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晚年亲口承认：影响他一生的是母亲而非导师

一九三五年八月，上海黄浦江码头。

一艘远洋邮轮缓缓离岸，一个二十四岁的年轻人凭栏而立，西装笔挺，手里攥着父亲塞来的纸条。

身后是渐行渐远的故土。

没人知道这个即将赴美留学的青年会在三十年后成为“中国航天之父”；更没人知道，在他人生的终点，当他亲笔写下影响自己一生的十七人名单时，排在第二位、紧跟在父亲身后的，是母亲，而母亲栏里只有三个字——“爱花草”。

那一年，钱学森八十多岁。

这份手稿后来被公之于众，人们看到的是一份不寻常的排序。

父亲钱家治——写文言文；母亲章兰娟——爱花草；小学老师于士俭——广泛求知、写字；中学老师七位，几乎全部来自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大学老师两位，预备留美导师一位。

最后是留学美国时的博士生导师冯·卡门。

冯·卡门是谁？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空气动力学大师，应用力学界的泰斗。

在冯·卡门晚年所撰的自传中，专门用一整章来回忆他与钱学森的师生情谊。

1936年的一天，钱学森来敲门，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此后钱学森成为冯·卡门最重视的学生，两人共同研发了一系列科技成果。

这样的恩师，在名单上排第十四。

排在第十四之前的，是父母，还有十二位老师。

而母亲只有三个字——“爱花草”。

这不像一个科学家该说的话。

一个把火箭送上天的男人，回忆母亲时给出的关键词，居然是“爱花草”。

这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份正经的“影响报告”。

但钱学森偏偏就这么写了。

要理解这三个字的分量，得先回到杭州，回到那个白墙黑瓦的江南院落。

方谷园2号，坐南朝北，占地一亩三分，是一座典型的江南风格三进院落。

这处宅院当年是作为钱学森母亲的嫁妆“带”到钱家的。

方谷园至今房产所有人一栏仍登记着“钱学森”的名字。

1911年12月11日，钱学森出生于上海。

三天后，母亲抱着他回到杭州，在这座宅院里度过了他三岁之前的幼儿时光。

母亲章兰娟，1887年出生于杭州。

父亲章珍子曾通过捐纳担任两广地区的盐官，卸任后在杭州经营盐业、丝业和酱园业起家，资产雄厚。

作为富商之长女，章兰娟自幼接受了良好教育。

她深谙古文，擅长琴棋书画与女红，同时还展现出惊人的数学天赋——心算极快，记忆力和想象力超群。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年代，这个杭州女子是个极其特别的存在。

十六岁那年，章兰娟嫁给了钱均夫。

钱均夫是吴越国王钱镠第三十二代孙，祖籍杭州，早年就读于杭州求是书院，后东渡日本学习教育和地理、历史。

章兰娟的父亲欣赏钱均夫的才华，把女儿许配给了他。

1914年，钱均夫调任北洋政府教育部工作，三岁的钱学森跟随父母从杭州到了北京。

章兰娟从此在这个偌大的城市里，独自承担起教育幼子的重任。

上小学前，钱学森的所有教育都来自母亲。

母亲在家中的厅堂里摆开书桌，教他读书、识字。

钱学森三岁时就能背诵百首唐诗、宋词。

每日清晨，他不用母亲催促，自己按时起床。

早饭后就开始跟母亲背诵古诗文，累了就读儿童读物，下午或者画画，或者练习毛笔字。

每日如此，从不间断。

章兰娟的教育方式从不生硬。

她颇有几分数学天赋，心算极快。

在钱学森小时候，她常跟他做心算游戏，让枯燥的数字变成了母子间充满乐趣的互动。

寓教于乐之间，钱学森对数学的兴趣就这样一点一点地生长出来。

许多年后，钱学森成为大科学家，尤其在数学方面十分杰出，这与他小时候母亲的培养密不可分。

但母亲教会他的，远不止数学。

每到寒假，章兰娟会给儿子布置一项特殊的功课——用毛笔描九个字：“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

这九个字每个都是九笔，合起来正好八十一笔。

章兰娟要求儿子每天端坐桌前描写一笔，描完正好八十一天，冬天最冷的时候也就过去了。

不为写好字，就为让他知道一件事——东西得等，人得稳。

她还教他专注。

钱学森从小就是个书迷，常常手不释卷，吃饭时也不例外。

章兰娟从不打断他，只是默默地把孩子够不着的菜盘挪到他筷子够得着的地方。

一个细节，胜过千言万语——母亲保护的是孩子沉浸于一件事情时的那份专注力。

后来钱学森在美国做研究，可以连续几小时不受任何干扰地沉浸在计算中，那种“坐得住”的能力，从餐桌上就开始了。

品格上的熏陶，来得更早。

每天睡前，章兰娟会给儿子讲历史故事。

岳飞精忠报国、陆游仗剑去国、杜甫忧国忧民、诸葛亮忠于汉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每当听到这些故事，年幼的钱学森总是聚精会神，稚气的脸庞上充满对古人的崇敬。

