的白菜叶子,问:“拖到啥时候?”
周建军说:“没说死。可能得下个月。”
她没再说话。周建军看看她,又说:“别的班组也这样。你看老刘他们那个抹灰班,年前的钱还没清呢。”
李彩玲嗯了一声,继续吃饭。馒头有点干,她撕成小块泡进菜汤里。周建军蹲了会儿,见她没反应,起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回头说:“你可别去闹,上回那个谁,在项目部闹了一下午,最后也没讨着好。”
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我闹过吗?”
周建军笑了笑,没说话。
李彩玲干塔吊这行干了七年。三十岁那年从工厂出来,先在工地做信号工,后来跟着师傅学了塔吊,考了证,一直干到现在。整个工地四个女塔吊司机,她是最稳的一个。项目部的人说过,李彩玲开的塔吊,吊东西跟放豆腐一样。她也确实稳,不只是开塔吊稳,人稳,话少,不掺和工地上那些是是非非。
但她不是没经历过欠薪。七年来,她换了五个工地,被欠过四次。最狠的一次是在驻马店,老板直接跑路,她一万二的工资最后只拿回来三千,还是劳动监察大队帮忙追的。从那以后她学乖了,每到一个新工地,头一天就把考勤表拍下来,工资条拍照,加班记录拍照,微信聊天记录从来不删。周建军不知道,她手机里有个专门的相册,叫“工作凭证”,里面存了快两千张照片。
那天晚上回到宿舍,她把手机充上电,翻了翻这个月的考勤。她从正月十六进场,到今天三月初九,一共出勤四十二天,满勤。工资一个月九千,加加班费,算下来应该发一万三千六。她把数字写在纸片上,又对着考勤表核了一遍。
她的打算很简单,先等。她说等,不是傻等。她给了自己一个期限,五天。五天内工资到了,这事儿就翻篇,她继续干活。要是没到,她再动。
第二天,她照常五点四十起床。洗漱的时候听见外面有人在吵,探头一看,是水电班的两个工人堵在项目经理办公室门口,嗓门挺大,说家里孩子下个月交学费。李彩玲没过去,但下楼的路上听明白了——欠了他们三个月的工资。
她上塔吊,刚爬到一半,对讲机里周建军喊:“彩玲,今天先别开工,项目部叫全体司机开会。”
会议室在活动板房二楼,不大,坐了二十多个人。项目经理姓孙,四十来岁,光头,脸上总带着笑。他站在前面,说了一大堆,大意是甲方资金没到位,不是公司不想发,是确实有困难。他拍着胸脯保证,钱就在路上,最多半个月,让大家再坚持坚持。
下面的人七嘴八舌。有人说上个月也是这话,有人说再不发就停工。李彩玲坐在最后一排,没出声。她注意到孙经理说话的时候,眼睛不停地瞟手机。周建军坐在她前面,小声嘟囔了句“又是这套”。
散了会,大家往外走。李彩玲出门右转,没上塔吊,而是去了工地门口的保安室。保安老赵跟她熟,见她来了,笑着问:“李姐,今天不开工?”
她说:“等会儿开。老赵,我问你个事,上个月甲方的人来过几趟?”
老赵想了想:“好像来了三四趟。前几天那个什么总,姓王的,带着人来看楼,说进度不错。”
李彩玲心里有数了。她以前听人说过,这个项目的甲方拨了进度款,但钱到总包那里后,被挪到别的项目去了。这种事儿不新鲜。总包公司同时开了好几个工地,东墙拆了补西墙,最后苦的是底下干活的。
她回到塔吊下面,周建军正靠着铁架子抽烟,见她过来,说:“孙经理那些话,你信不?”
李彩玲说:“信不信不重要。我问你,咱们班组的工资,钱从谁手里过?”
周建军愣了一下:“从项目部过啊。劳务公司发。”
“劳务公司是哪个?”
