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请了个割麦姑娘，收工后她问我爹：叔叔，他有对象没有

那年麦黄时

一九八六年的麦收，比往年晚了小半个月。

按说五月底就该开镰，可那年倒春寒，麦子灌浆慢，硬是拖到了六月中旬。日头一天毒过一天，公社大喇叭天天在播天气预报，说是有干热风，让各队抓紧抢收。

我家在豫东平原上的小刘庄，全村三千来口人，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那几年刚刚包产到户不久，家家户户劲头足得跟牛犊子似的，地里的草都锄得干干净净，生怕比别人家少打一颗粮。

我爹叫刘满囤，那年四十七，是村里数得着的庄稼把式。我娘走得早，我八岁那年她就病故了，撇下我爹和我，还有三间砖瓦房、六亩半地。我爹没再娶，一个人把我拉扯大。我哥刘建设比我大五岁，早几年去县里念了师范，毕业分在乡中当老师，算是跳出了农门。

那年我二十一，高中毕业后没考上大学，回家跟着爹种地。我爹嘴上不说，心里憋着劲，想把日子过出个样子来。开春的时候，他又包了邻村外出打工人家的四亩荒地，加上自家的，统共十亩半，清一色种的全是豫麦二号。

站在地头望过去，那麦浪金黄金黄的，风一吹，沙沙响，像一片流动的绸缎。我爹掐了个麦穗，放在手心里搓了搓，吹掉糠皮，捏出几粒饱满的麦仁放进嘴里嚼了嚼，脸上露出满意的神色。

“今年这麦，成了。”他说。

可天不等人。麦子熟到九分，再不割，一场风一场雨，一年的辛苦就要掉一半。我爹掰着指头算了算，光靠我们爷俩，十亩半麦子至少得割五六天。那时候村里的小型收割机还没普及，家家户户都靠人工，想请人帮忙都不好请，谁家不忙着自己地里的活？

“找个麦客。”我爹在饭桌上说。

我扒拉着碗里的面条，没吭声。麦客，就是那些外乡来的割麦人。每年麦收时节，他们成群结队地沿着公路走，自带镰刀，给哪家割哪家，按亩算钱，管吃管住。我爹往年从不请麦客，他说自己地里那点活，不费事。可今年地多了，他到底松了口。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爹骑上他那辆二八大杠，去乡里的“人市”上找麦客。所谓人市，其实就是乡政府门口那条土路，麦收期间，麦客们三五成群地蹲在路边，身旁放着磨好的镰刀和卷成卷的铺盖。雇主来了，谈好价就领走。

我那天没跟着去，在家磨镰刀。磨刀石是青灰色的，用了十几年，中间都凹下去了。我蘸着水，把自家那几把镰刀仔细磨了一遍，刀刃在晨光里泛着青白的光。

日头升到树梢的时候，我爹回来了。自行车后头跟着一个姑娘。

那姑娘看上去二十岁上下，个不高，扎着两根辫子，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子挽到胳膊肘，露出两截被太阳晒成小麦色的手臂。她胳膊下夹着一个花布包袱，肩上挎着一个旧帆布包，走得不紧不慢，眼睛却不住地打量着我们家的院子。

我爹把自行车支好，朝我喊：“建设他弟，出来一下。”

我放下镰刀，从堂屋里走出来。我爹指着那姑娘说：“这是小周，周麦香，从安徽阜阳过来的。今年帮咱们收麦。”

我“哦”了一声，不知道说什么好。那姑娘倒是大方，冲我笑了笑：“你好。”

她笑起来很好看，眼睛弯弯的，左边嘴角还有一个小酒窝。我长这么大，跟姑娘说话超过三句的次数屈指可数，脸一下子热起来，支吾着说：“你……你先把东西放屋里吧。”

我爹安排她住在东厢房。那间屋以前是我哥住过的，后来他搬去学校，就一直空着。屋里收拾得还算干净，一张木床，一个旧柜子，窗台上还摆着几个掉了漆的搪瓷缸子。

周麦香把包袱放下，从里面抽出一把镰刀。那镰刀跟我们的不一样，刀柄短一些，弯一些，刃口磨得极亮。她拿在手里掂了掂，又取出一个磨刀的小石条，在门口的石阶上坐下，一下一下地打磨刀刃。

我爹走到她跟前，问：“姑娘，你一个人出来的？”

周麦香抬起头，手上的动作没停：“跟我几个同乡一块出来的。他们在刘家集那边找着活了，我走得慢，就剩我自己了。”

我爹皱了皱眉：“你一个姑娘家，咋干得了这活？割麦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周麦香低下头，继续磨刀。过了好一会儿，她才说：“叔，您别小看人。我从十二岁就开始割麦，俺们家八亩地，就靠我跟我爹两个人收。我比那些男的割得还快。”

我爹没再说什么，从屋里拿出一个搪瓷碗，给她倒了碗水：“先喝口水。等会儿去地里看看。”

周麦香接过碗，咕咚咕咚喝了个干净。她把碗还给我爹，用手背抹了抹嘴，说：“叔，咱这就下地吧。麦子不等人。”

