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高调宣布,已就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四天后,哈马斯发表正式声明,同意将移交武器问题纳入停火协议框架,但并未承诺无条件交出全部武器,所有让步设定严格前提:以色列必须停止所有军事行动并完全撤出加沙地带。
这是一个让人恍如隔世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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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克萨洪水”行动当日哈马斯对外宣称发射超过5000枚火箭弹;以色列方面统计此次袭击造成约1200人死亡、200余人被劫持为人质,相关数据来自以色列官方统计。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越境武装分子在以色列南部社区制造惨重伤亡。火箭弹发射数量为以色列军方统计口径,不同第三方机构统计存在小幅差异。而据以色列军方公开数据,到2025年10月停火一周年时,哈马斯全年向以色列发射的火箭弹降至14枚;截至2026年8月,这一数字更是只有个位数。
一个以武装抵抗为核心身份的组织,为何走到了讨论移交武器的谈判桌前?
战前的哈马斯在加沙有三个角色:一支武装抵抗力量、加沙的执政政权、一种扎根于当地的社会运动。这三者互相支撑——武装力量保障政权存续,政权提供社会服务以换取民意基础,社会运动则为前两者输送人力和政治资源。
如今,三个角色都在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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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层面。以色列持续两年的军事打击已极大削弱哈马斯的作战能力。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签署以来,停火框架极其脆弱,以军仍频繁对加沙实施空袭,造成大量伤亡,但哈马斯已基本无力作出实质性回击。曾经每天都能看到火箭弹飞向以色列的画面,现在几乎绝迹。
政权层面。2026年7月6日,哈马斯宣布解散加沙的行政机构“紧急委员会”,将行政管理权移交给一个由技术官僚组成的非党派“国家行政委员会”。这是一个标志性动作——哈马斯主动放弃了加沙的治理权新华网。
社会运动层面。战火摧毁了加沙,80%的人口流离失所,约半数民众住在帐篷里。哈马斯赖以生存的基层网络——学校、医院、清真寺、慈善机构——大部分已成废墟。一个失去了治理能力和民生根基的组织,也就失去了社会运动的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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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马斯战略收缩的最关键外部因素,是伊朗主导的“抵抗轴心”遭受了重创。
该判断出自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帕的国会听证表述,代表美方评估;部分情报机构认为伊朗地下库存仍保留部分输出潜力,各方对此存在分歧。2026年2月美伊战争爆发后,伊朗国防工业遭受毁灭性打击。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指挥官库帕5月20日的公开表态,伊朗国防工业产能仅维持在战前的10%至15%。革命卫队的军事与经济实力显著削弱,美方评估直接导致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与伊朗的军事资助联系“完全中断”。库帕的原话是:“伊朗花费数十年、投入数十亿美元来武装这些代理人。而今天,哈马斯、真主党和胡塞武装与伊朗的武器供应与支持完全断开。”
相关表述来自媒体对胡塞武装匿名内部人士的采访,属于单方面口述,缺少第三方交叉核验。胡塞武装内部人士透露,过去几个月几乎没有收到伊朗的资金支持,胡塞方面认为继续指望伊朗已无意义,“因为一旦遭遇美国或以色列的打击,如今的伊朗根本无力提供任何后援”。
真主党的遭遇是最好的注脚——它曾作为伊朗对抗以色列的“第一道防线”,结果自身遭受重创,而革命卫队无力提供实质性支援。当代理人意识到“大哥”自身难保时,“抵抗轴心”的信用体系就崩塌了。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指出,以色列抓住了这一战略窗口。“如果哈马斯不进行‘阿克萨洪水’行动,以色列是不可能,也没有能力,以及没有合法性”对加沙采取如此彻底的军事行动。“以色列是要彻底解决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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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哈马斯被削弱了,以色列也并非毫发无伤。
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是以色列建国以来单日伤亡最惨重的一天。随后两年的战争动员对以色列经济构成了沉重压力,数十万预备役人员被征召,劳动力短缺、消费萎缩,旅游业近乎停滞。国际社会对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批评不断升级,以色列在国际法庭上面临多项指控。
更重要的是,北线的真主党、南线的胡塞武装虽然在伊朗收缩后力度减弱,但以色列面临的是多线消耗。哈马斯交出武器,不意味着以色列就“安全了”——它只是解决了加沙这一个方向的问题。
这也是哈马斯博弈的空间所在:以色列想从加沙抽身去应对其他方向,而哈马斯恰恰想利用以色列的“抽身需求”来换取更好的退出条件。
哈马斯同意将解除武装纳入谈判框架,这本身已是实质性转变——过去20年它从未在公开场合做过这样的政治承诺。
但细看声明就会发现,哈马斯的所有让步都绑定了一个前提:“以色列必须完全撤军”。哈马斯发言人此前曾明确表示,放弃武装并非单方面行为,而是“基于一个明确的阶段计划,并以以色列的撤军为前提”。这正是目前谈判的核心分歧所在:哈马斯坚持“先撤军、后交武器”,而以色列坚持“先解除武装、再撤军”。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周亦奇认为,哈马斯仍在“以退为进”:“他退的这一步是公开做政治承诺,放下武器,目标是求生存……通过政治博弈,在政治谈判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他把以色列拖入到‘和平委员会’以及接下来的和平进程之中,是要通过几个阿拉伯国家斡旋,获得政治上的利益,让以色列撤军。”
换句话说,哈马斯试图用一个“政治承诺”换取以色列的“军事撤军”,而非真正无条件投降。
从更大的历史视角看,哈马斯走到“同意放下武器”这一步,并非孤立的外交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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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抵抗轴心”的军事和经济支撑大幅削弱,哈马斯已失去了最重要的外部输血;加沙战场的态势决定了它难以恢复组织和战力;国际和地区环境的变化让“武装抵抗”的合法性空间急剧收窄——三重挤压之下,“交出武器”成了唯一能保住“存在”的选择。
哈马斯的前身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一个分支,40年前从社会组织起步,发展为武装抵抗力量,最终掌握加沙政权。今天,一个拥有武装、执政和社会运动三重身份的组织,被迫剥离其中两重,只求以“政治力量”的身份继续存在。
一个曾经让以色列南部数万民众撤离的武装组织,如今连组织一次像样的火箭弹齐射都难以做到。哈马斯面临的终极问题已经不再是“以什么方式结束战争”,而是“以什么身份继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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