“叫什么翔宇劳务,老板姓陈。就是孙经理的小舅子。”
李彩玲点点头。她把这个信息记下了。
当天下午,她给丈夫发微信,让他把家里那个旧硬盘找出来,说要用。丈夫问她干啥,她说存点东西。其实她是想把考勤记录和工资条备份一份到硬盘里。手机虽然有,但要是掉了或被动了手脚,说不清。她在工厂时跟人打过一次劳动仲裁,知道证据有多重要。那次她输了,因为拿不出工资条原件,厂方说她是临时工,不认。从那以后她再也不信口头承诺,什么都留痕。
下塔吊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她没急着回宿舍,绕到项目部后面的停车区,看见孙经理的车还在,一辆黑色汉兰达。车里亮着灯,里面坐着俩人,一个孙经理,另一个她不认识,穿着件灰夹克。两人在抽烟,车窗开了一半。李彩玲站在十米外的水塔后面,听了几句。风大,断断续续的,她只听见“贷款”、“月底前”、“先堵上”几个词。
她没再靠近,转身回了。
第三天,李彩玲照常开工。上午吊了三车砖,两车砂浆。中午收工去食堂,看见好几个人端着碗围在一起,说水电班那俩工人被叫去派出所了,因为堵门的事。她没凑过去听,打完饭找了个没人的角落吃。
周建军又凑过来,这次语气有点急:“彩玲,你听说了吧,老王他们被带走问话了。”
她说:“听说了。”
“我看这架势,工资更悬了。孙经理嘴上说得好听,实际上就拖着。我看过了,每次说半个月,半个月又半个月。”
李彩玲放下筷子,说:“拖不拖,不是看他说什么,是看他怕什么。”
周建军没听明白,问她啥意思。她没解释,把碗洗了放好,起身往塔吊走。
下午三点多,她在驾驶室里休息,翻手机。她翻的是那个翔宇劳务的工商信息。查到的结果是,公司法人叫陈国胜,注册地在郑州,经营状态是存续。她记下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又翻了翻那个相册里的考勤表,确认这个月每天的出勤都有记录。她把所有东西整理好,截了图,存到草稿箱里。然后她给孙经理发了条微信。
信息是这么写的:
“孙经理,我李彩玲。这个月出勤42天,应发工资13600元。考勤记录和工资条我都有存证。我打算再等三天。三天内不发,我就只能走劳动监察了。这算提前跟你说一声,不算翻脸。”
发完她退出聊天,把手机放进操作台下面那个小铁盒里。外面风大,塔吊轻微地晃着。她看着远方,南阳城区的楼一幢一幢立着,灰蒙蒙的。她想起自己第一次上塔吊的时候,腿肚子打颤,师傅说:“你记住,塔吊再高,地基是实的。人就怕心里没底。”她那时候不懂,后来慢慢懂了。心里有底,不是说不怕了,是知道怕也没用。
孙经理一直没有回复。她也没再发。
第四天,工地上的气氛明显不对了。上午十点,钢筋班停了,二三十号人坐在钢筋堆上晒太阳,说是不给钱不开工。项目部几个管理人员出来劝,没人听。周建军跑上塔吊对她说:“彩玲,要不咱也停一停?给大家壮壮声势。”
李彩玲说:“停了我的车,你上去替我吊?”
周建军说:“不是这意思,我是说大家都不干活了。”
她说:“我干了活,我的考勤是满的。这是我讨钱的底子。我不干活,我的理就短了。”
周建军想说什么,又咽回去了。他下了塔吊。李彩玲继续干。下午两点,她吊一批模板,对讲机里信号工的嗓子都哑了,说下面钢筋班的人不让卸,要她吊回去。她没吭声,吊到指定位置,慢慢放下去,稳稳当当。下面有人冲她吹口哨,喊她“工贼”。她听见了,没回。
她从塔吊上下来的时候,孙经理在下面等她。这是她没想到的。
孙经理笑着说:“李师傅,辛苦辛苦。走,去我办公室坐坐,喝口水。”
她跟着去了。办公室里那个灰夹克也在,坐在沙发上抽烟。孙经理给她递了瓶矿泉水,她接过来没喝,放桌上了。孙经理又笑,说:“你昨天那条信息我收到了。是这样的,钱确实在银行走流程,我再催催。你是个明白人,别跟那些人一样,搞什么停工堵门,对你没好处。”
李彩玲说:“我没有停工,也没有堵门。我在正常干活。信息里我说得很清楚了,三天。”
孙经理挠了挠头,说:“三天,说实话有点紧张。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先给你个人垫付一半,剩下的下个月。”
李彩玲说:“孙经理,我知道钱在总包那边。你让我等,我等了,我没闹事吧。我也知道谁在卡这个钱。我不说难听的。我就问你一句,三天内你能不能发。”
孙经理脸僵了一下,说:“你这话说的。不是我不发,是确实有难处。”
李彩玲站起来,说:“那行。今天算第一天。您忙。”
