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色列打工时，当地女性和中国女性差别挺大，女孩早熟得惊人！

陈远志到现在都还记得，他到以色列的第一个晚上，差点被吓死。

那是二零一九年三月初，他跟着中铁的劳务派遣队伍从成都飞特拉维夫，经停多哈，折腾了将近二十个小时。出了本古里安机场，地中海的暖风糊了一脸，带着一股说不清是橄榄还是柠檬草的植物气味，跟他老家四川德阳那种潮湿黏腻的空气完全不一样。接他们的中巴车在高速上开了一个多小时，沿途的景色越来越荒，绿色的山丘逐渐变成了黄褐色的戈壁，偶尔能看到几棵孤零零的椰枣树站在荒原上，像站岗的哨兵。陈远志靠着车窗打盹，迷迷糊糊间听到同行的老张说了句“到了”，他睁开眼，看到了此行的目的地——南部沙漠边缘的一个建筑工地。说是工地，其实更像一座小型城镇，几十栋预制板房整整齐齐地排成几排，围着一个大食堂和几间办公室，四周全是黄沙和碎石，一眼望不到头。营地外围拉着铁丝网，每隔几十米就有一个岗哨，荷枪实弹的安保人员穿着防弹背心来回巡逻，陈远志趴在车窗上往外看，整个人都清醒了。

他从小在四川长大，见过最厉害的武器就是派出所民警腰上的电棍。眼前这阵仗，他只在电影里见过。老张比他早来两年，见他脸色发白，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没事，习惯了就好，这边就这样，安保都是公司配的，防的是火箭弹。陈远志咽了口唾沫，心想自己不过是听中介说以色列工资高，一个月能挣两万出头，比国内工地翻了三倍，脑子一热就签了合同。现在倒好，钱还没挣着，先得学着怎么在防空洞里跑。

那年陈远志二十六岁，高中毕业就出来打工，在广东的电子厂干过，在成都的工地也干过，什么苦活累活都做过。他这个人没什么大志向，就想攒够了钱回老家县城开个小店，再娶个媳妇，安安稳稳过日子。他有个女朋友叫周晓娟，是老家一个亲戚介绍的，在县城超市当收银员，两个人处了快一年，感情说不上多热烈，但还算稳定。他出来打工这事周晓娟不太乐意，嫌他走得太远，一年到头见不了几面。陈远志哄她说就干两三年，攒够了首付就回去娶她，周晓娟这才勉强点了头。

刚到工地那几天，陈远志什么都新鲜。食堂里的大师傅是个河南人，居然学会了做鹰嘴豆泥和法拉费，早餐除了馒头稀饭，偶尔还会出现以色列人爱吃的皮塔饼和一种叫“labneh”的酸奶奶酪。陈远志吃不惯，总觉得有一股子羊膻味，每顿饭都要往碗里舀两大勺老干妈压住那股味道。工地上的工友来自五湖四海，河南的、四川的、福建的、东北的，口音五花八门，但关系都还算融洽。毕竟都是离乡背井出来讨生活的，谁也不比谁容易，互相之间能帮就帮一把。他每天的工作是开混凝土搅拌车，从早八点到晚六点，中间休息一个小时，一个月工钱折合人民币两万多块，加班另算。这收入在国内他想都不敢想，同样的活在国内撑死了七八千。所以他虽然累，但心里踏实，每天躺在宿舍的硬板床上，用手机上的计算器算着自己攒了多少钱，算着算着就睡着了。

对陈远志来说，这趟以色列之行就是挣钱，其他一切跟他没关系。可他没办法不注意到一种人——当地的年轻女孩。

第一次被震撼是在工地附近的加油站。那天他跟着老张出去拉柴油，排队等加油的时候，旁边停着一辆旧皮卡，驾驶座上坐着一个小姑娘。她看起来最多十五六岁，一头深棕色的长发随意地扎在脑后，穿着军绿色的T恤和一条破洞牛仔裤，左手手腕上戴着一串花花绿绿的手链。她正侧着身子一边等加油一边打电话，语速飞快，说几句就笑一下，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她讲的是希伯来语，陈远志一个字都听不懂，但那个笑声太有穿透力了，隔着车窗都能感觉到那股子野生的、不管不顾的生命力。

陈远志盯着她看了好几秒，然后他注意到了她右肩上方、副驾驶座位上靠着的那个东西——一把M16步枪。枪身是黑色的，弹匣插在上面，枪口朝上，就那么大大咧咧地靠在座椅上，像是一把网球拍或者一根鱼竿。