那些高风亮节，就这样在幼小的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二十多年后，他在美国被软禁五年，历尽艰险万里归国，那种“死而后已”的执着，从童年的被窝里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母亲的教育不止于言传，更在于身教。

钱家在北京住的是独门独院的四合院。

章兰娟乐善好施，同情下层市民的疾苦。

钱学森晚年回忆母亲时说：“我的母亲是个感情丰富、淳朴而善良的女性，而且是个通过自己的模范行为引导孩子行善事的母亲。

母亲每逢带我走在北京大街上，总是向着乞讨的行人解囊相助，对家中的仆人也总是仁厚相传。”

幼小的钱学森经常看到，自家那扇黑漆大门常常被求借的邻居敲开。

母亲总是温和地、热情地接待这些穷朋友，家中有的，尽管借去；借去的钱粮确实无力偿还的，母亲绝不再提起。

钱学森曾说：“母亲的慈爱之心给了我深远的和连绵不断的影响。”

母亲从不说教。

她只是做给孩子看。

而父亲，则在另一个维度上塑造着钱学森的品格。

钱均夫是位教育家，融通中国传统教育和现代教育。

钱学森后来常说：“我的第一位老师是我父亲。”

一天，五岁的钱学森问父亲：“《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个英雄，原来是天上的一百零八颗星星下凡的。

那人间的大人物、做大事的人，是不是都是天上的星星变的呀？”

父亲认真想了想，回答：“《水浒传》是人们编写的故事。

其实，所有的英雄和大人物都不是天上的星星。

他们原本都是普通人，只是他们从小爱学习，有远大的志向，而且又有决心和毅力，不惧怕困难，所以就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钱学森听后大受鼓舞：“那我也可以做英雄了！”

“普通人也可以做英雄”——这句话里既有父亲的理性，也有母亲日复一日种下的志向。

正是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钱学森一天天长大。

1923年9月，十二岁的钱学森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书。

这是他人生的一个高潮。

此后六年，他在这里遇到了七位改变他一生的老师。

钱学森多次说过：“六年的师大附中学习生活对我的教育很深，对我的一生，对我的知识和人生观起了很大作用。”

1929年夏，中学毕业。

钱学森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

1934年，他以榜首从交通大学毕业。

同年八月，获得了清华大学留美公费生考试资格。

这本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但考试结果出来，钱学森遭遇了学生时代少有的“滑铁卢”——总分不上线，微积分成绩41分，不及格。

然而他在“航空工程”这门课程的考试中得了87分高分。

当时清华大学负责招生选派留学生的是物理学家叶企孙，时任理学院院长。

叶企孙仔细研究了钱学森的试卷，看出了他在航空工程方面下的功夫，也看出了这些功夫背后的人生理想。

他决定破格录取钱学森。

按照清华大学的规定，凡选派出国的留学生，必须由学校指派导师补习一年课程。

叶企孙为钱学森聘请了以王士倬为首的指导小组。

就在这一年，命运给了钱学森一记重锤。

母亲章兰娟病了。

伤寒。

1934年底，章兰娟因伤寒医治无效去世，年仅四十七岁。

钱学森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关于母亲临终前的细节，史料寥寥。

但有一件事被记录了下来——母亲在病榻上反复念叨的一句话，后来被传为遗言：“天晴了，学森该回来了。”

她至死都在盼儿子回来。

母亲去世后，父亲钱均夫做出了一个决定——终身不再续弦。

此后三十五年，直到1969年去世，钱均夫独自一人走完了余生。

一个旧时代的读书人，用最沉默的方式，完成了对亡妻最深的忠诚。

而钱学森，带着母亲最后的期盼，于1935年赴美留学。

临行前，母亲——或者说家人——特意为他买了《老子》《庄子》等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

母亲嘱咐他：“熟读这些书籍，可以对祖国传统的哲学思想摸到一些头绪。”

母亲还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特性和人生观，都具体体现在它的历史中。

因此，精读史学的人，往往是对祖国感情最深厚、最忠诚于祖国。”

一个裹着小脚的旧时代女性，说出了这样的话。

父亲钱均夫也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郑重地塞到儿子手里，转身离去。

钱学森等到父亲的背影消失后，急忙打开纸条，上面写道：

“人，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

吾儿此次西行，非其夙志，当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

“青春然而归，灿烂然而返”——八个字，是父亲对一个儿子的全部期许。

钱学森将此铭记一生。

1935年9月，钱学森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1936年9月获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