她出了办公室,走回宿舍。那天晚上没吃什么,躺了半小时,起来又把硬盘里的资料检查了一遍。相册里那张考勤表拍得清清楚楚,上面的签字是周建军的字,她认得。还有一张工资条,上面有孙经理的签字。她又翻了翻微信,发现孙经理在下午五点多的时候回了她一条:“再等等,我尽量安排。”
她把手机放下,洗了把脸,睡了。
第五天,她照常干活。风比前几天都大,塔吊晃得厉害。她开得慢,每吊一次都比平时多花几分钟。信号工在对讲机里说:“李姐,今天怎么这么慢。”她说:“风大,安全第一。”其实风大是一方面,她心里想着事,手底下不自觉地紧了。
中午收工后,她去了趟工地门口的打印店。老板是个年轻小伙,正打游戏。她把手机里的考勤表传过去,打印了三份。又把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打印了。一共花了三块钱。她又去旁边的小卖部买了瓶水,遇见周建军。周建军说:“孙经理找我谈过了,说准备发工资,先把有记录的先发了。”
李彩玲把水递给他,说:“嗯。”
周建军打开瓶盖喝了一口,说:“你说他怕什么。”
李彩玲望着路口,有辆土方车过,扬起一片灰。她说:“怕劳动监察。工地闹事的人多,他见惯了,不怕。但劳动监察要是上门,他怕。因为这个会留记录,影响他后面接活。”
周建军说:“那你早该去告他。”
李彩玲摇摇头:“告了,钱也不一定马上到。得先让他知道我能告,证据在我手里。然后给他时间,让他自己决定。做人留一步,事情好办。真撕破脸,他麻烦我也麻烦。”
周建军点点头,也不知道真懂假懂,反正走的时候一直琢磨这事。
第六天傍晚,离她说的三天期限还剩一天。李彩玲从塔吊上下来,手机震了一下。是银行短信。她点开一看,到账13600元,一分不少。
她站在塔吊下面,抬头看了看天。天边云很厚,像是要下雨。风还在吹,塔吊的钢丝绳轻轻摆着。她站了大概有一分钟,然后给孙经理回了条微信:“收到,谢谢。”
晚上吃饭的时候,周建军端着碗跑过来,脸上带着笑:“彩玲,钱发了。你到了吧?”
她说:“到了。”
“别的班组也发了一部分。孙经理今天像变了个人,到处签字。”
李彩玲说:“钱到了就行。别的不管。”
周建军问:“你到底做了什么?”
她想了半天,说:“没做什么。就是告诉他,我有证据,我给了他三天。”
周建军不信,但也没再问。
夜里,丈夫又打电话来,说那头小猪又跑了,把邻家刘婶的篱笆拱了。李彩玲说:“你把它拴上。”丈夫说:“拴了,它咬断绳子。”她说:“那就卖了。”丈夫说:“卖不了几个钱。”她说:“那就养着,等我回去。”挂了电话,她翻出手机里相册,看着那些考勤表、工资条、聊天记录,一张一张翻过去。心里很静。
她想起在驻马店那年冬天,劳动监察大队门口排了老长的队。她穿着旧棉袄,手里捏着工资条,前面一个人跟工作人员吵起来,说跑了几趟了。她那天等了一整天,最后只拿到一张受理回执。后来钱追回来一点,不多。那时她就知道,等可以,但不能两手空空地等。
现在她不慌了。
第七天,工地上复工了。钢筋班、水电班都开工了。太阳出来,工地上一片忙碌。李彩玲六点半上塔吊,一直干到下午五点半。下班的时候,周建军喊她去吃面,说晚上改善伙食,劳务老板请客,牛肉面。她说不去了,回宿舍。她其实想去趟超市,买点东西。她儿子下个月过生日,她想给他买双鞋。
走到工地门口时,碰见孙经理。孙经理从车里出来,笑着打招呼:“李师傅,下班了。”
她点点头:“嗯,下班了。”
孙经理说:“这个事儿,别往心里去啊。工地就是这样,各有各的难处。”
李彩玲说:“孙经理,我干了七年了。您的难处我理解。我就一句话,干一天活,拿一天钱。到哪儿都是这个理。”
孙经理笑了笑,说:“是,是这个理。”
她迈开步子走了。风还在吹,卷着工地上特有的铁锈味和水泥味。她穿过马路,走到对面超市。超市门口有个卖卤肉的摊子,飘着香味。她没买,直接进去了。在鞋柜前站了很久,挑了一双灰蓝色的运动鞋,拿在手里看了半天,又放回去,挑了双黑色的。尺码42,她儿子脚长得快,去年还穿40的。
付了钱,她拎着鞋出来。天已经暗了,路灯亮起来。她站在路边,忽然觉得累。不是那种干了一天活的累,是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之后的松软。她掏出手机看了看,工资到账那条短信还亮着。
她找到丈夫的微信,打了几个字:“工资发了。明天给你打三千,家里先用着。”
想了想,又加了一句:“鞋买好了。”
然后她抬起头,朝宿舍的方向走去。身后,工地的塔吊亮着灯,像一根插在夜空里的标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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