陈远志的眼珠子差点掉出来。他猛拽老张的袖子，“张哥张哥，你看那边，那女娃有枪！”老张正在低头看手机上的棋牌游戏，抬头瞟了一眼，哦了一声，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那是女兵，这边满大街都是。以色列规定男女都得服兵役，男的三年女的两年，你看她那个年纪，应该是在服役期。服役期间枪不离身，逛街都得背着，上厕所得带着，回家休假也得带着，怕紧急集合。”陈远志“啊”了一声，又转头去看那个女孩。女孩加完了油，把油枪挂回去，发动了皮卡车。车子从他旁边经过的时候，她大概是注意到了这个中国工人直愣愣的目光，侧过头，隔着车窗对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大方、自然、毫无扭捏，像沙漠里的阳光一样明晃晃地打在他脸上。

陈远志的脸腾地红了，赶紧低下头假装看手机。他的心脏砰砰砰地跳，不是心动——当然也谈不上心动——而是一种被冲击到的震荡感，像是一块巨石砸进了他原本平静无波的认知池塘里，溅了他一身水。他活到二十六岁，接触过的女性屈指可数，母亲、周晓娟、几个女性亲戚和女同学，她们的形象在他脑子里是高度统一的——温顺、内敛、含蓄、被保护的对象。可眼前这个姑娘，看起来比他妹还小，肩头却靠着一把能杀人的真枪。他整个人都有些恍惚，像是闯进了一个平行世界，这个世界的规则跟他以前熟悉的完全不一样。

从那天起，他开始有意无意地观察这个国家的人。工地在南部，靠近贝尔谢巴，但偶尔休息日他们会坐大巴去特拉维夫或者海法逛逛，采购一些生活用品，或者纯粹就是出去透透气。他不想承认自己对那些当地女孩的关注，但每次出门，目光就是忍不住往她们身上瞟。

在地中海的沙滩上，他见过穿着比基尼打沙滩排球的女孩，皮肤晒成小麦色，腹肌线条分明得像雕塑，跳起来扣杀的时候整个人充满了力量感。她们打完球就大大方方地坐在沙滩上喝水聊天，没有任何人会裹着浴巾遮遮掩掩。在特拉维夫的街头，他见过凌晨两三点还在酒吧外面喝酒聊天的姑娘，声音比男人还大，笑声在整条街上回荡。在耶路撒冷老城的哭墙前，他见过裹着头巾的犹太女孩，对着古老的石墙低声祈祷，脸上的神情专注而深沉。他还见过背着步枪、穿着军靴在菜市场买菜的女兵，枪带随意地挂在肩膀上，一手提着菜篮子一手拿着手机发语音，嘴里说着他听不懂的希伯来语，笑起来的时候跟任何一个普通女孩子没有区别。

他在地中海边的长椅上坐下来，看着那些女孩们肆无忌惮地奔跑、叫嚷、嬉戏，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说不清的惆怅。她们好像不用讨好任何人，不用在乎自己笑起来好不好看，不用管别人怎么评价自己。她们想干什么就去干什么，不是因为她们不懂危险，而是因为她们是在一种随时可能有危险的环境里长大的，早就习惯了这种不确定性，反而把每一天都过得分外用力。

这让陈远志想起周晓娟，进而想起了一个更深的问题——为什么同样是二十来岁的姑娘，差别就这么大呢？当然，他没办法去观察所有的当地女性和中国女性，也没有能力做那种全面的对比，他只能根据自己看到的、听到的，在自己有限的认知范围内去对比——他在老家认识的那些女孩，和他在以色列街头看到的这些女孩，她们之间的不同实在是太明显了。

周晓娟比他小两岁，在县城超市收银，每天站八个小时，回到家最大的爱好就是刷短视频和看直播。她最大的烦恼是单位同事又说了谁的坏话、网上哪件衣服打折没抢到、她妈又催她赶紧结婚。陈远志跟她视频的时候，她不是在抱怨工作累，就是在羡慕抖音上那些网红的生活，要么就是在追问他什么时候回来、回来以后房子买在哪儿、装修要什么风格。她很少问他在以色列过得怎么样、吃得好不好、累不累，倒不是不关心他，只是她的思维模式就是围着自己生活里那一亩三分地打转。有一次陈远志跟她讲自己在工地上看到火箭弹拦截的画面，天空炸开一朵白色的烟花，他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周晓娟在那边敷着面膜，心不在焉地说了一句“好吓人啊那你小心点”，然后就开始讲她今天在超市遇到一个不讲理的顾客，跟她吵了一架。陈远志举着手机，忽然觉得有些索然无味。

他能理解周晓娟。她从小在一个安逸的小县城长大，父母都是本分的工薪阶层，她的人生轨迹是被预设好的——上学、工作、结婚、生子、变老。没有人告诉过她这世界上还有另一种活法，她也没有机会去见识那种活法。她的视野就是她手机屏幕那么大，她关心的就是那个屏幕里能装下的东西。这不能怪她，但陈远志不得不承认，他心里渐渐生出了一种他自己都没察觉到的疏离感。