那天上午，我们三个人站在了我家那块最大的地头。四亩半，麦浪翻滚，一眼望不到边。我爹和周麦香并排走在前面，我跟在后头。我爹割麦是一把好手，弯腰、搂麦、下刀、转身、码堆，一气呵成。周麦香跟在他旁边，竟然毫不落下风。她的动作更轻巧一些，但节奏极稳，麦茬割得齐整，麦捆码得紧实。

我有些不服气，加快了速度。可没割几垄，腰就酸得直不起来了。我爹回头看了我一眼：“你搁后头慢慢来，别逞能。”

周麦香也回过头，朝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没有嘲笑的意思，反倒有几分鼓励。我心里那点别扭劲忽然就散了，深吸一口气，又弯下了腰。

那天的活干得顺。到天擦黑的时候，四亩半地割了将近一半。回家的路上，周麦香哼着小曲，声音轻轻细细的，听不出词，但调子很好听。我爹走在前面，我推着独轮车走在后头，车上堆着几捆麦子。晚风从西边吹过来，带着麦香和泥土的腥气，吹得人心里舒坦。

晚饭是面条，我做的。手艺一般，面条擀得粗细不匀，卤子也咸了。可周麦香吃得香，呼噜呼噜一碗下肚，又添了半碗。我爹看着她，眼里有了一丝笑模样。

“姑娘，你家里几口人？”我爹问。

周麦香放下碗，沉默了一会儿，说：“就我跟我爹。我娘走得早，我哥去年结了婚，分出去单过了。”

我爹“嗯”了一声，没再往下问。我坐在旁边，忽然觉得周麦香跟我们家的距离一下子近了。我也是没娘的孩子，我爹也是一个人。这姑娘看着爽利，可眼里有一层淡淡的愁，藏得深。

第二天继续割麦。日头比前一天更毒，地里的热浪蒸得人喘不过气来。我割到一半，嗓子眼干得冒烟，正想去找水喝，周麦香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我身边。

“给。”她递过来一个军绿色的水壶。

我接过水壶，壶壁凉丝丝的，显然刚灌过井水。我仰起脖子喝了几口，清凉的水顺着喉咙淌下去，整个人都精神了。我把壶还给她，想说谢谢，她却已经转身走了，继续弯下腰割她的麦。

我看着她弓起的脊背，心里泛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她的蓝布褂子被汗浸透了，贴在背上，显出年轻姑娘特有的线条。我赶紧收回目光，弯下腰继续干活，心里却扑通扑通跳得慌。

第三天傍晚，十亩半麦子全割完了。麦捆码在场上，一垛一垛的，像一座座金黄色的小山。我爹坐在场边抽烟，周麦香在井台边洗脸。落日的余晖照着她的侧脸，把她的轮廓勾出一道金边。

她洗完脸，走过来，坐在离我爹不远的地方。我正往独轮车上绑空麻袋，准备把麦捆往家里拉。

“叔，”周麦香忽然开口，“问您个事。”

我爹吐出一口烟：“啥事？”

周麦香低着头，两只手绞着那根已经磨得起毛的包袱绳。过了好一会儿，她才抬起头，声音不高，却清清楚楚：“你家建设他弟，有对象没有？”

我爹夹烟的手顿住了。

我站在独轮车旁，像被人兜头泼了一盆凉水，又像被人一把推进了火炉。全身的血都往脸上涌，耳朵里嗡嗡的，什么也听不见。

周麦香问的是我。

她问我有没有对象。

我爹沉默了几秒钟，把手里的烟蒂在地上按灭，抬起头，眯着眼看向远处的麦田。晚风从麦茬地吹过来，带着干草和泥土的气息。

“还没有。”我爹说。

周麦香松了一口气的样子，脸上又露出了那个有酒窝的笑容。她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说：“那中。我去帮你们装车。”

她从我身边走过的时候，侧过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轻很轻，却像石子投进池塘，在我心里漾开一圈又一圈的波纹。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西屋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月光从窗户缝漏进来，在墙上投下一条窄窄的光带。我脑子里全是周麦香的样子：弯腰割麦的背影、递水壶时微凉的手指、还有那句“有对象没有”。

我爹住在堂屋，东厢房的灯也早熄了。夜很静，静得能听见老鼠在屋顶梁上跑过的声音。我索性坐起来，光着脚走到窗前，看外头的月亮。那月亮圆圆的，挂在院子里的老槐树顶上，像一面刚磨好的镰刀。

麦子拉完了，接下来是打场。那时候村里还没有脱粒机，打场用的是石磙碾。把麦捆摊在场上，套上牛，拉着石磙一圈一圈地转，直到把麦粒碾下来。这是一个磨人的活，也是个需要力气的活。

我爹本来打算自己干。可周麦香说：“叔，我都来了，多干几天没事。你给的工钱，我给不出去，心里不踏实。”

我爹拗不过她，就让她留下帮忙。那几天，天刚亮就上工，一直干到半夜。周麦香顶个草帽，脸晒得黑了一圈，可精神头一直很足。她干活不惜力，又肯学，什么活一上手就会。

有一次，我赶着牛在场上一圈圈地转，周麦香在麦堆边翻麦。她哼着那首我听不懂词的小曲，声音软软的，混在石磙碾过麦秆的沙沙声里，像一股清泉从汗津津的日子里流过。

我鬼使神差地开口问：“你哼的是啥歌？”

