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大家一个坏消息：徐州、常州出现3大怪象，正在蔓延，需深思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代，我们总在追赶着时代的步伐，却时常忽略了身边悄然发生的变化。作为一位长期关注社会民生的观察者，我近期在江苏的徐州与常州两地走访时，发现了一些颇为耐人寻味的现象。这些现象并非惊天动地的大事，却像一面面镜子，折射出当下社会深层的脉动与隐忧。它们不独属于苏南或苏北，而是带有普遍性的“时代病”，正从这两座城市向外蔓延。

今天，我想把这些观察到的“怪象”与各位读者分享。或许你身处其中，早已习以为常；或许你有所察觉，却未及深思。但无论如何，当这些现象被拎出来审视时，我们无法回避一个问题：在物质丰裕的今天，我们的日子真的过得更舒展了吗？

第一个怪象：就业“下沉”与“考证”内卷并存，高学历似乎成了一种负担

在常州，我遇到了一位网约车司机张师傅。闲聊中得知，他今年38岁，曾是常州一家中型机械厂的车间主任，拥有本科学历。去年工厂因产业升级转型，部分产线外迁，他拿了补偿金后，在人才市场转了近半年，发现合适的岗位屈指可数。要么是待遇远不如前的中层管理岗，竞争激烈；要么是年龄卡在35岁以下的基层技术岗。最终，他选择开起了网约车。

“开网约车一个月跑勤快点，能挣六七千，交完社保，到手也就五千多。”张师傅苦笑道，“我那个岗位，后来招了个刚毕业的研究生，工资才开四千五。你说，这书是不是白读了？”

而在数百公里外的徐州，另一番景象也在上演。我的朋友、徐州某高校辅导员李老师告诉我，现在大三、大四的学生，几乎人人都在备考“教资”或“公务员”。图书馆里放眼望去，全是埋头刷题的身影。考证热并非新鲜事，但如今的狂热程度已远超以往。学生们的心态出奇一致：“先考个证保底，实在不行去教培机构或者考个编制，总比在外面企业不稳定强。”

一边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中年人，被迫降维寻找生存空间；另一边是寒窗苦读的年轻人，还未踏入社会便将“求稳”视为最高信条。 这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是同一个焦虑：就业市场的吸纳能力，正在与庞大的高学历供给脱节。

有人可能会说，这是产业升级的阵痛，是暂时的。但数据不会说谎。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6年6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数据，16-24岁青年失业率依然维持在相对高位。与此同时，每年超过千万的高校毕业生涌入市场。岗位就那么多，蛋糕做大的速度赶不上分蛋糕的人数。

这带来的直接后果是什么？是个人价值感与社会预期的双重失落。对于张师傅这样的中年人，他们背负着房贷、车贷，供养着老人和正在上学的孩子。从车间主任到网约车司机，不仅是收入的落差，更是社会身份认同的断裂。对于即将毕业的年轻人而言，“求稳”成为首选，意味着整个社会的创新创业活力正在被悄悄侵蚀。当最应该充满冒险精神的群体开始追求“岁月静好”，我们未来的经济动力从何而来？

这并非贩卖焦虑，而是警示我们：社会需要给不同年龄段、不同学历层次的人提供更多元、更有尊严的就业选择。 否则，这种“下沉”与“内卷”的双重挤压，最终会演变为整个中产阶层的集体焦虑，啃噬社会稳定的基石。

第二个怪象：消费“降级”与商业体“过剩”的诡异共存，实体零售正在经历寒冬

走在常州曾经最繁华的南大街商业步行街，我感受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冷清。沿街的商铺，约有三分之一贴着“转让”或“出租”的告示。即便是周末下午，人流也稀稀拉拉。几家仍在营业的服装店，打折促销的牌子格外醒目，进店逛的顾客却寥寥无几。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周边的大型仓储式超市和社区生鲜折扣店，却人声鼎沸。周末傍晚，我特地去了常州一家山姆会员店，入口处排着长队，购物车里堆满了各种家庭装商品。顾客们精打细算地比较着单价，讨论着哪种牛肉卷更划算。

在徐州，这种“反差”同样明显。市中心的几大传统商场，除了餐饮层还有些人气，服装、化妆品等楼层门可罗雀。而线上的社区团购、拼团买菜，却渗透到了每个小区的业主群里。邻居们乐此不疲地分享着各种优惠券，为了几毛钱的差价而切换着不同的App。

这种怪象背后，是老百姓消费心态的根本转变：从“为面子买单”转向“为里子花钱”。

过去，人们逛街是为了休闲，是为了体验，买衣服要去大商场，吃饭要去有档次的饭店。现在，越来越多的普通家庭开始审视每一笔支出的必要性。不是不花钱了，而是花钱的逻辑变了。

大家更愿意把钱花在“看得见、摸得着”的实物实惠上，比如批发式购买生活必需品，或者在家做饭，减少不必要的社交餐饮和服饰消费。一位常州的朋友跟我说：“现在请客吃饭，大家都不讲究排场了，找个干净卫生、菜品实在的馆子就行。以前非要去吃日料、海鲜自助，现在觉得那是冤大头。”

