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总统公开“敲打”国内:别把反美当饭吃,中国这条路才走得通！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国家电视台谈到对美谈判时，突然把中国拉进了讨论。他问，美国把中国视为主要对手，为什么双方没有走向战争？随后又说，中国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实力持续增长。这句话触及了伊朗当下面临的一场路线争论：一个长期承受外部压力的国家，究竟要把多少资源用于回应美国，又该留下多少空间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

佩泽希齐扬想从“美国议程”里抽身

佩泽希齐扬这次讲话，首先是在回答伊朗国内对谈判派的质疑。强硬派一直担心，与美国谈判会把军事抵抗换成政治退让，甚至有人指责政府向最高决策层施压，迫使伊朗接受谈判。

佩泽希齐扬的回应很有针对性。他强调重大决定经过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武装力量协调，并提出一个判断，国家必须知道什么时候作战，什么时候谈判，什么时候保持距离。在这场内部争论中，佩泽希齐扬还称多数高级军事指挥官支持通过谈判结束战事。

他拿中国作比较，也就有了具体含义。中国面对美国持续增加的经贸、科技和安全压力，并没有把全部国家议程改造成对美回应。

竞争继续存在，科技投入、产业升级和对外开放同样继续推进。中国今年在谈到复杂外部环境时仍然强调做好自己的事，同时把创新、绿色发展和扩大开放摆在重要位置。

佩泽希齐扬希望伊朗国内接受的正是这种政策上的区分。谈判不代表相信美国，减少军事冲突同样不意味着削弱安全能力。一个国家完全可以保留威慑，同时避免让对手决定自己的政策节奏。

早在战争全面升级以前，佩泽希齐扬就曾用中国举例。他当时认为，中国面对美国压力，仍然努力扩大自身收益，伊朗也应该更多考虑国家发展和对外合作。战争只是让这种原先偏向经济治理的思路变得更加迫切。

伊朗总统现在放下了两种期待。一种是通过长期高强度对抗迫使美国彻底退让。另一种是签下一份协议便能自动解决伊朗的发展难题。佩泽希齐扬寻找的路径，是军事上守住安全底线，外交上争取活动空间，让国内把更多精力重新投入建设。

这个变化改变了伊朗讨论美国问题的方式。过去的问题往往是“怎样回应美国”。佩泽希齐扬现在试图增加另一个问题：美国施压当然要回应，但伊朗自己的经济、产业和社会治理怎么办？这两个问题的先后次序，对伊朗今后的发展可能比一次谈判输赢更加重要。

长期对抗最沉重的代价，是发展能力被持续挤压

伊朗为什么在此刻更需要调整？战争造成的破坏当然严重，不过佩泽希齐扬反复谈到的困难，并不只来自战场。

他公开承认国内存在水、电力、天然气、能源、银行体系和环境等多方面失衡。另一次讲话中，他提到通胀已达到45%至50%左右，并承认长期制裁和多年积累的问题共同压缩了政府的治理空间。

这些问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无法靠导弹解决。军事威慑能够提高外部攻击的代价，却无法替代电网改造，无法修复金融系统，也无法让企业重新获得稳定融资。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增加伊朗的谈判能力，却无法长期承担经济增长的功能。

一个国家长期把稀缺的财政资源、政治注意力和社会动员能力集中到安全对抗，生产体系积累的问题不会消失。更麻烦的是，外部冲突长期化会形成很高的风险溢价。

企业做投资决策时，不只看有没有制裁，还会考虑港口能否稳定运行，汇率是否可能剧烈波动，设备能不能按期进口，跨境结算会不会突然中断。即便没有新的禁令，只要战争风险持续存在，融资和保险成本就足以压低投资意愿。

佩泽希齐扬为什么要强调对话，原因也在这里。他需要的首先是一段能够缓解安全压力的政策空间。外部军事风险下降，港口和航运逐渐恢复，制裁出现松动，企业才可能重新评估投资，政府也才有机会把部分财政资源从紧急状态转回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

学习中国真正有价值的部分，在于怎样降低美国政策变化对本国发展的影响。外交能够买到时间。时间最后值多少钱，要看伊朗拿它建设了什么。

学中国能落到实处，靠的是把安全压力转化为建设能力

中国2025年全社会研发经费达到39262亿元，研发投入强度提高到2.80%。与此同时，中国仍然维持庞大的外贸规模和产业投资。这些能力积累产生了一个直接效果：外部限制能够制造成本，却越来越难轻易中断整个发展过程。

这才是伊朗最难抄的一页。伊朗需要把谈判获得的低风险窗口转化为电力、天然气、水资源、交通、工业设备和金融体系的修复。还要让私人企业看到更加稳定的经营预期，让技术人员和资本愿意留下，让更多财政收入进入生产能力建设。

这样的改变不会首先出现在外交声明里。它会体现在停电时间有没有缩短，货币能不能稳定，企业敢不敢投资，青年能不能找到工作。这些普通人的日常处境，最终才会决定所谓战略自主究竟有多少现实含量。

中国能够为伊朗提供重要合作空间，不过伊朗也不能把“学中国”简化成“依靠中国”。

中国长期是伊朗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2025年中伊货物贸易接近100亿美元，而未计入其中的伊朗原油贸易规模明显更大。这种经贸联系可以帮助伊朗缓解制裁压力，同时留下了另一个提醒，出口市场高度集中，也可能形成新的脆弱点。

中国发展经验里还有一部分经常被忽略，就是在维护安全的情况下保持广泛的外部经济联系。伊朗需要中国，也需要周边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中亚、南亚以及欧洲市场。外部关系足够多元后，任何一个力量单独施压时，伊朗可调整的空间都会增加。

外交环境确实影响了伊朗的发展空间，但真正支撑长期承压能力的仍然是国内建设。

伊朗能学到多少，取决于国内是否允许政策重心移动

当然，伊朗和中国的条件差距很大。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完整工业体系、庞大的制造能力和长期科研投入。伊朗人口、市场容量和工业结构完全不同，又受到长期金融制裁，复制中国发展路径缺乏现实基础。

更加棘手的限制其实来自伊朗内部。伊朗领导层虽然在战争问题上维持统一姿态，但围绕战争目标、对美谈判和今后的治理方向仍有明显分歧。佩泽希齐扬和部分务实力量希望利用现有军事能力换取可以接受的外交安排，部分强硬力量则对妥协保持高度警惕。

这也解释了佩泽希齐扬为什么反复强调谈判决定经过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军方协调。他必须证明，外交选择没有绕开伊朗的安全体系。

除此之外，他还要说服伊朗政治体系接受一个更加难的问题：长期维持高强度对抗，并不会自动增加战略自主，有时候反而会让有限资源持续锁在安全领域，让经济多年处于紧急状态。

真正的考验会发生在谈判之后。外部环境缓和几个月，伊朗会不会重新进入高烈度地区冲突？制裁松动带来的收入，会不会优先修补能源、金融和生产体系？安全机构能否给经济部门一个稳定的政策周期？

这些选择比任何一次电视采访都更能判断佩泽希齐扬的路线有没有进入实际政策。伊朗总统这次拿中国举例，有一层变化很明显：他开始公开讨论“力量从哪里来”。

过去伊朗政治叙事更强调抵抗能够保住国家。现在佩泽希齐扬试图补上后半句话，保住国家之后，还必须拥有发展的能力。伊朗在对付美国中“学中方这一招”，学的是不要让美国决定自己的国家议程。

能谈的时候争取空间，需要防卫的时候保留威慑，更多时间则用来建设电网、工厂、金融体系、技术能力和民众生活。