随后转入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成为冯·卡门的学生。

1938年7月，钱学森被任命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研究员。

1939年获博士学位。

从此，这个来自杭州的年轻人，在大洋彼岸开始了他的传奇。

而在大洋的这一边，还有一个人，与钱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蒋英。

钱蒋两家是世交。

钱学森的父亲钱均夫和蒋英的父亲蒋百里是留日同学。

钱家只有钱学森一个儿子，特别想要个女儿，就把五岁的蒋英过继了过来，改名钱学英。

结果蒋英想家，天天哭，四个月后蒋家又把她接了回去。

临走时钱均夫开玩笑说：“闺女接走了，将来得给我当儿媳妇啊。”

一句戏言。

几十年后，成了真。

1947年，钱学森回国探亲，这是他阔别故土十二年后第一次回到祖国。

此时他三十六岁，蒋英二十七岁。

两人久别重逢。

钱学森向蒋英求婚。

同年，两人在上海国际饭店二楼大厅举行婚礼，大胆地摒弃了传统婚俗。

婚后不久，夫妇二人一同前往美国。

母亲当年的那句“天晴了，学森该回来了”，钱学森听到了。

母亲临终前盼他回来，他没能在床前尽孝。

但母亲让他“熟读”的那些书、那些关于祖国历史与哲学的话，他带了一辈子。

在美国，钱学森的书房里始终挂着一幅母亲的画像。

他每天走进书房，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母亲。

从加州理工的实验室到五年的软禁岁月，从1955年冲破重重阻挠回到祖国到此后数十年投身“两弹一星”的研製，这幅画像始终挂在他的案头。

没人知道他对着画像想过什么。

但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知道，奶奶每次给父亲写信时，都提醒他早日回国，钱学森始终把母亲的教诲牢记心头。

由于美国政府的阻挠，钱学森的归国之路异常艰难。

直到1955年，几经辗转，他终于回到了祖国。

从此，他投身于“两弹一星”的研究，为中国的航天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

多年后，当钱学森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他亲笔写下了那份十七人名单。

父亲排在第一位——写文言文。

母亲排在第二位——爱花草。

“爱花草”三个字，在所有人看来都太轻了。

轻到不像一个科学家的“影响报告”。

轻到让人怀疑是不是写错了。

但钱学森没有写错。

对钱学森来说，“爱花草”从来不只是爱护植物的表面意思。

那是母亲教会他的全部——观察力、耐心、对生命的尊重。

一个能够细心观察花草生长的人，也能细心观察火箭的每一个零件；一个懂得耐心等待花开的人，也能耐心等待一次发射窗口的到来；一个尊重每一株生命的人，也尊重每一个数据、每一次实验。

母亲的数学天赋给了他逻辑的骨架；母亲的历史故事给了他精神的坐标；母亲的行善身教给了他做人的底线；而“爱花草”三个字，给了他观察世界的方式。

父亲的临别赠言说“生当有品”——如哲、如仁、如义、如智、如忠、如悌、如教。

这七个字的“品”从何而来？

从母亲那里来。

从杭州方谷园2号那座白墙黑瓦的院落里来。

从她教他心算游戏的厅堂里来。

从她让他每天描一笔“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的书桌前来。

从她默默把菜盘移到他够得着的地方的餐桌上来。

从她讲岳飞、诸葛亮、杜甫的床前来。

从她带着他在北京大街上向乞讨者解囊相助的街头来。

从她塞进他行李箱的《老子》《庄子》里来。

母亲没有上过师范，没有写过教案。

可她把菜市场讲成了数学课，把后院花盆讲成了政治课，把乞丐的脸讲成了历史课。

她的课本是生活本身。

钱学森晚年曾说过一句话：“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有十七个人，而排在十七人之首位的，则是我的母亲。”

排在首位的是母亲，不是导师。

一个把火箭送上天的男人，用一生的时间回答了那个看似轻飘飘的三个字——“爱花草”。

一九八〇年深秋，北京，钱学森的书房里。

窗外银杏叶正黄。

老人从案头抬起头来，目光落在墙上那幅画像上——一个裹着小脚的杭州女子，安静地看着他。

他低下头，继续伏案工作。

手边的图纸上，画的是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的轨迹。

母亲教会他的，从来不是怎么飞。

而是为什么飞，飞向哪里，飞完之后，落在哪里。

那幅画像一直挂在那里。

从加州到北京，从青年到暮年。

画像里的母亲没有再说一句话。

但钱学森每次抬头，都听到了同一句叮嘱——

天晴了，该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