这直接导致了一个后果： “M型”消费结构正在形成。 极致的性价比（如仓储超市、折扣店）和极致的体验（如少数高端定制、文旅项目）两端在增长，而中间地带的传统百货、中端品牌专卖店则在迅速萎缩。

这种变化，对于普通人的影响是双面的。好处是，我们学会了理性消费，生活成本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控制。坏处是，大量传统商业从业者面临失业风险，商业地产的空置率持续攀升，又反过来影响到地方财政收入和城市活力。当一条条曾经繁华的商业街变得萧条，失去的不仅是工作岗位，更是一座城市的烟火气与活力。

第三个怪象：教育“内驱”弱化与家长“托底”心态崩塌，下一代的路在何方？

在徐州，我表姐的儿子今年刚参加完中考，成绩中等，上普通高中有点悬。按以往，表姐一家肯定会砸锅卖铁让孩子上私立高中，哪怕交高昂的赞助费也要搏一把大学。但这次，表姐的态度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她跟我说：“我想通了，就算他勉强上了高中，考个二本，出来不还是送外卖？不如让他去读个靠谱的职业技术学校，学门手艺，以后还能开个修车店或者当个厨师，至少饿不死。”

表姐的话虽然有些极端，却代表了一部分家长的心声。无独有偶，在常州，我的一位老同事，孩子正在读小学三年级，他告诉我，这学期他们班上有好几个家长，原本给孩子报的奥数班、编程班都停了，转而报名了篮球、羽毛球和美术班。

“以前是怕孩子输在起跑线，现在想明白了，身体健康、心理阳光比什么都强。”他说，“再说，补课费那么贵，一年好几万投进去，效果也不好说。把这钱省下来，以后孩子长大了，给他付个首付不香吗？”

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教育回报率的预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过去几十年，“知识改变命运”是金科玉律，考上好大学意味着好工作、好未来。家长们在教育上的投入不计成本，形成了庞大的“教育军备竞赛”。然而，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就业市场的变化，“上大学”与“找好工作”之间的等号，正在被现实一点点擦去。

看到越来越多的大学毕业生面临就业难题，甚至不如一些技术工人收入高、生活稳定，家长们开始反思巨额的教育投入是否值得。这并非否定教育的价值，而是一种基于现实利益考量的“理性回归”。

这种变化，短期看是好事，它有助于缓解全民教育焦虑，让教育回归本质，让孩子的童年不再只有刷题。但长期来看，如果这仅仅是因为“读书无用论”的另一种抬头，而非社会真正建立了多元的人才评价体系和畅通的职业发展通道，那么，我们很可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当普通家庭的孩子不再相信通过努力学习可以改变命运时，阶层流动的通道会变得更加狭窄。这不仅是家庭的选择，更是社会需要深思的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让技术工人和大学教授都能获得尊重与体面生活的社会，而不是一个让所有人都挤在一条独木桥上、或者完全放弃过桥的社会。

给普通人的启示：拥抱变化，重塑稳态

面对这三大“怪象”，我们普通人该如何自处？我想，与其沉溺于悲观，不如积极调整，寻找新的生存之道。

第一， 重新审视“稳定”的定义。 在当下，最稳定的不是铁饭碗，而是个人持续学习、拥抱变化的能力。对于中年人，要敢于跨界学习新技能，为自己的职业备份做好储备。张师傅虽然开起了网约车，但他也在学习短视频剪辑，想着以后能拍拍汽车维修知识，做个自媒体。这种不认命、不服输的精气神，比任何稳定工作都宝贵。

第二， 树立“新节俭主义”生活观。 消费降级并非丢脸，而是清醒。学会断舍离，减少不必要的物欲，将消费重心从物质享受转移到精神体验和家庭健康上。多存钱，少负债，提升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在常州和徐州，我发现越来越多的家庭开始重视周末的露营、郊游，这种低成本、高质量的家庭时光，比在商场里消费更有意义。

第三， 多元看待子女的未来。 教育焦虑的破解之道，在于发现孩子的独特禀赋。如果孩子不是学术型人才，与其逼他走高考的独木桥，不如支持他发展一门热爱的技艺。如今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日益旺盛，优秀的木工、电工、园艺师，其收入和社会地位正在不断提升。家长的眼界拓宽了，孩子的路也就宽了。

总结而言，徐州、常州涌现的这三大怪象，实质上是经济社会转型期，普通大众在就业、消费、教育三大核心领域遭遇的困境投影。它们像一场无声的阵痛，提醒着我们旧有的模式正在瓦解，新的秩序尚未完全建立。

在这个过程中，悲观者也许正确，但乐观者才能前行。我们需要正视这些变化，既看到挑战，也洞察其中孕育的机遇。社会要为转型提供更多的缓冲垫和助推器，比如完善失业保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引导教育资源合理分配。而作为个体，我们更要修炼内功，调整心态，以不变的学习之心，应对万变的外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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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读者朋友，你们所在的城市，是否也出现了类似徐州、常州的这些“怪象”？对于就业、消费和教育的这些新变化，你是如何看待和应对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分享你的故事和观点。

作者：民生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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