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吴六次攻打合肥，三国时期究竟结局如何？每次交锋的胜负、战果与最终结果到底怎样？

引言

建安二十年，也就是215年，安徽合肥城外，孙权率领的吴军遇到了一场极不寻常的败仗。东吴兵力并不算少，曹魏守军却没有与之展开长期消耗，而是抓住吴军部署松散的间隙，突然出城突击。张辽带着数百骑兵直扑孙权所在的高处，吴军一度大乱，孙权本人也险些被困在逍遥津附近。

这并不是东吴第一次碰合肥，也不是最后一次。自208年至234年，孙权或亲自率军，或调动大军，前后六度向合肥方向施压。结果却很有意思：有时无功而返，有时遭遇惨败，有时占据人数优势仍旧无法破城。合肥究竟有什么特殊之处？东吴为什么总要打，而曹魏又为何总能守住？

01

合肥不是一座普通城池

合肥地处淮南，是江淮之间的重要节点。往南，可以牵制长江中游与东吴腹地；往北，则能连接寿春、淮河流域，直逼曹魏控制的中原地区。

从地图上看，孙权的江东政权偏安长江以南，天然有一道大江作为屏障。可江东要真正向北发展，不能只守着长江。淮南一带土地平坦，水陆交通交错，既适合大军行动，也适合粮草转运。谁控制这里，谁就有机会把战线推向对方腹地。

合肥正卡在这个位置上。

东吴若能拿下合肥，便可向寿春、谯郡方向扩张，甚至对曹魏的中原防线形成压力。曹魏若守住合肥，便能把吴军挡在淮水以南，同时利用水网、城池和援军体系，持续消耗东吴的进攻能力。

有意思的是，合肥距离孙权经营多年的建业并不算遥远，但从建业到合肥，大军需要经过长江、濡须水、巢湖等水域，再转入淮南陆路。吴军擅长水战，却不代表在淮南平原上同样占优。

更麻烦的是，合肥附近并非只有一座孤城。寿春、汝南、广陵、襄阳等地，都可以成为曹魏调兵的支点。合肥一旦遇险，魏军能够从多个方向驰援。东吴每次出兵，表面上是攻打一城，实际上面对的是一整套防御网络。

孙权不能不打。

但他也很难打下来。

02

第一次碰撞，东吴还在摸底

208年，曹操南下荆州，孙权与刘备在赤壁一带联合抗曹。赤壁之战后，曹操北撤，荆州局势重新分配。孙权没有把全部精力放在长江中游，而是把目光投向了淮南。

这一年，孙权出兵攻合肥。曹魏方面派张辽、乐进、李典等将领守城。关于这次战事，史料记载并不如215年逍遥津之战那样细密，但结果十分明确：东吴没有攻下合肥。

此时的张辽已经不是后来那个突然冲入吴军阵中的名将形象。曹魏在合肥的防守，靠的是城池、守军和将领之间的配合。孙权首次进攻，更多带有试探性质。他要判断曹魏在淮南的兵力部署，也要看看水军优势能否转化为攻城优势。

答案并不乐观。

合肥并非临江大城，吴军的船只无法直接贴近城墙发挥作用。军队上岸之后，便要面对坚固城防和北方骑兵。水军的机动性，在这里被城墙和陆地切断了。

东吴军队退去，合肥第一次守住。

这次进攻虽然没有形成决定性大战，却给后来留下了一个信号：合肥不是一座靠人数就能压垮的城池。孙权若想取胜，必须解决三个问题，如何靠近城池，如何阻断魏军援救，如何在陆地上抵挡曹魏骑兵。

遗憾的是，之后数年，东吴始终没有真正解决这三道难题。

214年，孙权再次进攻合肥。此时刘备已经入蜀，曹操在关中和汉中方向也有军事压力。孙权判断曹魏多线受敌，淮南防守或许出现空隙，于是再次把兵锋指向合肥。

据《三国志》记载，曹操亲自率军前往救援。孙权没有等到决战，便撤军而去。

这里面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节：进攻合肥的难点，从来不是吴军能否抵达城下，而是能否在曹魏援军抵达前完成突破。孙权几次出兵，都受到这个时间限制。攻城战一旦拖长，曹魏的援兵便会从寿春、谯郡等方向赶来，吴军就会从主动进攻转入被动撤退。

