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一位美女,实在受不了42℃高温,干脆一脚油门跑到沈阳避暑
苏晚把额头贴在冰凉的冰箱门上,听着压缩机嗡嗡的哀鸣,感觉整个城市都在融化。
她租的这个老小区空调外机轰隆隆地响,像是要散架,可吹出来的风带着股说不清的霉味,勉强把室温从三十九降到三十四。手机天气APP倔强地显示着同一个数字——42℃。过去一周,武汉像是被上帝遗忘在烤箱里的红薯,表皮焦黑,内里滚烫。
早上出门买个菜,柏油路面踩上去软绵绵的,粘住鞋底。菜市场里卖鱼的大叔光着膀子,毛巾搭在脖子上,湿了拧干,干了又湿,循环往复。她看着塑料袋里的番茄,五分钟前还是饱满硬挺的,到家已经蔫得像泄了气的皮球。这种天气,万物都在投降,包括她的耐心。
办公室更是一场酷刑。中央空调坏了三天,物业说零件要从广州调。三十多个白领挤在格子间里,台式电脑散热片喷出的热浪让人昏昏欲睡。坐在隔壁的小周每天带三套衣服来换,每两小时冲进洗手间用冷水浇脸。苏晚的笔记本电脑连续蓝屏两次,散热风扇狂转的声音像垂死挣扎的蝉。
那天下午,她正在改一份永远改不完的方案,汗顺着脊背往下淌,把棉麻衬衫洇出一片深色水渍。空调突然咯噔一声彻底罢工了。同事群里炸了锅,有人发了个温度计照片——室内39.7℃。老板在群里说再坚持两天,零件马上到。苏晚看着那条消息,忽然觉得荒唐。
她想起大学室友发过的朋友圈,沈阳某天二十几度,穿长袖还有点凉。当时她嗤笑一声,觉得东北哪比得上武汉的烟火气。此刻她盯着手机里那张蓝天白云配短袖略显单薄的照片,心脏猛地跳了一下。
辞职报告是在当天晚上写的。其实她早就想走了,被困在这个做了三年的岗位,每天对着数字和表格,活得像精密运转的齿轮。只是缺一个理由。42℃的高温够不够?她问自己。然后把报告发给了老板,附了一句:我去避暑了,等凉快再说。
老板秒回三个问号。
苏晚没再回复。她把笔记本电脑合上,塞进双肩包,又从衣柜里翻出冲锋衣、薄羽绒服。朋友听说她要去沈阳,笑得直不起腰:“你疯了吧?从火炉跳到东北?那边夏天确实凉快,但你也太极端了。”
极端吗?她想起张爱玲写过的句子,人生的所谓生趣,全在那些不相干的事。不相干。她收拾行李的动作顿了顿,忽然觉得这四年的武汉生活好像也没什么非留不可的相干。
凌晨四点,天还没亮透,她把最后一件毛衣塞进后备箱,发动了那辆陪她三年的白色卡罗拉。导航显示武汉到沈阳,全程高速大约一千八百公里,需要开二十个小时。她算了算,中间找个酒店睡一晚,后天傍晚怎么都到了。
车过长江二桥时,江面上笼罩着一层灰蒙蒙的热雾,像是整条江水在蒸腾。她关了空调,摇下车窗,迎面扑来的热风烫得人脸皮发紧。这座生活了四年的城市正在她身后缓慢缩成一个光点,而她竟然毫无眷恋。
穿过河南地界时,温度开始松动。在信阳服务区下车买水,三十七度,比武汉凉快五度,她竟然觉得舒爽。继续向北,过郑州,过新乡,车窗外的景色从平原过渡到丘陵,再从丘陵变成望不到边的玉米地。越往北,天空越高越蓝,那种武汉夏天常见的灰白色雾霾渐渐稀薄了。
在石家庄附近找了个小旅馆过夜,前台大姐听说她从武汉来,啧啧称奇:“那地方热死人吧?电视上天天报。”苏晚点头,接过房卡,发现空调温度设在24℃。她站在房间里,冷风扑面,打了个哆嗦,然后笑了——原来二十四度是需要打哆嗦的温度。