她回头看我，眼睛亮亮的：“是我们老家的采莲调。你想听？我唱给你听。”

没等我回答，她真的唱了起来。那调子比哼的更婉转，词是方言，我只听懂了“麦浪”“月亮”“小河”几个字。可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那点燥热忽然就安静了下来，连牛都走得慢了些。

唱完了，她歪着头看我：“好听不？”

我点点头，说：“好听。”

她笑了，笑得像地头那朵刚开的野棉花，白生生的，软乎乎的。

晚上收工回家，我爹在堂屋里算账。周麦香在井边洗衣服，我坐在门槛上剥蒜。谁也没说话，可空气里有一种微妙的默契在流动。

周麦香晾完衣服，走到我旁边坐下。她洗了澡，换了件浅绿色的短袖，头发还没干，湿漉漉地搭在肩上。一股淡淡的肥皂香味飘过来，我下意识地往旁边挪了挪。

“你怕我啊？”她忽然问。

“没有。”我说。

“那你躲什么。”她咯咯笑起来，笑得我脸又红了。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反问她：“你就不怕我是个坏人？”

她收了笑，认真地看着我，说：“我看人可准了。你和你爹都是好人。我来了这几天，你们没让我住柴房，没给我吃剩饭，还跟我说家里的事。我长这么大，头一回觉得给人干活也能这么舒心。”

我喉咙发紧，说不出话来。她的话像一根细针，轻轻扎在我心里最软的地方。我娘死得早，我爹不擅长表达，我哥常年不在家，我从小就学会把心事咽在肚子里。可这个刚认识几天的姑娘，三言两语就把我看了个透。

“你……”我憋了半天，憋出一句，“你明天还走吗？”

打场快结束了，按规矩，麦客干完活就该结账走了。

周麦香看着我，眼睛里有光一闪一闪的：“那你想让我走吗？”

我张了张嘴，脑袋里一片空白。我想说不想，可又觉得太唐突。我想说随便，可又怕她真的走了。我活了二十一年，第一次在一个姑娘面前这么笨拙。

“我……”我的声音小得像蚊子哼哼，“我不想你走。”

周麦香的脸红了。她把头低下去，两只手绞着衣角，过了好一会儿才说：“那我不走。我多住几天，帮你把麦子归仓。”

我爹在堂屋里咳嗽了一声，像是在提醒什么。我和周麦香同时站起来，一个往东，一个往西，装作若无其事地各忙各的。

可那天晚上，东厢房的灯亮了很久。我站在西屋的窗前，看见她的影子映在窗户纸上，在月光里晃啊晃。

麦子归了仓，日子却没有立刻回到从前。周麦香住了下来，开始只是说“多住几天”，可住着住着，就住出了家的意思。她每天早上第一个起来，扫院子、喂鸡、烧水做饭，比我还勤快。我爹嘴上不说，脸上却多了几分暖色。

村里人开始议论了。有人在背地里说，刘满囤从人市上领回来的那个安徽妮子，怕是相中了老刘家的小子。也有人说，这姑娘不简单，才来了半个月，就把父子俩吃得死死的。还有人跑到我哥学校去报信，说我爹给我找了个外地媳妇。

我哥刘建设在乡中教书，听了这话坐不住了。一个星期六的下午，他骑了二十里地的自行车回来，进门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

“爹，我听说家里住了个女的？”我哥把我爹拉到一边，压着嗓子问。

我爹正在修猪圈的门，头也不抬：“嗯，是个麦客。活儿干完了，没走。”

“没走？她什么意思？”我哥皱着眉，“这传出去像什么话？不明不白的，街坊邻居怎么看咱们家？”

我爹放下手里的斧子，看了我哥一眼：“人家姑娘孤身一人出来讨生活，想在咱家多住几天，怎么了？你怕啥？”

我哥噎住了。他从小怕我爹，虽然现在当了老师，在乡里也算有头有脸，可在我爹面前，他还是那个被呵斥着写作业的小子。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哥放缓了语气，“我是说……建设他弟还年轻，万一被人骗了怎么办？现在外头骗子多，专门找这种……”

“你住嘴。”我爹的声音不大，但很沉，“你弟二十一了，不是小孩。周麦香是什么人，这半个月我看得比你清楚。她要是骗子，能天天五更就起来喂鸡扫院子？能下地割麦比大小伙子还快？能把你弟那几件破衣裳补得平平整整？”

我哥不说话了。我站在堂屋门口，把他们的对话听了个真切。周麦香在厨房里做饭，锅铲碰着铁锅的声音叮当响，她应该也听见了，但她什么都没说。

那天晚饭吃得很沉默。我哥没再提让周麦香走的事，但脸色一直绷着。周麦香照常给大家盛饭，只是话比平时少了。我爹也沉着脸，只吃了一碗就放下筷子。

吃完饭，我哥把我叫到院子里。

“建设他弟，你老实跟我说，你是不是喜欢那姑娘？”

月光照在我哥脸上，他比离家时胖了些，戴着副眼镜，斯文了不少。我看着他，心里忽然生出一股勇气。

“是。”我说。

我哥叹了口气：“你了解她吗？她知道咱家什么情况吗？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她为什么一个人跑出来？这些你都问清楚了吗？”