有一次，周晓娟在视频里跟他吵架，起因是她看上了一套一万多的婚纱照套餐，想让他提前把钱打给她预定。陈远志说他现在在国外，卡里的钱都是攒着当首付的，婚纱照等回国以后再拍也来得及。周晓娟就急了，说他不爱她、不重视她、不把她的感受当回事。她在那头哭得梨花带雨，陈远志在这头沉默地听着，脑子里却忽然想起了今天白天在工地上见到的一个画面——一个以色列女工程师，大概二十六七岁，穿着沾满灰尘的工装裤和安全背心，戴着白色安全帽站在一群男人中间，手里拿着一卷图纸，声音洪亮地跟施工队长争论一个钢结构节点的方案。她争论的时候身子微微前倾，眼睛直视着对方，毫不退让。施工队长是个五十多岁的以色列老头，头发花白，被她说得连连点头。陈远志不懂希伯来语，不知道他们争论的具体内容，但他永远记得那个女人站在一群男人中间的样子——那不是被保护的位置，也不是附属的位置，而是平等的、主导的、被尊重的。她不需要任何人觉得她好看或者可爱，她只需要别人认可她的专业能力。

陈远志看着视频里哭得眼妆都花了的周晓娟，忽然产生了一个念头——她跟那个女工程师，好像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这个念头让他心里一阵发虚，赶紧把它压了下去，转而好言好语地安抚周晓娟。最后周晓娟终于不哭了，答应等以后再拍，然后又开始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快了快了，项目再干一年就差不多结束了。周晓娟在那头嗯了一声，然后说了一句让他愣了半天的话，“那你早点回来，我等你。”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但陈远志心里清楚，她的“等”是有限度的，她的耐心、她的青春、她的婚姻焦虑，都是限度的。她等不了太久，也不想等太久。

那天挂掉视频之后，陈远志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宿舍里另外三个人都睡着了，老张在另一张床上打着鼾，声音大得像拖拉机。他在黑暗里睁着眼睛，把周晓娟和那个以色列女工程师放在一起比较了很久，然后给了自己一巴掌——不重，就是那种提醒自己清醒一点的力道。他想，我是不是有病？拿自己女朋友跟别人比，比什么比，人家是什么家庭条件、什么教育背景，周晓娟是什么条件，这能一样吗？人家从小在战火里长大，周晓娟在蜜罐里泡大的，这怎么比？比不了。

他翻了个身，把被子蒙在头上，强迫自己不去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但他知道，有些念头一旦种下了，就像沙漠里的骆驼刺，看着不起眼，根却越扎越深。

真正让陈远志对“以色列女孩早熟”这件事产生颠覆性认知的，是工地附近那家加油站的收银员，一个叫诺娅的姑娘。

加油站离工地大概两公里，步行十几分钟就到。陈远志第一次见到诺娅的时候就被她震住了——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这姑娘看起来太年轻了。她的五官带着中东女孩特有的深邃和立体感，浓眉大眼，睫毛长得像两把刷子，鼻梁高挺，嘴唇饱满，一头乌黑的卷发蓬松地垂到腰际。但她的眼神和气质完全不像一个应该站在收银台后面的小姑娘。她的眼神里有一种东西，陈远志想了很久才找到一个合适的词——沉静。那不是少女的懵懂和羞涩，而是一种见过了太多世面、经历了太多事情之后才会沉淀下来的、从容的笃定。

后来他才知道，诺娅才十九岁。

十九岁的中国女孩在干什么？陈远志想了想自己的表妹，十九岁，正在成都一所大专读书，周末跟同学去逛春熙路，最爱买奶茶和盲盒，在微博上追星，看到虫子会尖叫着跳到凳子上。而诺娅，十九岁，已经服完了两年的兵役，退役后没有去上大学，而是在加油站打工攒钱，计划着自己创业。她的父母在她小时候就去世了，她在集体农庄长大，十七岁入伍，在情报部门服役，退役后拿到了国家给的一笔安置费，准备去读大学，但不想花那笔钱当学费，想自己挣。

陈远志第一次跟诺娅正经聊天，是因为一包方便面。那天他加完油顺便进便利店想买点零食，站在货架前看了半天，啥也不认识——包装上的文字全是希伯来文，连个英文字母都找不到。他正拿着两包东西比划着猜哪个是薯片哪个是饼干，诺娅从收银台后面走出来，用生硬的英语问他需要帮助吗。陈远志的英语水平基本上是零，连比划带猜，脸涨得通红。诺娅看着他手忙脚乱的样子，忽然笑了。那个笑容和她上次在皮卡车里对他笑的那一下不一样，这次的笑里没有那种礼貌的、一闪而过的客套，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觉得有趣。

她从他手里把那两包东西拿过去，指着左边那包说“cookie”，指着右边那包说“cracker”，然后从旁边货架上拿了一包方便面塞到他手里，说“noodle, you know?”。陈远志猛点头，“知道知道，面条嘛。”诺娅歪了歪头，显然没听懂他说的中文，但大概从他的表情和手势里猜出了意思，又笑了一下。