214年的撤军，算不上惨败，却说明孙权的基本战略仍未改变。吴军以水军和人数压迫城池，魏军则用坚城拖延时间，等待援兵。

双方的打法，在此时已经逐渐固定下来。

03

逍遥津一战，输的不只是兵力

215年，孙权第三次大规模进攻合肥。这一次，曹操正在汉中与刘备对峙，无法立即抽身。合肥守军数量有限，局势一度相当紧张。

曹操留下的守将是张辽、乐进和李典。张辽判断，吴军数量远多于守军，如果闭门固守，等孙权完成包围，城池很可能陷入被动。于是他根据曹操留下的命令，决定主动出击。

张辽对李典说：“吴军刚刚抵达，阵形还没有完全展开，此时出击，正是时候。”

李典原本与张辽关系并不融洽，但战场上没有私人恩怨的位置。他最终接受安排，率部配合行动。

张辽挑选精锐骑兵，突然冲向吴军前部。吴军尚未完成营垒布置，面对魏军突击，阵形很快被撕开。张辽一路杀到孙权附近，迫使孙权退到高处指挥。吴军将士仓促应战，孙权本人也处在危险之中。

孙权对部下喊道：“不可乱，稳住阵脚！”

可是战场的混乱，并不会因为一句命令立即消失。吴军遭到突袭之后，前后失去呼应，许多士卒甚至不知道魏军主力究竟从哪里杀来。张辽撤回城中，吴军才重新聚拢。

这就是著名的逍遥津之战。

需要说明的是，逍遥津并不是一场传统意义上的攻城决战。张辽并没有凭借兵力优势围歼吴军，而是利用吴军尚未站稳脚跟的短暂间隙，以突击打乱其指挥系统。东吴大军人数多，却没有把人数优势转化为有效的攻城力量。

孙权随后继续围攻合肥，但始终没有攻克。魏军主力援军到达后，吴军撤退。撤退过程中，张辽又在追击阶段给吴军造成压力，孙权差点被魏军截住，最后依靠部将拼死抵抗才脱险。

此战最重要的结果，不是吴军损失了多少人，而是合肥的防御模式被证明有效。

守将不必一开始就和吴军拼消耗。只要抓住东吴立足未稳的时刻，发动一次成功的突击，就能让吴军的庞大兵力陷入混乱。等魏军援兵赶到，东吴便很难继续围城。

张辽因此威震江东，合肥也从一座普通边城，变成东吴将领最不愿轻视的硬骨头。

04

曹魏换了皇帝，合肥仍然难攻

220年曹操去世，曹丕继承魏王之位。221年，曹丕称帝，曹魏正式建立。政权更替并没有改变合肥的战略地位，反而让淮南战线变得更加敏感。

222年，夷陵之战后，刘备势力受到重创，东吴与曹魏之间的关系也彻底破裂。曹丕发动对吴战争，兵分多路，东吴承受巨大压力。吴军在江陵、濡须、洞口等方向抵抗魏军，同时也试图在合肥方向寻找突破口。

这次战事与215年不同。张辽已经病重，不久后去世，合肥防务逐渐转由满宠等人负责。满宠不像张辽那样以突然冲阵闻名，却十分重视城防、粮道和援军调度。他的长处不是制造一场惊险突击，而是让守城战变成一场吴军无法承受的消耗战。

东吴方面曾向合肥方向发动进攻，但未能形成决定性突破。吴军在多个战场同时作战，兵力被分散，难以把全部资源集中到一座城下。曹魏虽然也有压力，却拥有北方广阔腹地，能够从不同方向调集援军。

222年的合肥进攻，最终没有改变江淮战局。

到了223年，孙权又将目标对准合肥。此时曹魏内部对于是否坚守，曾有不同意见。有人担心吴军兵力过多，主张暂避锋芒；满宠则认为，合肥若轻易放弃，吴军便可深入淮南，后果更严重。

满宠对守军说：“城池可以修补，军心不能先乱。只要援军能够赶到，吴军未必能久围。”

这番话并非豪言壮语，而是对战局的判断。合肥城池虽小，却处在魏军援救范围内。吴军要想速战速决，就必须在魏军靠近之前破城；一旦时间拖长，围城者反而会成为被围困的一方。

孙权的军队在城外持续施压，曹魏则加固防御，调动兵力。最后，吴军没有取得预期战果，只能撤走。

有资料将222年、223年的吴军行动分别记为两次合肥攻势，也有叙述会把其中部分战事与曹丕伐吴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合并讨论。之所以出现说法差异，是因为这一阶段战线广、战事密集，并非每一次都形成同等规模的单独攻城战。

但从结果看，结论没有太大分歧：东吴数次向合肥施压，曹魏依靠坚城与援军守住了淮南门户，孙权没有实现突破。

05

第六次进攻，败给了城防和天时

234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蜀汉大军进驻五丈原。孙权判断曹魏关中方向承受压力，便再次从东线出兵，亲自率军进攻合肥新城。