我一个都答不上来。我承认，我什么都没问过。这些天我光顾着偷偷看她，光顾着心里那点甜丝丝的慌乱，从来没想过更远的事。

我哥见我不说话，又叹了口气：“我不是反对。你要真喜欢她，先把这些弄清楚。还有，你得跟爹商量。结婚是大事，不能稀里糊涂的。”

我点点头，心里沉甸甸的。

第二天，周麦香正在院子里晒麦子。我走过去，从她手里接过木锨。

“我来。”

她没松手，抬头看着我：“你哥是不是不喜欢我？”

我摇摇头：“没有。他就是……担心。”

周麦香把木锨递给我，在旁边坐下。她穿着我第一次见她时那件蓝布褂子，只是补了几个补丁。阳光照在她脸上，皮肤黑里透红，眼睛亮堂堂的。

“你也不喜欢我吗？”她问。

我差点把木锨扔到地上：“我……我没有……”

“那你喜欢我？”她追问，歪着头，嘴角的酒窝又露出来。

我站直了身子，看着她。心脏跳得像打鼓，可我知道，有些话再不说就来不及了。

“周麦香，”我一字一句地说，“我喜欢你。从你问我爹那句话起，我就喜欢上你了。”

她的脸一下子红了，红得能滴出血来。她低下头，过了好一会儿才小声说：“我也是。我那天问你爹，就是因为我喜欢上你了。”

我放下木锨，走到她面前蹲下。我们的影子在麦粒上映成两个挨在一起的暗影。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我问。

她的笑容僵了一下。过了几秒钟，她才开口，声音低低的：“我爹。身体不好，老毛病，一入冬就喘。我哥……我哥去年娶了媳妇，把我跟我爹从家里赶出来了。”

我愣住了。我没想到她的情况比我们家还糟。

“你们现在住哪儿？”

“阜阳老家，我二叔的一间偏房。”她抿了抿嘴，眼睛里有泪光闪了一下，“我出来做麦客，是想攒点钱，回去给我爹抓药。再……再攒点，盘个自己的地。”

我握住她的手。她的手粗糙，全是老茧，还有几道新磨的水泡。我没有说话，只是握住。她也没有抽回去，任由我握着。麦粒在太阳底下散发着温热的气息，院子里的老槐树投下一片浓荫，正好落在我们身上。

我把周麦香的事告诉了我爹。我爹听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人家姑娘不容易。你既然稀罕她，就把她当成自家人。她爹的病，咱们一起想办法。”

我嗓子眼里像堵了团棉花。我爹这辈子最不会说的话就是漂亮话，可他这句话，比什么都实在。

过了两天，我哥又回来了。这次他没绷着脸，还从学校食堂带了几斤肉。晚饭后，他把周麦香叫到堂屋，当着我爹和我的面，说：“麦香，之前我说话不中听，你别往心里去。我打听过了，你确实不容易。以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周麦香愣住了。她嘴唇颤了颤，眼泪刷地流下来。我爹在旁边咳嗽了一声，把一碗水递过去：“别哭了。你爹的事，回头让建设他弟跟你回去一趟，该治病治病，该接来就接来。”

周麦香接过碗，哭得更厉害了。我站在她旁边，手足无措，最后从兜里掏出一块洗得发白的手帕，塞进她手里。那手帕是我娘留下的，我一直带在身上，从来没给别人碰过。

她攥着那块手帕，抬起头看我。泪眼朦胧中，她又笑了。那笑容像被雨水洗过的麦苗，鲜亮亮的。

那年秋天，我跟着周麦香去了阜阳。

她家在一个叫周家庄的小村子。她爹周老锅住在村东头一间泥坯房里，墙皮剥落得厉害，屋顶盖着黑瓦，有几处用塑料布压着。屋里很暗，一股子草药味混着霉味。她爹躺在床上，瘦得皮包骨头，但眼睛还算有神。

“爹，我回来了。”周麦香把包袱放下，走到床前。

周老锅看到我，混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警惕：“这后生是……”

“他叫刘建设，”周麦香说，“河南的。我……我对象。”

周老锅盯着我看了半天，忽然笑了。那笑扯得他脸上的皱纹更深：“好，好。我闺女有眼光。”

我们在周家庄住了三天。我把家里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周老锅说了，说我爹会种地，我哥是老师，我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肯下力。周老锅听得很认真，最后说：“我这身体……拖累她了。”

“叔，”我走到床前，握住他那双枯树枝一样的手，“您跟我回河南。我爹说了，以后有我们一口吃的，就有您的。麦香她……她离不开您。”

周老锅的眼圈红了。他把脸别过去，肩膀微微抖动。周麦香站在门口，捂着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回河南那天，是个大晴天。我骑着我爹的自行车，后座载着周麦香，周老锅坐在我哥借来的毛驴车上。出了周家庄，上了大路，两边的地里有农民在种冬小麦。新翻的泥土泛着潮湿的黑色，空气里有青草和粪肥混合的味道。

周麦香在后座轻声说：“刘建设，谢谢你。”

我蹬着车，头也不回：“谢啥。以后就是一家人。”