从那以后，陈远志每次去加油都会特意进便利店跟诺娅聊几句。他发现这个小姑娘的英语其实说得不差，只是带着浓重的中东口音。她会的词汇量不算大，但表达很清晰，从不废话。随着接触的增多，他渐渐了解了诺娅的故事。她的父亲是俄罗斯犹太移民，母亲是摩洛哥犹太人，两个人在集体农庄里认识并结婚，生了诺娅和她的弟弟。诺娅八岁那年，父母死于一场车祸。她父亲开的车在高速公路上被一辆疲劳驾驶的卡车追尾，整车人当场死亡。八岁的诺娅在葬礼上穿着黑色的裙子，站在一群大人中间，牵着弟弟的手，一滴眼泪都没掉。不是不难过，是她不能哭。因为她哭了，弟弟会哭得更凶。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在人前哭过。她跟弟弟被集体农庄里的一个老妇人收养，老妇人自己有三个孩子，并不富裕，但还是把姐弟俩拉扯大了。诺娅十七岁那年参军，弟弟被送到寄宿学校，姐弟俩一个月见一次面，每次见面她都把自己省下来的军饷塞给弟弟，让弟弟在学校里不要被人看不起。

陈远志听到这些的时候，脑子里嗡嗡的。八岁没了爹娘，十七岁扛枪，十九岁一个人在社会上打拼。他忍不住问她，部队是不是很辛苦。诺娅想了想，说了一句让他至今难忘的话。她说，辛苦分很多种，有一种辛苦是为了活下去，那就不叫辛苦。你在这里打工，远离家人、住板房、吃不好的东西，也是辛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辛苦，辛不辛苦不重要，值不值得才重要。陈远志当时张着嘴愣了好一会儿，心里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捶了一下。他想起自己在国内工地上干活的时候，每天累得跟狗一样，躺在床上最大的快乐就是骂老板不是东西。他从来没想过“值得”这两个字。对他来说，打工就是打工，是为了钱，是为了生存，不值得，但没得选。但诺娅不这么想，她把每一种辛苦都看成了自己选择的一部分，既然选了，就不叫苦。这种思维方式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心里一扇从来没有打开过的门。

周晓娟也不是没有吃过苦。她爸妈在她初中的时候离了婚，她跟了她妈，她妈后来又改嫁，继父对她不算好也不算坏，但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一直跟着她。她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去超市当收银员，一站就是一天，腿都站肿了，一个月挣三千多块，还要给她妈交生活费。她也有自己的不容易，但她的不容易和诺娅的不容易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质地。周晓娟的不容易让她学会了抱怨，学会了计较，学会了在有限的空间里为自己争取更多的好处。诺娅的不容易让她学会了沉默，学会了承受，学会了在所有人都以为她会崩溃的时候稳稳地站在那里。这两种不同质地的不容易，把两个同龄女孩塑造成了完全不同的人。

周晓娟不是不独立。她一个月挣三千多，自己能养活自己，不靠任何人，在县城里已经算是不错的。但她的独立是经济层面的独立，她的精神世界仍然在等人来填满——等男朋友来哄她，等同事来夸她，等结婚来改变她的生活。而诺娅的独立，是从骨子里往外长出来的，她不依赖任何人，也不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她甚至不觉得一个人打拼是一种无奈的选择，在她看来，这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

有一天晚上，陈远志一个人去便利店，诺娅正在盘货。店里没什么人，两个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陈远志用磕磕巴巴的英语问她，你才十九岁，不觉得一个人太累了吗？为什么不多读两年书再工作？诺娅蹲在货架前面，一边往上面码薯片一边头也不回地反问了他一句，“你知道吗，我从十八岁退伍到现在，如果不努力，下个月就会被扫地出门。那时候谁来管我？没有人。你也是来打工的吧，你累吗？”陈远志说累啊，当然累。诺娅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薯片渣，看着他，笑了笑，说了一番话，让陈远志站在那里久久说不出话来。

“累就对了。在我们这里，女孩从小就知道，没有人替你扛枪，没有人替你付账单，也没有人会因为你是女孩就让着你。我十五岁就开始自己挣钱了，十七岁参军，扛着比我一半体重还重的装备在戈壁滩上急行军。这里的姑娘都是这么过来的，不是我们想早熟，是我们不得不早熟。但早熟有什么不好？至少我不需要别人来定义我是谁。”

陈远志愣在那里，手里那包方便面差点掉在地上。他忽然意识到，他之前心里那些隐隐约约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对比，在这一刻被诺娅用最直白的方式说了出来。他仔细琢磨之后，发现自己观察到的那种所谓的“早熟”，不只是会持家、能吃苦那么简单，而是一种罕见的自我意识——她们不打算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她们想要活出自己的价值。不是被迫的早当家，而是主动的自我成长。