第二天重新上路,过了山海关,一切都不一样了。高速公路两侧的杨树高大挺拔,叶片在风里哗啦啦地翻着银光。她摇下车窗,第一次感受到不烫脸的风。那风带着青草和泥土的味道,吹在胳膊上凉丝丝的,像小时候外婆用蒲扇扇出的风。
下午四点,导航提示还有最后两百公里。苏晚把车停在一个叫绥中的小县城休息,站在服务区的台阶上发了会呆。天蓝得不像话,云彩低低地压在山脊线上,像谁用毛笔蘸了白颜料信手涂抹的。温度计显示二十六度。她穿着短袖站在风里,鸡皮疙瘩起了一层。从四十二到二十六,十六度的落差,足够让一个人重新相信,活着是可以不流汗的。
进入沈阳市区的时候,刚好赶上晚高峰。但她惊讶地发现,堵车竟然不那么让人烦躁。两侧的梧桐树浓荫蔽日,穿着长袖的行人从容地走着,甚至有人套了薄外套。她的车窗大开着,风灌进来,带着不知名花香。车载广播里放着本地新闻,主持人用东北腔播报天气:“今天最高气温二十七度,夜间最低十七度,大家注意添衣,别着凉……”
苏晚关掉导航,漫无目的地开。经过青年大街,经过北陵公园,经过一条不知名的巷子,路边有卖冰棍的老太太摇着蒲扇,那蒲扇摇得不紧不慢,完全没有武汉街头那种恨不得把空气扇出火星子的急迫。她找地方停车,下来溜达。黄昏的光线是金色的,斜斜地铺在路面上,梧桐叶子在头顶沙沙地响。她穿着唯一带的一件长袖衬衫,袖口挽到小臂,竟然觉得刚刚好。
找了家饺子馆吃晚饭。东北人实诚,二两饺子端上来满满一盘子,咬一口汁水四溅。老板娘看她面生,搭话问哪儿来的。苏晚说武汉。老板娘惊叹:“哎哟那地方可热!前两天新闻说路面煎鸡蛋都能熟。”苏晚笑,说我就是来避暑的。老板娘乐了,又给她添了碗免费的饺子汤:“大老远的,喝口热乎的驱驱寒,沈阳晚上凉。”
热乎的饺子汤端在手里,苏晚想,四十二度的时候她喝冰水都觉得不够冷,而此刻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竟然让人从指尖暖到心口。她把空碗放下,走到店外透气。夜晚的沈阳安静极了,路灯昏黄的光晕里,有人遛狗,有人跑步,有个老头坐在马扎上拉二胡,调子悠长又荒凉。
苏晚站在街边,忽然想起临行前朋友那句评价——你太极端了。她仰头看天,沈阳的夜空竟然能看到几颗星。在武汉住了四年,她几乎忘了星星长什么样。
手机震动,老板又发来消息:你认真的?
她打了三个字:认真的。
然后她站在这座陌生城市的晚风里,穿着长袖衬衫,把辞职报告重新看了一遍。那些写了两小时的理由——职业倦怠、发展瓶颈、薪资倒挂——忽然都不重要了。重要的只有一件事:她终于在二十六度的风里,发现自己原来是怕热的。
回了酒店,她推开窗,凉风长驱直入。暖气片的铁罩子摸上去冰冰的,这个供暖大半年城市连夏天都是凉的。苏晚把带来的薄羽绒服挂进衣柜,忽然想,也许明天可以去早市逛逛,听说沈阳的早市特别热闹,卖豆浆油条的摊子热气腾腾,和这个城市的温度一样,是另一种形式的滚烫。
但她不着急。她有的是时间。
她躺下来,枕着陌生的枕头,听见窗外偶尔驶过的电车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武汉的一切都远了——四十二度的柏油路,蓝屏的电脑,老板的三个问号。远到像上辈子的事。
而此刻她只关心一件事:明天早上,该穿哪件衣服。
毕竟十七度的清晨,在这个城市,是真的会着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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