风从身后吹来，把她的头发吹到我脖子上，痒痒的。我蹬得更快了，像要把这崭新的日子甩在身后，又像在朝着它拼命跑。

到家那天，我爹站在村口等着。他看见我们，远远地迎上来，先跟周老锅握了手，然后接过我手里的车把，说了句：“回来了就好。”

周老锅住进了东厢房，我爹搬到了堂屋的小隔间里。周麦香住了西屋，就在我隔壁。一墙之隔，我有时候晚上能听见她翻身的声音，还有她给周老锅倒水喂药时细细碎碎的响动。这些声音让我的心安定下来，像一颗麦粒落进了温暖的土里。

第二年开春，麦子返青的时候，我和周麦香领了结婚证。

没有办酒席，就请了村里的几位长辈和几个要好的邻居，在我家院子里摆了三桌。菜是我爹和周麦香一起做的，有鱼有肉，还有从供销社打来的散酒。周老锅坐在上首，笑得合不拢嘴。我哥从学校赶回来，帮着招呼客人，忙前忙后，比办他自己的事还上心。

那天晚上，客人都走了。我爹喝得有点多，坐在院子里抽烟。我和周麦香把残席收拾了，坐在他旁边。

“爹，我想跟您说个事。”我鼓起勇气。

我爹斜眼看我：“啥事？”

“我跟麦香商量了，想把村东头那块沙土地也包下来，种西瓜。那地便宜，就是得下功夫改土。您看……”

我爹没说话，吸了口烟。烟头在夜色里一明一灭，像一只疲倦的萤火虫。

“种啥都行。”他最后说，“只要你们小两口齐心，我就不操心了。不过有一条，不能荒了麦子。”

我点头：“那肯定。麦子是根本。”

周麦香在旁边笑：“爹，您放心。他要是敢不好好种麦，我第一个不答应。”

我爹笑了。那笑容在夜色里看不分明，但我知道，那是真的高兴。

又过了两年，周老锅去世了。那年冬天，他的肺病突然恶化，送到县医院也没能抢救回来。走的时候，他拉着周麦香的手，又拉着我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好……好日子……替我……替你爹……”

周麦香哭得昏天黑地。我搂着她，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了一整夜。那夜的月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地上，白惨惨的。

可天还是亮了。

我们从医院出来，太阳红彤彤地挂在天边。周麦香靠在我肩上，眼睛红肿得睁不开。我搀着她走在县城的街道上，路边的早点铺子冒着热气，油条在油锅里翻滚，发出滋啦滋啦的声响。

“刘建设，”周麦香哑着嗓子说，“我想吃油条。”

我停下脚步，去买了两根油条一碗豆浆。她就站在路边吃，一边吃一边掉眼泪。我站在她面前替她挡着风，看着她把那碗豆浆一点一点喝完。

“以后日子还长。”我说。

她抹了把嘴，抬起眼看我。阳光落在她脸上，照出那些细密的泪痕。

“我知道。”她说，“就是舍不得我爹。他苦了一辈子，还没享到福。”

我把她手里的空碗接过来，没再说话。有些苦，只能自己咽。有些泪，只能自己流。可两个人一起扛，总比一个人强。

后来我们又种了两年地。沙土地改成了瓜田，头一年就大丰收。我爹在村口盖了间新房，又给我添置了一辆二手拖拉机。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村里那些当年说闲话的人，如今见了面都亲热地叫“建设家的”。

而我哥刘建设，在乡中教了八年书后，调到了县教育局。他在城里有了房，娶了个当护士的嫂子。每到周末，他就骑着摩托车回村，给我们带些城里的新鲜玩意。周麦香跟嫂子处得好，两个人像亲姐妹一样。

我爹老了。背驼了，牙也掉了几颗。可他闲不住，每天都在地里转悠。有时候我去找他吃饭，就看见他蹲在麦田边，像一尊被风吹日晒多年的石碑。

“爹，回家吃饭了。”

他慢慢站起来，拍拍膝盖上的土，跟我往家走。走到村口的时候，他会停下来，抬头看看天，然后说：“明天又是个好天。”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天高云淡，麦浪金黄。周麦香站在院子里，怀里抱着我们刚满周岁的儿子，正冲我们招手。那孩子长得像我，也像她，笑起来嘴角有一个浅浅的酒窝。

又到了麦收时节。

我开着拖拉机从地里往回拉麦子，周麦香坐在副驾驶上，怀里抱着孩子。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落在那条走了无数遍的乡间土路上。风吹过来，带着麦香和泥土的气息，还有周麦香身上那股熟悉的、干净的香皂味。

她忽然侧过头，问我：“刘建设，你记不记得那年我割完麦子问你爹的话？”

我笑了：“记得。你问我爹，我有没有对象。”

她也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那你知道我为啥那么问吗？”

“为啥？”

她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孩子，声音轻轻的：“因为那天下午你帮我扛麦捆，你也不说话，就闷着头扛了一趟又一趟。我走在你后头，看见你后脖颈晒得黑红黑红的，全是汗。那时候我就在想，这男的，踏实。我想跟他过日子。”

我把拖拉机停在路边，转过头看她。她还是当年那个割麦的姑娘，只是眼角多了两条细纹，皮肤更黑了。可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

