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本、思辨与行动——关于生态写作的三个关键词 | 从鲁奖看文学新变

经过多年探索与发展，生态文学已成为当下中国文学版图中重要的一部分。如果将本届鲁迅文学奖的入围和获奖作品作为一个切口，我们会发现，生态文学的创作面貌正在变得多元、丰饶，从人类对自然的单向“凝视”“赋义”，转向以生态整体为旨归的“聆听”“应和”。基于这样的观察，我们特邀三位作家，从自身的创作和思考出发，探讨当下生态文学的发展态势，它如何在时代的召唤中向下扎根、向上生长，重新建立人与土地之间的精神联结。 ——编者

一个作家，在创作生涯中将部分精力分配给生态主题，或者说在作品之中悄然融入对生态的凝思、对自然的观察，想必再也自然不过。这应该是一种本能性召唤，是一种基于情感和理性双向驱动的反哺实践。如果一个作家生活在“边地”，旷野、大漠、森林、海洋或河流的风景与风情是其生命所系，是写作上最可倚靠的最大“背景”，也是最具价值、最有辨识度的在地“资源”。如果一个作家蜗居在大都市，大自然深处的风、雨、云、雾是遥远的梦境，花、鸟、虫、鱼就是念兹在兹的伙伴，他/她的心恐怕一时难以落地，他/她的笔只好执着向远处探寻。作家总是要对“人”感兴趣，笔下的人物摇曳多姿、活色生香，兜兜转转再回望，这些“纸上的精灵”都逃不脱各自所处“环境”的手掌心。有时想，生态写作就是一次休息，与人周旋太久，与自我周旋太劳累，幸好还有这么一个契机把大自然邀约至笔端，得以寻找安详和慰藉。

生态写作是在纸面上回到大自然的怀抱，是对广阔生态空间的诗意凝眸，是“赤子之心”的文学呈现和审美表达。我时常将生态题材写作和儿童题材写作、故乡题材写作并置在一起打量，以为三者都属于返本的写作。写作者随着年岁的增长，多数都有重返童年的冲动，陡然发现孩童岁月储存着大批量的素材可供调取，而且成人世界里的爱与忧伤在童年时期都有深沉的回响。这是时间维度上的回望，在空间维度上，故乡的影子越发清晰。故乡是支点，是起点，是一切情感的萌发地，是“睁眼看世界”的第一缕光亮，也是向上走的底气、往外走的勇气来源。故乡的大自然深处往往藏匿着童年所有的秘密，童年往往在故乡的生态视野之中展现多彩的姿态；记忆中的故乡面目丰富、驳杂，起先在脑海里浮现的很可能就是周遭的自然环境；孩子的世界就是跟自然万物打交道、处朋友，在与花草树木、鸡鸭猪狗的天然亲近中开启人生的漫长旅程。总的来说，三者是“合谋”的，也是“交融”的。

从事生态写作往往有着强大的内驱力，属于个体的功能性需要，跟故乡和童年“耳鬓厮磨”良久，进而升腾起蓬勃的创作欲望，不由得对大自然投以深切的目光，试图探寻其中的内在规律和运行逻辑，追求一种有远见、有格调的生活方式；也有赖于经验的累积，滚烫生活现场的摔打、痛击与磨砺，不说伤痕累累，也是身心俱疲，蓦然回首，还是广阔的自然世界“明明白白我的心”。还有一个因素是责任感的介入，面对生态环境保护进程中出现的新人新事新气象，作家跟随时代进程，摸准现实脉动，力求以文学笔触将这些生态故事记录下来、传播开去。当然，一旦生态环境遭遇严重破坏，作家也基于正义立场，以激情笔墨进行揭露、控诉和吁请，为地球的健康喊上一嗓子，为天地的和谐尽一份力量。

这就直接导致或者说促成生态写作的一个显著特点，即抒情性。情绪饱满、情感充沛似乎是生态文学的标配。面对广袤而斑斓的自然世界，创作者一般秉持“人”的强大主体性，正所谓“天人合一”或“物我两忘”，情感酝酿、情感进入、情感升华都处在一个“丝滑”状态，彰显出“登山则情满于山”这个观点的普泛性，也符合“一切景语皆情语”的论断。为何一旦触及“自然”，情感的满格发动就变得顺理成章？此中可能有对“母性”的天生依恋，“大地母亲”“母亲河”等形象说法，都是对大自然的深情歌颂；还有就是对本体的敬仰，大自然是“基本”“根本”“本来”“本质”“本真”……朝着大自然放声歌唱，是做一件正确的事，也是做一件有爱有情怀的事，还是做一件出于本心、守护初心的事。有时觉得生态写作容易让人“上瘾”，因为写起来很舒适，也有激情，心中充满了道德感和神圣感。