这次进攻通常被视为东吴第六次攻打合肥。

合肥新城不是旧城简单修补后的称呼，而是曹魏为加强淮南防线而修筑的军事设施。它的位置和布局，更适合防御吴军。城池周围有水道、壕沟和营垒，吴军难以像在开阔地带那样发挥水军优势。

守城主将仍与满宠有关。魏明帝曹叡得知孙权大举来攻后，迅速调集援军。满宠一度提出主动出击的建议，认为吴军远道而来，士卒疲惫，可以趁其立足未稳时攻击。不过曹叡担心守军出城后遭遇伏兵，最终采取稳守待援的办法。

孙权的大军抵达后，合肥新城没有立即崩溃。吴军可以依靠人数包围，却无法轻易越过城防。曹魏守军则利用弓弩、滚木、火攻等手段抵抗，等待援军逐步靠近。

孙权曾试图通过长期围困迫使魏军投降，但军队在城外驻扎日久，粮草供应、士卒疾病和水土不服逐渐显现。江东士兵习惯水网环境，进入淮南后，气候、饮水和营地卫生都可能成为问题。

史书所记的“疫”或军中疾病，正是这次撤军的重要原因之一。战争不是只看勇气，也不是只看人数。十万大军压在城下，若粮草和健康状况出了问题，人数越多，后勤压力反而越大。

曹魏援军接近后，孙权已经很难继续冒险。吴军撤离合肥，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仍未成功。

值得一提的是，孙权这次亲自出兵，并不意味着他缺少谨慎。恰恰相反，合肥是东吴长期无法突破的方向，若曹魏正在西线承受压力，东线或许可以形成牵制。孙权的判断并非毫无道理，只是合肥新城的防御、魏军的救援速度以及吴军自身的疾病，共同让这次行动失去了机会。

06

六次结果，为何总是攻不下

把六次行动放在一起看，结果并不是简单的“东吴屡战屡败”。

208年，孙权首次进攻，未能破城，属于试探与受阻。

214年，曹操率军救援，孙权主动退兵，吴军没有遭受215年那样的重大打击。

215年，逍遥津突袭成功，孙权一方遭遇最明显的战术失败，张辽也因此名震江东。

222年和223年，东吴在魏吴全面冲突的背景下，多次向合肥方向施压，但被曹魏的城防和援军体系挡住。

234年，孙权亲自率军围攻合肥新城，最终因守城坚固、援军逼近以及军中疾病而撤退。

六次行动，真正决定胜负的因素大致有四个。

第一，地理条件限制了东吴优势。东吴以水军见长，但合肥新城并不在长江岸边，吴军从水路转入陆路后，机动性受到很大影响。水军能够运输粮草，却不能直接代替攻城器械。

第二，曹魏的战略纵深远胜东吴。合肥守军就算兵少，也能依托城池拖延时间。寿春等地一旦出兵，吴军便必须考虑侧翼和退路。东吴若长期围城，自己就会面临被援军夹击的危险。

第三，魏军将领的防守方式不断调整。张辽善于抓住时机突击，满宠则重视坚守与调度。两种风格不同，却都适合合肥这种前沿重镇。曹魏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某一位名将身上，而是逐渐建立起较稳定的防线。

第四，孙权的进攻往往受到多线作战牵制。东吴既要防备荆州和长江上游，又要照顾广陵、濡须、洞口等方向。合肥固然重要，却很难让孙权把全部国力长期投入其中。

有人会问，既然屡次失败，孙权为什么还要继续打？

答案很现实。合肥不拿下，东吴就始终缺少向北推进的跳板。吴军每次出兵，也不只是为了夺城，还希望牵制曹魏兵力，迫使对方无法把全部军队投入蜀汉或荆州方向。

所以，合肥战事不能只用“攻城失败”四个字概括。它既是东吴试图突破北方防线的努力，也是曹魏把江淮防线经营成体系的结果。

东吴六次进攻，没有一次真正夺取合肥；曹魏六次守住，也不是每次都轻松。张辽的突击、满宠的坚守、援军的调动，以及疾病和粮道，轮番影响着战局。

合肥之战的特殊性，正在于它很少给进攻者留下侥幸。城池在那里，水路在那里，援军也在那里。孙权可以一次次重新集结兵力，却始终无法改变这片土地所规定的战争逻辑。

参考文献：

《三国志》

《资治通鉴》

《后汉书》

《华阳国志》

《中国军事史·三国卷》

《三国战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