“周麦香，”我说，“我这辈子最走运的事，就是那天我爹把你领回了家。”

她笑了，笑容里带着泪光：“我也是。”

远处，我爹站在地头，手里的镰刀在夕阳下闪着光。他朝我们这边望了一眼，然后弯下腰，继续割他的麦子。

风从田野上刮过来，把所有的汗水和泪水都吹干了。只有那一片又一片的金黄，在天边铺展开去，像一张温热的、永不知疲倦的毯子，盖住了过往的苦，也裹住了往后的甜。

而我握着周麦香的手，像握着一把沉甸甸的麦穗。那是生活最诚实的馈赠，用一整年的风雨换来的饱满与踏实。

那年麦黄时，她来问我爹。二十多年后的麦黄时，我依然记得那个黄昏，记得她低头绞着包袱绳，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叔，你家建设他弟，有对象没有？”

那是我这辈子听过最好的问题。

日子像地里的麦子，一茬一茬地收，一茬一茬地长。

儿子刘麦子五岁那年，我们家出了件大事。那天晌午，我正开着拖拉机从瓜田往家拉西瓜，远远看见村支书急乎乎地往我家跑，我心里咯噔一下，油门一拧，车头差点扎进路边的水沟里。

“建设，快！你爹在地里晕倒了！”

我扔下拖拉机就往地里跑。麦子已经长得齐腰高了，绿油油的一片，风吹过来，麦浪起伏。我爹就倒在麦田正中间，脸朝下，一只手还攥着一把刚拔下来的野燕麦。我哥从县里赶回来的时候，我爹已经被送进了乡卫生院。医生说是脑溢血，要立刻转县医院。

手术做了四个多小时。我和我哥在手术室门口守着，谁也没说话。周麦香带着刘麦子从家里赶来，手里拎着一兜子鸡蛋和几件换洗衣裳。她站在走廊里，怀里的孩子睡得正香，她自己却脸色惨白，嘴唇干裂。

“没事的。”我走过去，搂住她的肩，“爹身体底子好，扛得住。”

她点点头，把脸埋进我胸口。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在轻轻发颤。我这才意识到，这个跟着我过了五年的女人，早已把我爹当成了自己的亲爹。甚至比亲爹还亲。周老锅走后，我爹填补了她心里那个空出来的位置。

手术还算成功，但我爹的左半边身子不太听使唤了。医生说，往后得好好养着，地里的重活是干不了了。我爹醒过来的第一句话就问：“麦子地里的草，除完了没有？”

我哥红着眼睛说：“爹，您就安心养病。地里的事有我弟和麦香呢。”

我爹皱了皱眉，没说话。他费力地抬起右手，指了指窗外。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是医院后院的一棵老杨树，枝叶茂密，遮住了大半个窗户。有风从外面吹进来，树叶沙沙响，像老家地里的麦浪声。

“该收麦了。”我爹说。那声音很轻，轻得像是从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

那年麦收，我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周麦香跟着我一起下地，刘麦子就搁在地头的凉席上，旁边放着一个军用水壶和一袋饼干。我跟周麦香并排割麦，一人几垄，谁也不落下。那时候村里已经有了小型收割机，几户人家合着请一台，一天能收几十亩。可我们家那十亩半地，我还是坚持用镰刀割。

“用机器多快啊。”我哥周末回来帮忙，满头大汗地说。

我摇摇头：“爹这地种得精细，机器割，麦茬太高，还容易把麦粒打碎。咱这麦种好，留着自己吃的。”

我哥看着我，好像重新认识了我这个弟弟。他没再说话，弯下腰跟着我们一起割。

那年的麦子，是我记忆里割得最慢的一次。可奇怪的是，心里并不觉得累。夜里有露水，麦秆发软，我们就趁中午日头最毒的时候干。汗珠子砸在土里，滋滋地响。刘麦子有时会跑过来，递给我一块化了半边的冰糖，那甜味从舌尖一直渗到心里。

麦收结束那天，我带着周麦香和儿子去医院接我爹出院。我爹坐在轮椅上，人瘦了一圈，但精神好了很多。路过麦田的时候，他忽然说：“停一下。”

我停下手推车。我爹看着窗外的麦茬地，看着那些被打包得整整齐齐的麦垛，看了很久。然后他抬起能动的右手，指着远处说：“回家。”

我爹回家后，脾气变得有些古怪。有时候他坐在院子里，一看就是大半天，谁跟他说话也不理。有时候他又特别暴躁，把拐杖在地上杵得咚咚响，嘴里含含糊糊地骂着什么。周麦香端饭过去，他不吃；我给他洗脚，他把水踹翻。

只有刘麦子能让他笑。那孩子在他爷爷跟前跑来跑去，一会儿学鸟叫，一会儿翻跟头，我爹就咧着嘴乐，口水从嘴角流下来，自己也不知道擦。

有天晚上，我把我爹背进屋里，给他擦洗身子。他忽然抓住我的手，力气大得吓人。他盯着我的眼睛，嘴张了半天，挤出几个字：“建设，我废了。”

我鼻尖一酸，差点掉下泪来。我反握住他的手，说：“爹，您没废。有您在，这个家才像个家。您就好好活着，看您孙子长大，看咱们家越过越好。”