那天晚上他回到宿舍，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老张的鼾声此起彼伏，他在黑暗里睁着眼睛，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反复复地回放着诺娅那句话——“我不需要别人来定义我是谁。”然后他莫名其妙地想到了周晓娟，想到了她那些关于婚纱照、婚房、谁家老公又给谁买了什么礼物的絮絮叨叨。他忽然觉得一阵难以名状的压抑。他不怪周晓娟，她知道的世界就那么大，她想要的也就是那些东西。可是他已经看到了更大的世界，他没办法装作没看见。他开始怀疑，自己攒够了钱回去娶她、买房、生娃，然后呢？两个人在小县城里过一辈子，她继续收银，他继续搬砖，周末去她妈家吃饭，生了孩子以后为孩子上哪个幼儿园吵架，然后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他能忍受那样的生活吗？以前他觉得能，因为他没见过别的活法。现在他见过了，他不想忍了。

二零一九年十月，以色列的秋天来得晚，但来得猛。沙漠里的昼夜温差极大，白天还能穿短袖，晚上就得裹上棉袄。工地上的活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陈远志所在的班组负责浇筑一栋办公楼的地基，连续加了快一个月的班，每天干到晚上九十点钟，累得连吃饭的力气都没有。那天晚上大概十一点多，他刚洗完澡准备睡觉，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他拿起来一看，是周晓娟。

他接起来，还没说话，就听到电话那头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声和嘈杂的人声。周晓娟的声音夹在那些噪音中间，听起来有些含糊，像是喝了酒，“陈远志！你在干嘛呢！”

“在工地呢，刚下工。”陈远志皱了皱眉，把手机拿远了一些，“你在哪呢？怎么那么吵？”

“我在唱歌！跟同事一起！”周晓娟的声音很大，像是在喊，“陈远志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准话！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娶我？我妈今天又催我了，她说你都走了快一年了，连个准话都没有，是不是在外面有别人了？你知不知道我在家里有多难做人？”

陈远志心里涌起一阵烦躁。他不是不理解周晓娟的压力，在老家那个小县城，女孩子二十四五岁还没结婚就已经算大龄了，街坊邻居的闲言碎语能把人淹死。但他实在太累了，他刚从脚手架上下来，浑身都是混凝土的粉尘和汗臭味，累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他实在没有力气在电话里跟她讨论结婚的事。他说，“晓娟，咱不是说好了吗，等我这边项目结束了就回去。你现在让我给你准话，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结束啊，工地的活又不跟上班一样有固定日期。再等等，行不行？”

“等等等，你就知道让我等！”周晓娟的声音忽然拔高了，带着一种委屈和愤怒混合的情绪，“我等了你一年了！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我一个人在家里被人指指点点！你知道隔壁家那个小丽怎么说我吗？她说你肯定不要我了，说我天天等着等着就等成老姑娘了！陈远志，你到底爱不爱我？你是不是不想娶我了？”

“这跟爱不爱有什么关系？”陈远志的声音也大了，“我在外面挣钱不是为了咱俩的将来吗？你以为我想在这儿待着？你知不知道这边有多危险？前两天营地外面刚响了一次警报，一发火箭弹就落在离我们不到五百米的地方，我当时趴在防空洞里整个人都在抖，想着万一真被炸死了你怎么办。你说的好像我在外面享福似的，你有没有问过我过得怎么样？”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然后周晓娟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刚才那种咄咄逼人的质问，而是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一种陈远志非常熟悉但又非常疲惫的东西。那是她惯用的武器，眼泪。

“那你回来啊！”她在那头哭了出来，声音尖锐而凄厉，“你要是真的在乎我你就回来啊！钱什么时候挣不完？我又不要你给我买多大的房子，回来租房子住也行！你回来就行！你知不知道我一个人过得多不容易？我每天上班被人刁难，下班回家我妈跟我念叨，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根本就不心疼我！你跟你的钱过去吧！”

陈远志握着手机，站在工地宿舍外面的空地上，头顶是中东沙漠里灿烂得不像话的星空。没有云，没有雾霾，银河从地平线的一头横跨到另一头，密密麻麻的星子亮得刺眼。他抬头看着那片星空，忽然觉得一种深入骨髓的孤独感从脚底一直蔓延到头顶。他想说，我知道你不容易，可是我也不容易。你一个人在家被催婚、被议论，你难过。我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扛混凝土、躲火箭弹，我就不难过吗？但他没有说。因为他知道说了也没用，周晓娟听不进去，她从来都听不进去。他们的悲欢，早就不相通了。她想要的是一个立刻回到她身边、给她安全感的丈夫，而他已经不是那个愿意满足她所有安全感的男人了。

那天晚上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挂掉电话的。他坐在宿舍外面的台阶上抽了很久的烟，一根接一根，直到烟盒空了才停下来。沙漠的夜风冰凉刺骨，吹在身上像刀子割，但他不想回宿舍。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理一理自己乱成一团的思绪。他知道，自己和周晓娟之间出现了裂痕，不是今天才出现的，是这一年里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他见过另一种活法了，他见过活得更用力、更独立、更不依赖男人的女人了。他不是嫌弃周晓娟不够独立、不够成熟、不够懂事——这些词都不对。他只是忽然觉得，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了，他说的话她听不懂，她说的话他不想听。他们的生活轨迹像两条交叉线，在某个点短暂地重合了一下，然后就朝着不同的方向越走越远。

