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本文转自：人民日报
张倩仪
古代服饰研究是沈从文的又一个边城故事。
上世纪50年代，沈从文改行做文物研究，将他一直以来抱有浓烈兴趣的手工艺，变成后半生的主要关注对象。他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编目录、写文物说明。许多熟人见到他在重大展览时做讲解，他们不知道，更多时候他是一个人守在午门西朝房，等待为参观者讲解常设陈列品。
1953年，年逾半百的沈从文和23岁的王㐨就是在这个场合第一次遇上。
40多年后王㐨在自述录音里讲到这件事，一切还是历历在目。他当时是抗美援朝志愿军战士，因为停战，请假到北京，在天坛、故宫等地参观游览。这天，他一个人在午门看历史博物馆的展览，看完东朝房的人类社会发展史，来到展陈历代出土文物的西朝房。
王㐨回忆说，刚一进门，一个穿着白衬衫的五十来岁的人就站起来，跟着他看，然后就给他讲。那是一个展有几十面唐宋铜镜的柜子，光这个柜子就给他讲了两三个小时。年轻的王㐨非常感动。两个人约好了第二天再来看。就这样，一个星期才看完西朝房的展览。“我一直没有问陪我看展览的这么博学的一位老先生是什么人、什么名字，越来越不好问。到分手的时候就非问不可啊”，当听到回答是“沈从文”时，王㐨大吃一惊。
自此以后，王㐨视沈从文为启蒙导师，两人展开了35年绵密的师友情谊，直至沈从文去世。
60年代初，沈从文着手做中国服饰研究。后因为“文革”，多年积累的图书、卡片被抄没，下放干校，搬了六次家，身体不止一次出毛病。经受连番打击，他未肯放弃，在没有参考资料的情况下，凭记忆增补修改服饰研究一书的内容。
1972年初，他终于从干校回京，像跟时间竞赛似的，立即开工跑旧书店，重新搜罗图册和工具书，不到一个星期就把东堂子胡同的斗室塞满了。所有去过这斗室的人都为眼前的景象而目瞪口呆。只见桌上、书架上，甚至地上都堆着图册书籍，还有无数牛皮纸袋，里面塞满文稿；他不管图册价钱，把书拆散，以便把图片分门别类，连同他随想随贴的资料字条，以及装了资料的牛皮纸袋，或钉或贴到四壁伸手可及的墙上。墙不足，窗也利用上，室外的光线无法进来，于是白天也要开着白炽灯。写字时，把桌子上的书推一下，挤出空间来。床也当书架用，没有人知道他是怎样睡觉的。他早上5时就起来写作，有时甚至灯光整夜不息。
王㐨因为沈从文而进了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考古所。1972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惊世发现中，他大展身手，总结出一套织物提取保护的方法。而王亚蓉呢，要到1975年才首次拜会沈从文。她比沈从文小40岁，跟王㐨也差了12岁，本来是设计玩偶的美工人员，后来在沈从文的指导下，为服饰研究之书画了数以百计的小图。
王㐨和王亚蓉的生命轨迹因沈从文而不一样，沈从文的晚年心境也因为他们两人而少了一点苍凉。如果他们三人没有相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未必能完成，王㐨不会成为中国纺织考古学科的开创者，王亚蓉恐怕也不会以“绝学”学科带头人的名声闻于天下。热忱和奉献，让三个人的命运都改变了。
作为沈从文的文学代表作，《边城》以人情、风土之美，令读者萦回。僻处一隅的边城，蕴藏世人难知的美，要由甘于淡泊的热心人去发掘。沈从文后半生耕耘的文物和服饰研究，是他的另一座边城，他靠着和青年时代一样的惊人毅力，才让世人晓得这片新园地的美。
沈从文曾给表侄黄永玉三点切身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他自己切切实实地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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