我爹不说话了。他松开手，闭上眼睛。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轻轻叹了口气，像是把什么沉重的东西从胸腔里卸了下来。

从那以后，他慢慢好了起来。虽然没有完全恢复，但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走走，也能跟邻居老头们下下五子棋了。他不再闹脾气，每天早早起来，坐在大门口，看着我们出门下地，看着我们傍晚收工回家。他的眼睛浑浊了，可那目光里有光，那种光我以前见过，是麦子在阳光下泛出的金黄。

刘麦子上小学那年，村里开始大面积推广机械化种田。种了半辈子地的老把式们，有不少人不甘心，说机器种的麦子没有灵魂。我爹听了，在门口笑了大半天。

“傻话。”他说，“地还是那块地，麦子还是那个麦子。只要人心不懒，种出来的东西就不会差。”

我觉得他说得对。到了九月，我也把家里的地交给了农机合作社。拖拉机、收割机、播种机，什么都有，一亩地收的钱也不多。我腾出手来，在村口开了个小型的粮食加工点，帮乡亲们磨面、碾米。周麦香在加工点旁支了个摊，卖点馒头、花卷和手工面。生意不温不火，但细水长流。

日子就这么安安稳稳地过下去。刘麦子一天天长高，模样越来越像我，性格却比他娘还开朗。他嘴甜，见谁都喊，村里老老少少都喜欢他。我爹最疼这个孙子，有什么好吃的都给他留着。刘麦子上学后的第一个暑假，我爹拄着拐杖，领着他去地里看麦子。

那时候正是麦收刚过，地里只剩下光秃秃的麦茬。刘麦子问：“爷爷，麦子呢？”

我爹说：“收走了。变成面了，变成馍了。”

刘麦子“哦”了一声，似懂非懂。我爹又指着远处说：“你爹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也跟在我后头问这问那。那会儿咱们家还没这么多地，你曾祖还在，家里的麦子得用牛车拉。一晃几十年过去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很平静，像在说别人的事。我站在不远处的田埂上，看着这一老一小两个背影，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动。麦子割了一茬又一茬，人换了一代又一代。可有些东西，一直没变过。

刘麦子十岁那年，我哥刘建设在城里出了事。

也不是什么大事。他当上了县教育局的副局长，应酬多了，人胖了一圈，体检报告上全是箭头。嫂子打电话回来说，我哥有一次开会时突然头晕，从讲台上栽了下去，送到医院一查，血压高得吓人。

我赶到县医院的时候，我哥正躺在病床上，鼻子上插着氧气管。他看到我，费力地笑了笑：“没事，死不了。就是累的。”

我在床边坐下，看着他。他比我大五岁，可这会儿看起来像老了十五岁。头发稀了，眼袋重了，脸上全是疲态。

“哥，”我说，“回来住一阵子吧。家里有地，有面，有麦香蒸的大馒头。我保准你住一个月，啥毛病都没了。”

我哥没说话，只是看着天花板。过了很久，他小声说：“建设，哥这些年……把自己弄丢了。”

那天我在医院陪了他一夜。我们哥俩聊了很多，从小时候在麦田里追蜻蜓，说到爹生病后家里的不容易，再说到现在他那些推不开的酒局和会议。我哥说，他有时候早上醒来，不知道自己躺在哪张床上，不知道今天要见谁、喝什么酒。

“我想家了。”他说。

我握住他的手：“想家就回来。咱家地里的麦子刚种上，出苗可好了。你回来看看。”

我哥出院后，真的回来了。他请了半个月的假，住在老屋里，天天跟着我下地看麦苗。他穿着旧运动鞋，踩在松软的土地上，像变回了当年那个刚从乡中毕业的年轻老师。晚上，周麦香炒了几个菜，我爹难得地喝了两盅白酒，脸上红扑扑的。

“还是家里好。”我哥说。

我爹白了他一眼：“知道就好。”

全家人都笑了。那笑声在夜风里传出去，惊动了院子里老槐树上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在月光里打旋。

那几年，是我们家最安稳的几年。我爹身体虽然不如从前，但精神头越来越足。他每天拄着拐杖去村口坐坐，跟人聊天，有时候还帮邻居看孩子。刘麦子上了初中，成绩不错，尤其喜欢历史，天天缠着爷爷讲以前生产队的事。我爹讲着讲着，就讲到了割麦、打场、交公粮，讲到了那些再也回不去的年月。

“那时候苦啊。”我爹说，“一天到晚腰都直不起来。可那时候人跟人近，谁家缺了粮，说一声，邻家就匀一斗。”

刘麦子睁大眼睛听，像在听天书。我坐在旁边，心里却清清楚楚。那些苦日子是真的，可苦日子里的甜，也是真的。就像当年那个割麦的姑娘，从人市上走到我家地里，从陌生走到熟悉，从一季的麦客变成了一生的家人。

又过了几年，刘麦子高中毕业，考上了省城的大学。通知书下来那天，我爹把拐杖扔了，硬撑着站起来，在院子里走了三圈。周麦香在厨房里偷偷抹眼泪，我站在门口，看着那张红彤彤的录取通知书，想起自己当年落榜时的失落。可所有的遗憾，都在儿子身上补了回来。

