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如果是今天的某个人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逮捕或起诉，那么作为旁观者的我们，至少可以确认一件事情。
作为侦查与逮捕的公安机关，必定掌握了这个人确实存在或实施了分裂国家、煽动分裂国家、武装叛乱暴乱、颠覆国家政权、间谍、为境外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等实质行动。
如果是当年陈一众被以“反革命罪”逮捕或起诉，那么作为旁观者的我们，即便聆听完法院整场的审判与判决，都未必可以确认他具体做了什么“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
因为一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危害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国家安全，破坏社会秩序的行为，都可以被认定为反革命行为，也就是南余县领导希望判陈一众的“反革命罪”。
这是一个诞生于特定历史阶段的罪名，这是一个可以包含背叛祖国、阴谋颠覆政府、武装叛乱、间谍、反革命破坏、反革命宣传煽动等罪名的统称。
直到1997年刑法修订之前，这条罪名都在为建国初期巩固新生政权、维护国家安全发挥着极具现实意义的作用。
也正因为如此，当像陈一众这样一个在人民政法大学学习的大学生，这样一个由人民政法大学派到南余县来实习的大学生，被南余县当地政府以“反革命罪”逮捕并准备通过公检法快速定性与判决时。
无论是检察院还是法院的两位老领导，都表达出了相当程度的拒绝甚至是抗拒，因为经历过太多的他们，知道这样一个罪名意味着什么，也明白这样一个罪名实在无法真正且牢靠的安在陈一众身上。
相比起更严谨、更符合现代刑法规范的“危害国家安全罪”，这个带有浓厚阶级斗争色彩的“反革命罪”，在当时那个年代，远比我们今天通过电视剧感受到更让人害怕与惊恐。
因为只要能从单纯思想和言论表达证明，那么陈一众这个所谓的天之骄子，便很有可能成为一个虽然没有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具体行为，却仍然要为自己的思想与言论承担刑事责任的可怜虫。
而这，也成为丁仲祥第一次在电话中听到之后，为何会暴跳如雷的重要原因之一。
也成为了为什么陈一众母亲带着一群报社记者堵上领导的座驾后，原本意气风发的领导会秒怂，立马收回了在丁仲祥面前的嚣张气焰，终于肯让公安局释放被关在拘留所中的陈一众了。
可让人遗憾的是，当陈一众手中拿着释放通知书迟迟不肯签字时，当警察不耐烦的催促道“想什么呢，没待够啊，快点签字”时，当陈一众听到自己的母亲就在外面等着自己时，他依旧没有急于拿起笔在释放通知书上签字。
因为陈一众看到了释放通知书上，自己是以“反革命罪”被拘留的，因为只要他在这张释放通知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那么是否就变相承认了自己是“反革命”呢？
或许在大多数人看来，这只是一张走形式、走过场的释放通知书，可在一个学习至少2年以上法律的大学生看来，这个字如果签下去很可能会给他造成许多不必要甚至是后悔莫及的麻烦。
于是便有了这样的一幕，原本只要签个字就能离开看守所的陈一众，将释放通知书放在桌子上，指着“反革命”三个大字目光坚定的望着警察说道“我没反革命”。
面对这样的场景，本以为这将会成为一场极具戏剧性的拉锯战。
一方面是领导和警察十分迫切希望陈一从赶快离开看守所，一方面是陈一众因为“反革命”三个字誓死不肯在释放通知书上签字。
而在看守所外焦急等待的母亲，随之便再一次开启了带领记者大闹领导办公室等一系列的过激行动，直到双方中的某一方对“反革命”三个字做出了妥协或默许。
可让人意外的是，镜头一转之下，陈一众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走出了看守所，就这么轻轻松松跟着母亲离开了看守所。
至于陈一众是否在释放通知书上签字，剧中没有任何交代；至于警察听到陈一众的质疑或否定有任何表现，剧中没有任何交代；至少最终陈一众是以什么罪名被从看守所释放的，剧中也没有任何交代。
而这一切，这样一个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修正和替代的“反革命罪”，这样一个本该让陈一众吃尽苦头的重大罪名，就这么黑不提、白不提的被跳过了。
如果陈一众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如果看守所坚持陈一众是“反革命”，这样一个重大的罪名如果没有落实清楚，陈一众又是如何能走出看守所的呢？是太顾及领导的颜面？还是罔顾法律的尊严呢？
关于《重器》的解读暂时先写到这里，更多精彩解读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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