问题随之而来：生态写作是不是由于“道德至上”而容易陷入“题材至上”“主题至上”的窠臼？身为创作者，有的作家基于个体的“人”的立场，将“生态道德”的旗帜扬起来，对整个“人类”的活动范围、动机和影响进行穿透式深究。读这些作品，能隐约感觉到大自然是彻底自足和自洽的，人的行为存在本身就是对自然的一次干扰甚至是伤害，应该加以痛斥、讨伐和制止，“人类”居于被审视甚至被审判的位置。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二元对立的，在大自然面前，人天然矮半截，或者说人本身就是“不洁”的。所以，部分生态文学作品中，人的生存空间被严重挤压和剥离。这样的极端理念融入文学叙事，往往让作品的价值折损，陷入失效的境地。因为人类不仅享有生存权，还享有发展权。比如，塑料对环境的污染是不争的事实，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出警告，每一天有相当于2000辆垃圾车装载量的塑料，被倾倒入世界各大洋、河流和湖泊。然而，如今人类的基本生活难以将塑料彻底排除在外，车胎、温室大棚、医用注射器、输液管、牙刷、手机、电脑……各个场合，都有塑料“在岗”，可以说“无塑料，不生活”。说起塑料，理性的态度不是拉开架势进行全面围剿，“一片也见不得”，而是科学对待塑料滥用的问题，主张重复利用、有效处置，尽可能减少塑料污染。“人类中心主义”当然需要好好反思，但“生态中心主义”是否就一定具有天然的正义性？2026年这个夏天，欧洲迎来高温酷暑，反对安装空调的声音依然强大，理由是空调外机将热量排向室外，形成热岛效应，破坏臭氧层，小动物的日子更不好过。但高温带来人的生命损失就可以一笔匆匆带过？所以说，超越“生态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相互尊重、和谐相处，才是正道，也是大道。

闲时翻读今年第7期《北京》杂志，有篇文章关注北京麋鹿生态实验中心。作者和工作人员交谈时得知，每年六月至八月，这片湿地变得躁动不安。为了争夺交配权，公鹿们不惜大打出手，代价常常是头破血流，甚至一命呜呼。想想都是很残忍的场景。但工作人员的态度很坚定：“我们不救，也不能救。打不过，就是命该如此。”因为野生动物的生存法则从不讲情面，人类的过度呵护只会适得其反。生态写作同样需要保持思辨与理性。“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这是辛弃疾笔下的诗句。“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这也是辛弃疾的心声。眼中有“松竹花鸟”，心底也有“人”。

好的生态写作对“人”形成一种召唤力量，有所触动进而有所行动。其他的书籍，读者读完了，往往也就完了。与生态相关的图书，价值衡量的一个标准是读者读完了，有所思，然后可能要想想应该做点什么，是不是要成为一个环境友好、生态友好、地球友好的人，从身边做起，从小事做起，起码对如何处理手头这本书有所考虑、有所顾忌。就作者来说，其他的书籍，文本结束了，作者的任务基本完结。而对于生态写作者来说，自然的信仰者、生态的捍卫者、环境的守护者等“人设”无形之中就立起来了。早年看过一则漫画，说的是有人撰文批评捕捉野生青蛙的行为，获得一笔丰厚稿费，下一刻就拎着一袋青蛙回家打牙祭。漫画作品有着强烈的讽刺性，质疑“文如其人”观念，批判“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现象。生态写作者在现实生活中也应该是一个环保理念的践行者，否则就形成尴尬的错位，直接“骂题”了。更为直观的是生态主题的书籍本身，在装帧设计上如何体现出环保理念，包括使用什么样的纸张，是否用塑封，是否需要腰封，是否有必要精装……曾经购买过中国环境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发现版权页上有标注：“中国环境出版集团合作的印刷单位、材料单位均具有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而且是“郑重承诺”，体面又讲究。这家出版社的形象顿时就鲜亮了起来。恰好这家出版社就在上班的路上，每次路过，都要多看两眼。（作者系《光明日报》文艺部高级编辑、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