送刘麦子去学校那天，我和周麦香坐了一夜的长途车。到了省城，看着大学门口的人山人海，我们两口子像两个进了大观园的老农民，手足无措。刘麦子却像个大人一样，背着书包，拉着行李箱，熟练地办好了入学手续。

“爸，妈，你们回去吧。”他说，“我能行。”

周麦香不肯走，在宿舍楼下站了很久。她说：“麦子，你记得吃饭。别不舍得花钱。有啥事给家里打电话。”

刘麦子笑着点头：“知道了妈。您和我爸也注意身体。别太累了，地里的活，交给机器就行。”

我拍拍他的肩膀，说：“好好念书。”

刘麦子忽然抱了我一下。那孩子比我高了半个头，胳膊结实有力。我愣了一下，然后用力回抱他。周麦香在旁边笑，眼里却噙着泪。

回程的车上，周麦香靠在我肩上睡着了。我望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心里有骄傲，也有失落。儿子长大了，飞走了，家里又只剩下我和她，还有越来越老的父亲。

可我知道，这是他该走的路。就像麦子熟了，总要归仓。就像种子落了，总要发芽。

刘麦子上大学的第二年，我爹走了。

那是一个深秋的早晨。我像往常一样给他端早饭，推开门，看见他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脸上带着笑，像做了什么好梦。我喊了一声“爹”，没应。我走近了，把手放在他鼻子下面，已经没了气息。

他就那么走了，没有痛苦，没有挣扎。医生说，是心脏衰竭，在睡梦里走的，算是有福气。可我知道，他前一天晚上还跟刘麦子通了电话，问他在学校吃得怎么样，有没有交女朋友。刘麦子说都好，让爷爷保重身体。我爹在电话里笑，说：“等你回来，家里的麦子该收了。”

他终究没等到孙子回来。

丧事办得简单。我哥从县里赶回来，哭得比我还厉害。周麦香守了三天三夜，眼睛肿成了核桃。村里的人都来帮忙，那些看着刘麦子长大的街坊邻居，那些跟我爹在地里并肩干过活的老哥们，都来了。他们坐在灵堂里，说着我爹的往事，说他的倔，说他的好，说他这一辈子没亏欠过谁。

出殡那天，天上下着小雨。我抱着我爹的遗像走在最前面，后头跟着长长的队伍。路两边的麦田刚刚翻过，黑油油的，等着播种。雨落在新翻的土里，悄无声息。

我爹葬在了村东的祖坟地里，旁边是我娘。他年轻的时候在这里种过花生，后来改成了坟地。再后来，我娘先住了进去。现在，他去了。

下葬的时候，周麦香忽然蹲在坟前，小声说了句什么。我没听清。后来问她，她说：“我跟爹说，让他放心。咱们家的麦子，我会帮着种好。”

我没说话，只是把她拉起来，搂进怀里。她的头发已经有些白了，染得再勤也遮不住。可我的手臂还跟当年一样，愿意为她挡住所有风霜。

刘麦子没能赶回来见爷爷最后一面。等他放假回家，爷爷的坟上已经长出了新草。那天傍晚，我带着他去了坟地。他在坟前跪下，磕了三个头，然后从书包里掏出一把麦穗，放在墓碑前。

“爷爷，我在学校做了个研究，关于豫麦品种改良的。”他说，“我想，您一定会喜欢。”

我蹲下来，摸着那些饱满的麦穗。夕阳照在麦穗上，金灿灿的，像极了当年我爹站在地头时，眯起眼睛看的那个颜色。

“你爷爷会高兴的。”我说。

刘麦子抬起头，眼睛红红的：“爸，您说，爷爷走的时候，痛苦吗？”

我摇摇头：“不痛苦。他走得安详。你爷爷这辈子最怕的不是死，是给咱添麻烦。”

刘麦子的眼泪滚下来。他用力擦了一把，站起来，望着远处的麦田。风从田野上吹过来，带着泥土和麦草的气息。那风里，有我爹的影子，有周老锅的影子，有所有在这片土地上弯腰流汗的人们的影子。

又一年麦收。我站在地头，看着联合收割机轰隆隆地开过去，金黄的麦粒像瀑布一样流进车厢。周麦香戴着草帽站在我旁边，她的侧脸在阳光下依然好看，只是添了风霜。刘麦子毕业了，留在省城工作，打电话回来说，他对象也是学农业的，两个人准备一起回来看看。

我笑着跟周麦香说：“孩子们要回来了。咱们蒸一锅新麦面的馒头，再杀只鸡。”

周麦香笑着点头，眼睛弯弯的。那个酒窝还在，只是深了许多，像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的印章。

收割机开远了，麦田里剩下齐整的麦茬，在太阳下泛着白光。我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一个扎着两根辫子的姑娘站在我爹面前，低着头绞着包袱绳，问：“叔，你家建设他弟，有对象没有？”

那个问题，改变了我的一生。

我回头看了看身后的村庄，炊烟正在升起。我知道，日子还会往前走，麦子还会一茬一茬地种下去。而那个割麦的姑娘，会一直在我身边，从青丝到白发，从麦黄到雪落。

我们手牵着手，朝家的方向走去。身后是辽阔的麦田，头顶是浩荡的天空。

风又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