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煮重庆 | 二战时，重庆也保护了一个犹太人，他还加入过袍哥

沃尔夫岗·卡佛岗生于1924年。他是一个犹太人。

1940年8月，16岁的卡佛岗，被千辛万苦逃离德国的父亲带到重庆，直到27岁离开，在我们这个城市生活了11年。

其间，他加入了袍哥，学会了重庆话，经历了父亲去世、娶了个中国老婆等人生大事，从一个少年变成了青年，也从一个犹太崽儿变成一个重庆崽儿。

1951年，这位原以为可以从此扎根中国的犹太小伙子，被迫带着妻子移民以色列。

卡佛岗在87岁这年，出版了《重庆往事——一个犹太人的晚年回忆》一书，详细回忆了他如何艰难地逃离德国，又如何在重庆顽强地生活下去。卡佛岗老爷子的文笔平实、真实，真实到把自己几次偷情的故事都讲了出来，这个实在难得。

这本书，2014年在中国出版。出版后，《重庆日报》记者越洋电话采访了老爷子，作家冉云飞也在腾讯大家专栏撰文推荐此书，重庆还有报社专门按照书中老爷子的手绘插图，去龙门浩寻找老爷子当年的住所。

谨以此文，向卡佛岗老爷子致敬。

1

真实的回忆录

读过不少回忆录，这本算是相当真实的了，因为老爷子把自己和两个保姆偷情的事情都写了出来（他的第一次就给了一个保姆）。

他还描写这样一个让人难为情的故事：有一次他外出后回家，情人找他告状，说卡佛岗的老爸也想上她——这种真实到无可救药的描写，让我们对这本书很难产生怀疑。

卡佛岗和他的父亲，两个人只带了10马克从德国出发——纳粹规定，每个犹太人出境，随身只能携带5马克，所有存款全部冻结——于1940年8月1日到达莫斯科。

在莫斯科，几个便衣警察莫名其妙塞给他们一大把现金卢布，匆匆把他们送上开往阿拉木图的火车头等厢，然后他们从阿拉木图转飞乌鲁木齐，再转飞成都，从成都又转飞重庆——奇迹是，至少到成都时，他们身上那10马克依然在口袋里。

此前，他的伯父一家人已经先期到达重庆。他伯父1933年就跑到哈尔滨，再跟着中日战线的转移而后撤，最后跟着国民政府来到重庆，在北碚当医生。

貌似卡佛岗的父辈出了好些医生，他老爸也是著名的肺科医生，但在重庆，却变成全科医生，不但治肺病，还治前列腺病、坐骨神经痛。

卡佛岗老爸因为给一个酒吧老板治了前列腺，得到一大笔钱，给白崇禧女儿打了一针，居然医好了白崇禧女儿的坐骨神经痛，就又得了一大笔钱。

在重庆，卡佛岗父子俩，从投靠伯父，到自食其力，只花了很短时间。卡佛岗一家的住所（同时也是诊所），也从北碚到南岸龙门浩，再到中华路，算是搬进了市区，成为重庆的城里人了。

但是，卡佛岗还是穷。整个回忆录，从头到尾，贯穿了一个穷字。

不想啃老的卡佛岗，利用自己在德国学的机修手艺，在重庆开始了和机器打交道的十年生涯。

从机械工人，到司机，再到自己和人合股买车（仿佛他永远开的是一辆破车，一直都在修车），和所有不停折腾的年轻人一样，干了不少事，却没有挣多少钱。

这期间，卡佛岗学会了地道的重庆话，学会了打麻将（后来，都在以色列了，他还没有戒掉麻将），还光荣地加入了袍哥组织。他说只是一个荣誉会员，类似候补袍哥。估计是某堂袍哥看他是洋人，拉他进了扎场子。

浪漫的故事总是发生在外地。

卡佛岗的爱情，产生于在云南跑车的途中。在云南，他认识了一个货主的侄女，卡佛岗未来的妻子，一个有着长长辫子的云南保山姑娘素兰。在书中，他这样描写素兰，“这位姑娘刚刚中学毕业，在昆明一家回族大户家当家庭教师。她是回保山看家人的，她还告诉我她的名字叫素兰，意思是素雅的兰花”。