但知道裂痕存在是一回事，有勇气去打破现状又是另一回事。三年的感情，说放下就放下，他做不到那么干脆。他还是决定等回国以后跟她好好谈谈，也许见了面就好了，也许距离带来的隔阂在见面以后就能消除。他这样安慰自己。

二零二零年初，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爆发。以色列的航班被大规模取消，回国的计划被无限期推迟。工地上的气氛也变了，大家都戴着口罩干活，每天测体温，消毒液的味道弥漫在营地的每一个角落。恐慌像一种无色无味的气体，看不见摸不着，但每个人都吸进了肺里。陈远志看着新闻上不断上涨的确诊数字，心里越来越慌。他给家里打电话，他妈在电话里哭，让他无论如何都要平安回来。他给周晓娟打电话，周晓娟说老家那边也封了，超市关门了，她天天在家待着不出门。两个人在电话里聊了不到十分钟就沉默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又草草聊了几句就挂了。

转眼到了二零二一年，巴以冲突突然升级。那是陈远志这辈子经历的最恐怖的五月份。一天晚上，刺耳的防空警报毫无预兆地响彻了整个营地，那声音跟以前演习的时候不一样，又尖又长，像是把空气撕开了一道口子。陈远志从床上弹起来，跟着人群往防空洞里跑。他穿着拖鞋，鞋跑掉了一只都顾不上捡，满脑子空白地跟着人群跑。跑进防空洞以后，他听到了这辈子最不想听到的声音——远处传来的爆炸声，一声接一声，沉闷而沉重，震得防空洞里的灯都在晃。他能感觉到地面的震动，像地震一样，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的心脏都不跳了。老张蹲在他旁边，脸上没有了平时的无所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紧绷的、凝重的表情。他说，这次闹得挺大，听说是哈马斯发射的火箭弹，数量比以前任何一次都多。

陈远志靠在防空洞冰冷的墙壁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头顶上不断传来轰隆隆的爆炸声，像是有人在用巨大的铁锤砸地面。他想到了很多事情，想到了他爸妈，想到了老家那条叫大黄的土狗，想到了还没攒够的首付，想到了周晓娟。他忽然意识到，如果他今晚死在这里，他最后悔的事情是什么？不是没挣够钱，不是没买上房子，而是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真正活过一天。他的人生一直在按照别人的期望走，读书、打工、攒钱、结婚、生子，每一步都是被预设好的，他像一个被写好了程序的机器人，从来没有问过自己到底想不想要。

在那一刻，他做了一个决定。

等防空警报解除之后，他走出防空洞，看着远处天边被爆炸映红的夜空，掏出手机，给周晓娟发了一条消息。那条消息他打了很久，打了几行字又删掉，删了又重新打，手指一直在发抖。最终他发送出去的，只有短短几行字。

“晓娟，我想了很久。我们不合适，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在以色列这一年多，想明白了很多事。我对不起你，耽误了你这么久。我们分手吧。你值得一个能陪在你身边的人，而那个人不是我。”

发完之后，他关掉了手机。他知道周晓娟会打电话来，会哭，会骂他，会把所有难听的话都骂一遍。他承认自己是个混蛋，但他不想再过那种一眼就能望到头的生活了。他不想在若干年以后，坐在县城某个老旧的楼房里，看着身边已经满脸皱纹的周晓娟，心里想着自己当年在以色列见过的那片星空和那些活得像火焰一样的女孩，然后后悔一辈子。

周晓娟没有让他失望。第二天他打开手机，微信消息直接炸了。语音消息发了上百条，从最开始的质问到后来的哭骂，从哭骂到哀求，从哀求到诅咒，几乎涵盖了一个被分手的女人能说出的所有话。她妈也给他发了消息，措辞比周晓娟更激烈，说他是个没良心的东西，说她闺女等了他这么久，说他们家算是瞎了眼。陈远志一条一条地看了，没有回复。他知道自己欠周晓娟一个交代，但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说对不起太轻飘飘了，轻得像沙漠里的一粒沙子，根本压不住他给周晓娟带来的伤害。但他只能这么做，长痛不如短痛。他不能骗自己，也不能继续骗她。

但让陈远志真正崩溃的，不是失恋。失恋这件事在他的意料之中，他有心理准备。让他崩溃的，是一周后发生的事——一个中国工友在冲突中遇难了。不是被火箭弹炸的，火箭弹被铁穹拦截了大部分，偶尔有漏网的也都落在了空地上。那个工友是在混乱中被一颗流弹击中的。陈远志和那个人不算熟，不是一个班组的，只在食堂里见过几次，说过几句话。那个人也是四川人，三十出头，家里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小学，小的才刚会走路。他老婆在老家带孩子，他一个人出来打工，想给孩子攒学费，想让老婆孩子过上好日子。

他死在了离家万里之外的一片沙漠里，身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一句遗言。

大使馆协调了遗体运送的事宜，工友们凑了钱，公司也赔了一笔抚恤金，但人没了就是没了，多少钱都换不回来。消息传回国内的时候，那个工友的老婆在电话里哭得撕心裂肺。陈远志当时就站在旁边，听着那个声音，觉得浑身发冷。他不知道那个工友在死前的那一刻想了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来得及想，也许想到了他的孩子和老婆，也许想到了老家的父母。他不敢细想，因为他怕自己会崩溃。

那天晚上，陈远志一个人走到工地外面的荒地上。沙漠的夜安静得可怕，只有风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犬吠。他蹲在地上，把脸埋在手掌里，很久很久没有动。他不是一个爱哭的人，但那天晚上，他的眼泪无声地浸湿了指缝。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哭——也许是为了那个死去的工友，也许是为了周晓娟，也许是为了远在老家的父母，也许是为了那个在防空洞里重新活过来的自己。他想，生命真的太脆弱了，脆弱到一句话、一颗流弹、一次意外就能把人从这个世界上抹掉。你以为你有大把的时间去犹豫、去等待、去凑合，但也许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时间。每一天、每一分钟，都是你从命运手里抢过来的。你用这些抢来的时间去讨好别人、去过别人觉得“正常”的生活，你不觉得亏吗？

不知怎么的，他在满天星斗下想起了诺娅在便利店货架前对他说的那句话——没有人为你扛枪，没有人为你付账单，你必须自己来定义你是谁。他当时听懂了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但直到今天，他才真正理解了这句话背后的东西。所谓的自己定义自己，不是喊口号，不是立flag，是在每一个选择的关口，有勇气把自己的真实感受放在别人的期待前面。是敢于结束一段不再合适的关系，哪怕背上骂名。是敢于承认自己想要的是另一种生活，哪怕那种生活不被任何人理解。

他站起来，用袖子擦干了眼泪，仰头看着头顶那片璀璨得不像话的星空。银河横跨天际，像一条被揉碎的水晶铺成的河流，静静地流淌在沙漠的上空。他想起在老家县城里从来没见过这样的星空，那里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被雾霾和灯光污染遮蔽着。而这里，在这片荒凉得寸草不生的沙漠里，竟然有全世界最清澈的夜空。他想，也许人生也是这样，你放弃了那些遮风挡雨的东西，离开了那些看似安全的地方，才能看见真正辽阔的风景。

二零二二年夏天，陈远志的三年合同终于到期了。这三年里，他攒下了将近四十万块钱，练出了一口虽然不流利但能跟人正常交流的英语，从一个只会在搅拌车上发呆的普通建筑工人，变成了施工队的小组长。他的手上磨出了更厚的茧子，脸被沙漠的风吹得粗糙了很多，眼神也比三年前沉稳了不少，不再是那种怯生生的、看什么都新鲜的样子。

回国前的那天晚上，他特意去了一趟加油站便利店。诺娅还坐在收银台后面，但她的变化也很大。她不再是那个扎着马尾、穿着店员制服的小收银员了——她盘下了这家便利店，成了自己的老板。门口贴着她自己设计的海报，上面用希伯来文和英文写着“谢谢你陪我们走过艰难的岁月，这家店的故事，也是你的故事”。陈远志站在海报前面看了很久，觉得这个姑娘真是太了不起了。

诺娅看到他，还是那种自然而然的笑，大方、爽朗、毫无保留，跟当年在皮卡车里对他笑那一下一模一样。她从收银台后面绕出来，跟他拥抱了一下，问他是不是要走了。陈远志说是，明天早上的飞机。诺娅说那你要好好保重，回中国以后多吃点好吃的，在这边天天吃工地食堂太可怜了。陈远志笑了，笑着笑着眼眶就有些发热。他有很多话想对这个姑娘说，他想谢谢你教会了我很多东西，不是英语，不是工作技能，而是怎么活。但他英语不够好，说不出这么复杂的话，而且他觉得说这些太煽情了，跟诺娅的性格不搭。所以他只是笑了笑，说了一句，“谢谢你，诺娅。”

诺娅歪了歪头，看着他，眼神里有一种洞穿一切的沉静。然后她伸出手，在他肩膀上拍了拍，说，“别客气。你以后会过得更好的。对了，我以前一直想问你怎么从来不留胡子，你们中国男人都没有胡子吗？”

陈远志被她这句话逗得哈哈大笑，说我们当然有胡子，只是我不爱留，太邋遢了。诺娅耸了耸肩，说我们这边男人都爱留胡子，她觉得胡子很帅。两个人就这么站在收银台前聊了半个多小时，聊到店里的客人都多了起来，诺娅不得不回去工作了，陈远志才告别离开。走的时候他在店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诺娅站在收银台后面，正对一个买烟的顾客说着什么，表情认真而专注。