几经周折，1950年4月30日，在昆明，这朵素雅的兰花终于成为他的妻子。

2

离开中国

本来应该开始幸福生活的小两口，从1950年开始，因为卡佛岗外国人的身份，他们的日子越来越难过。

经过多方努力，卡佛岗和素兰终于取得了出境许可。他们一路奔逃，来到畹町中缅边境。但是，不愉快的事情又发生了。边境守卫把他们扣下来，关在一个铁皮棚子，不许卡佛岗外出。每天把素兰单独提到边防哨所审问：

他们设法影响她，打消她和我一起离开中国的念头。他们举出很多例子，说那些外国人娶了中国妻子，后来都把她们抛弃和另外的女人结婚。说她应该让我独自离开，如果她硬要跟我走，过了桥再也回不了中国见她的家人了。

这样的“洗脑”一直进行了三天。最后他们见实在不能让她回心转意，只得放我们离开……整个过程中，他们不许我离开棚子一步。到底我犯了什么罪，他们要把我监禁在这间小屋？凭什么对我搜身又搜查行李？

在书中，卡佛岗写道：

我一直都爱中国，爱中国人，爱中国的语言文字，爱中国的古老风俗和中国饮食。我感谢中国救了我的命，不但救了我的家人，还接纳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到中国……在日本侵略时期，大家都很穷。但我们仍然找到谋生的手段，并能做自己想做的事。中国人总是善待外国人，不像许多国家那样排外……我已经在中国生活11年了，我是爱中国的犹太人，我娶了一位中国姑娘，但是现在，人们不认识我了，他们总问：你们是谁？

就这样，卡佛岗和素兰离开了他们热爱的中国，去到了以色列。

转眼到了1986年。他们想方设法，准备转道柏林回中国。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素兰突然说，不要走开，一下就倒在我的手臂上……她醒来的时候，对我说：“不要告诉他们（家里的人）我在这里，不要忘记服药！”然后又昏迷了，以后，素兰再也没有醒来。她得的是脑溢血，无法救活。最大的悲剧是，她是这样想见她的家人，竟无法如愿。

3

这部回忆录的价值

卡佛岗老爷子的这部回忆录，为我们保留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重庆回忆——尤其是这个期间重庆人民的艰难困苦和草根民众的生活。

在侵华日军的大轰炸下，重庆人顽强地生存着：

只要日本飞机一离开，大火一经扑灭，老百姓就开始在断壁残垣废墟灰烬上建小商店，搭简易棚子。只要有个吃饭睡觉的地方，就不能阻止他们重建家园，开始新生活。

他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每片木头、每颗钉子都在重建中反复使用……墙是用薄木条钉在框架上，再抹上泥灰。泥灰是用石灰、土加上点头发混合而成的，难怪当炸弹落在旁边都会把房子震垮。一旦房屋倒塌所有的材料都重复使用。砖、木梁、木板，甚至钉子都给拔出来锤直再用。泥灰也从砖上刮下来，再加点石灰和泥土再生……

在卡佛岗的记录中，我们看到了一个贫穷的重庆：乞丐遍地，妓女遍地，性病猖獗。同时，又看到了一个顽强的重庆。

过去，我们往往只看到重庆如何顽强坚持，如何了不起。但是，在“顽强”和“了不起”背后，是一个因战争而贫穷到极点、混乱到不堪的重庆——正是这个贫穷落后的重庆，成了支撑中国抗日战争的脊梁。

卡佛岗还如实记录了那个时代重庆的手工业：做蚕丝的、吹玻璃的、打草鞋的、修瓷碗的……街头挑着担的剃头匠、卖担担面的（一次，担担面的叫卖声，吸引了正在和他打情骂俏的女佣，打断了他的好事）。还有用油灯融化金银首饰的老工艺、精巧的木工和车工……

在卡佛岗的回忆录里面，我们还看到当时一家叫作“三六九”的著名小面品牌——三六九其实最开始是一家卖汤圆的店，由三个下江人凑钱开的，店里也卖阳春面。后来，生意好了，三人分家，阳春面反而成了主力产品。再后来，著名的解放碑餐厅，其代表美食就有阳春面——可见，重庆美食里面的很多江浙血脉，就是这样因抗战而融合的。