他转头走进了沙漠的夜色里。营地的方向有一排昏黄的灯，他沿着那条路慢慢地走，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平静。他知道，他这辈子大概再也不会见到诺娅了。这个把他从迷茫中拍醒的以色列姑娘，会变成他记忆里一个遥远的坐标，提醒他曾经在世界的另一端，有那样一群人、那样一种活法。

但他带走了她说过的话。那句话已经长在了他的骨头里，变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回到四川德阳已经是七月底了，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陈远志在成都隔离完回到家，推开院门的时候，他妈正在院子里摘菜，看到他的那一刻，老太太愣住了，手里的菜掉了一地，然后就哭了出来。她跑过来一把抱住他，一边哭一边打他的后背，说你个死孩子你终于回来了，你知不知道妈有多担心你。陈远志搂着他妈，眼眶也红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爸多喝了两杯酒，脸红红的，话也比平时多了很多，翻来覆去地问他以色列那边的情况，问他有没有受伤、有没有被吓到。陈远志挑了一些不太吓人的事情讲给他们听，讲死海的盐滩，讲耶路撒冷的古城墙，讲地中海边的日落。他爸听得津津有味，说咱们家祖祖辈辈都没出过国，你小子倒是开了洋荤。

关于周晓娟的事，他妈提了一句，说晓娟去年年底嫁人了，嫁给了县城另一个开小超市的，日子过得还行。陈远志点了点头，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夹了一筷子菜。关于分手的具体原因，他没有跟家里细说，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两个人性格不合。他妈叹了口气，也没有多问。在她看来，儿子能平安回来比什么都强。

他在德阳待了一个多月，那段时间是他这几年来最放松的日子。他每天睡到自然醒，起来帮他妈干点家务，中午去街上吃一碗正宗的担担面，下午约几个老同学喝茶打牌，晚上陪他爸看新闻联播。日子过得懒散而安逸，像是把在以色列欠下的所有睡眠和放松都补了回来。

但他知道，他不能一直这样下去。他三十岁了，人生的下一个阶段已经摆在了面前。他不打算再回工地了，这三年攒下的四十万加上以前的一些积蓄，足够他做点小生意。他不是不想继续挣钱，但他想换一种活法——不再是给别人打工、用命换钱，而是自己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

十月，他开了一家小小的咖啡馆。店不大，在德阳市区一条不太热闹的街道上，租金不贵，装修是他自己设计的，风格简单而温暖，墙上挂着他从以色列带回来的照片——死海的日落、耶路撒冷的老城、地中海边的沙滩，还有一张是他和诺娅在便利店门口的合影。店员只有两个，一个是他，另一个是他从老家带过来的远房表妹小燕。菜单上除了常规的拿铁和美式，还有一道他自己研发的特调——以色列风格的薄荷柠檬茶。他在以色列喝过一次，念念不忘，回国以后凭着记忆复刻了出来，味道虽然不正宗，但很独特，成了店里最受欢迎的饮品。店名是他想了很久才定下来的，叫“远方”。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就是字面意思。他想提醒自己，他曾经去过远方，见过不一样的世界，不要把那种开阔的心气丢在柴米油盐里。

咖啡馆开业那天，他妈来店里坐了一会儿，端着一杯拿铁左看右看，说你这店能挣钱吗？这玩意儿卖得又不便宜，喝的人能有几个？陈远志笑着说，慢慢来，不着急。然后坐下来，把他那首单曲循环了无数遍的《老男孩》连上蓝牙音箱，摁下了播放键。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任岁月风干理想，再也找不回真的我……”

他靠在自己的咖啡店吧台后面，看着窗外街道上慢悠悠走过的行人和偶尔驶过的电动车，想起自己第一次站在以色列那片戈壁滩上的茫然和惶恐，想起那些背着步枪逛菜市场的以色列女孩，想起诺娅在货架前对他说出的那番话，想起在防空洞里瑟瑟发抖时做出的那个决定，想起那个永远留在了沙漠里的四川工友。

他觉得一切都像一场梦。梦醒了，他还活着，还年轻，还有选择。

他觉得不真实。他又觉得很真实。

音乐还在继续。他给自己冲了一杯薄荷柠檬茶，握在手里，感受着杯子传来的温度。阳光从落地窗里照进来，落在吧台上，明晃晃的一片。

店门被推开了，一个姑娘走了进来，大概是这条街上的住户。她在吧台前站定，目光扫过墙上的那些照片，最后落在了咖啡机上方的菜单板上。她看了看菜单，又看了看陈远志，表情有些好奇。

“老板，这个以色列薄荷柠檬茶，真的是以色列的吗？”

陈远志放下杯子，站直了身体，对着她笑了笑，笑容里带着一种只有他自己才懂的笃定和释然。

“如假包换。”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