4

在中国避难的犹太人

此外，在这部书里，我们还发现，在重庆避难的犹太人不止他们这一家，至少还有一位来自德国的犹太医生。

在中国避难的德国犹太人，一直被认为集中在上海和哈尔滨，重庆这样的内陆城市，很少有犹太人的影子。

卡佛岗的回忆录，证明了还有零星的犹太人，因为种种原因，来到内地生活，我相信，不仅重庆不止这几位来自德国的犹太人，同样，国内其他地方，也应该还有犹太人的身影，需要史家进一步挖掘、发现。

在近代，犹太人大规模进入中国，有两次。

第一次是19世纪末，俄罗斯排犹，大量俄国犹太人（总数不低于两万）来到哈尔滨。俄国十月革命后，新政权对犹太人的政策并没有多大改观，大批白俄和犹太人继续涌进哈尔滨。

第二次就是德国法西斯的排犹。在1938年前，很多国家都是可以接受犹太人的，但是，1938年后，大部分国家都不接受犹太人或者限制犹太人入境。

而此时，日军统治下的上海，却对犹太人不设任何限制——事实上，当时的上海，在1937年秋至1939年秋期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需要签证就可以随意进出的地方，不只是单单对犹太人开放。

犹太人在发现上海的这个秘密后，大批进入上海。还有相当一部分犹太人，试图通过苏联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到达海参崴，在当地日本总领事的帮助下，取得日本的三个月签证，然后转到美国。谁知美国也加入拒绝犹太人入境的队伍，这批犹太人无奈之下，从海参崴转到上海定居。

这是一个很吊诡的状态：德国、日本是盟国，但是德军顾问团却帮助蒋介石军队在上海打日本人，而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却又在上海接纳被德国迫害的犹太人。

由于当时上海的实际控制人是日本，所以二战后，有人把在上海帮助、接受犹太人的功劳算到日本人头上。事实上，接受这些犹太人的，都是上海的普通居民。

直到1939年底，上海都一直在接受被迫害的犹太人。当然，“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占领上海，并没有给犹太人来上海避难设置障碍，甚至对犹太难民还给予很多帮助，这让希特勒非常不满，多次交涉下，日本人终于从1939年底开始拒绝接受犹太人。

1942年8月（一说6月），德国盖世太保的约瑟夫·梅辛格上校被派到上海，向日本人提交“上海犹太人最后解决方案”，拟在崇明岛修建几个犹太人集中营，以便集中解决，但是此案没有得以执行。

日本人只是在虹口修了个“无国籍难民区”，将1.4万无国籍犹太难民圈了起来，并未迫害。此间，在上海的犹太人组织曾以“满洲国犹太人”身份（上海有很多来自哈尔滨的犹太人，而当时哈尔滨在所谓的伪满洲国治下）和日本人斡旋。

在德国迫害犹太人期间，中国和日本都出现了后来被称为“中国辛德勒”“日本辛德勒”的外交官。

“中国辛德勒”何凤山

中国有两个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外交官，一个是中华民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从1937年5月到任，到1940年5月离职，何凤山前后为犹太人颁发了几千份前往中国的签证。

现存的他签发的签证原件表明：一张他1938年6月签发的签证号是238号，而一个月后的7月20日的签证号就排到了1200号，一个月就发出去1000来张赴华签证。

另外一个“中国辛德勒”则是伪满洲国驻德国外交官王替夫。到1940年5月，他顶住压力，一共签发了1.1万份签证给德国犹太人。后来透露的资料显示，王替夫甚至是国、共、日、满、苏五国间谍。他的故事也非常精彩。

“日本辛德勒”则是一位叫杉原千亩的日本驻立陶宛外交官。此人在国内明令禁止再给犹太人签发签证后，依然不停签发签证给犹太人，其中不但有大量立陶宛犹太人，还有很多逃难过来的波兰犹太人（其中包括一个著名的犹太经学院全体400名师生）。

甚至在他被调离立陶宛的那一天，已经上了火车的杉原千亩，还在不停为聚集在车厢外的犹太人签发签证。他在不到一个月时间，一共发了4500多张手写签证，解救了6000多犹太人。他的名字和“中国辛德勒”何凤山一起，后被以色列树碑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